20世纪的最后10年，沉闷的氛围开始笼罩一切。权力和市场结盟，青年学生不再仰望星空，转而求之于市场和金钱。
　　一位默默无闻的人继承了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在封闭教育体系的缝隙里，发起了青年学子关注农工的社会运动。他带领青年学子和底层农工站在一起，去农村调研、创建组织，读书、讨论社会问题。
　　他叫刘老石。
　　2000年左右，刘老石成为天津科技大学的老师。他教政治经济学，并负责学生工作。知道学生会用睡觉和逃课对抗沉闷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他意识到必须改变。
　　在这所非知名的高校，他放开政策，鼓励学生结社。几十家社团迸发出来。如狂疯演讲口才协会，学员们会站在人流如织的食堂前的桌子上，高声咏颂；会在图书馆前的台子上高呼人生信条；会到每一个宿舍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的真诚。
　　其中一个社团对刘老石产生深远影响——新希望农村发展促进会。2000年冬天开始，该社团下乡调查支农，直到今天，从未停止。
　　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是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税费负担和土地权益抗争中的中国农民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忍耐和勇气。一个偶然的机缘，刘老石遇到了温铁军，开始成为当时温铁军所带领的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边缘人。一边做大学老师，一边在杂志社做兼职编辑，同时在京津地区和全国发动建立大学生支农社团。
　　这是一条在体制夹缝里寻找光明的道路。学生们通过和底层农工接触，开始重新认识和思考周围的世界。许多人的人生方向由此改变。
　　刘老石十年如一日，往返于北京和天津，指导全国大学生支农。他利用所有的节假日，和学生们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和学生、农民一起吃住，制定严格纪律不拿农民一针一线。他是一位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行动主义者，不愿意在书斋做学问，也不愿意依靠论文评职称。
　　短短一两年，全国支农学生社团达到八十多个。2003年元旦前后，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大学生支农培训会，72所高校的社团负责人参加了培训。这些人后来成为支农活动的中坚，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落到哪里，哪里发芽。
　　支农队的组织模式也曾引起争议，比如唱革命时代的歌曲。刘老石从来不因为左右而对人不同。他请来茅于轼、党国英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给学生们上课。在现实面前，从实际出发，面对农民的需求，左右的差别并不大。
　　刘老石走后，没有人掀起左右之争，全国各地涌来潮水般的悼念文章。受他影响的青年学子成千上万，他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对生活抱着热烈希望和坚定信念的人竟遭遇厄运。
　　我和刘老石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京郊的院落，那是他成立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所在地。许多青年学子从此地出发，去往农村，又返回城市。许多人后来成了记者、社会工作人士。那天是农村人才计划的答辩仪式，我是评委之一。晚上，我们在搞沙龙。他让我给学员们讲讲东西，我没有任何准备，只能滔滔不绝讲采访的故事。讲完后，他对我说，“没想到小新现在这么会讲。”其实，并非我会讲，只是做记者见识了五彩斑斓的社会现实。我已经几年没有做农村报道，甚至也不关注农村了，可刘老石始终是我心中的精神家园，也是老支农人共同的精神家园。这是我们人生的起点，是我们认识社会的起点。
　　和刘老石在一起，很少谈论私事。惟有一次，是在2002年的除夕之夜。寒冷的河北农村，没有暖气。他谈起他的过去。他说，那时做外贸，喝酒喝死人。半梦半醒间，我想，他一定是厌倦了没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一直追求意义。
　　京郊院落的墙壁上有一行白色大字——“过有意思的生活”。在这里，大家早起锻炼、读书、谈论社会问题、下农村调研，俨然是一个理想主义圣地。
　　那次沙龙的夜晚，星星明亮。他对我说，他们的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他想买或者租一大块地，大家像大家庭一样生活，把父母接到身边来。这是他心中的乌托邦，是他的梦想。
　　老支农队员毕业后，多数人进入合乎现代社会规则的轨道生活，为房子、车子、职位奔波，偶尔还会记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可刘老石从未遵循这样的轨道。
　　去年，他正式辞去大学教师职位。大学的管理机构在他眼中是“狭隘和怯懦的嘴脸。”他忧心忡忡地质问：“面对日益焦躁的青年们，管理部门还有多少时日抱残守缺，我们还有多少狠心让青年们一批批地倒下？”他改变不了他所服务的大学，最后选择离开。离开不意味着躲避和退缩，他要在他花10年时间开辟的、属于万千学子真正的大学里耕耘。
　　可叹，出身未捷身先死。3月21日，刘老石像往常一样，从北京西北郊的院落去北京南站，坐快车返回天津，在即将到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昏迷3天之后，3月24日晚上，他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甚至来不及和同仁们说一句再见。
　　或许是上天注定，去年这篇10年总结之作，他用的标题是《老师是用来牺牲的》。文章的结尾，他写道：“青年们是用来成长的，老师却是用来牺牲的，甚至这个时代都是用来牺牲的。是的，没有牺牲哪有成長呢？但愿在一棵老树旁能够长出满怀希望的春天来。
　　温铁军在祭文中写道：刘老石，他是一块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