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分为两大派系，一是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的上座部佛教，二是流行于越南、新加坡的大乘佛教，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也有相当部分信仰大乘佛教。其中缅、泰、老、柬四国佛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高达85%、90%、95%、93%。佛教是越南的第一大宗教，全国有75%的人受过佛教教育或影响。佛教也是新加坡的第一大宗教，但信众已从2000年占总人口的42.5%下降到2010年的33.3%。目前，东南亚是世界佛教中心之一，尤其是东南亚的缅、泰、老、柬，占据了上座部佛教的大半壁江山。
　　佛教徒的思想和行动指南
　　经过上千年的沉淀，佛教教义已在较大程度上内化为东南亚佛教徒的思想和行动指南。虽然学术界很多人认可缅族是从中国迁徙过去的，但缅甸的史书却把民族的源流与佛教联系起来，认为缅族是释迦牟尼这一族系的后裔。在缅、泰、老、柬四国，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身穿红色袈裟的和尚与身着粉色袈裟的尼姑在城市、乡村化缘；信众早上起来，首先是给佛龛里的佛像搞卫生，然后做好饭菜等着和尚尼姑来化缘，并且一定要把最好的部分布施舍给僧侣。与中国的大乘佛教不同，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的僧人可以吃荤。为了体现平等，僧人要把化缘来的食物倒在一个大的容器内搅拌，等这个寺庙所有僧人聚齐后才开始用餐。当然，佛教也是有等级的，寺庙的住持一般不出去化缘。另外，也许是受佛教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居民性格相对温和，生活节奏也比较缓慢。
　　佛教不仅是缅、泰、老、柬四国民众的主要宗教信仰，它还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和外交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上述四国的主体民族而言，做该国的国民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做一名佛教徒，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佛教。小孩出生，要请僧侣来祝福；人死了，要请僧侣来超度。小孩长到七岁左右，就要出家一次，短则七天，长则一生。小男孩如果没出过家就被认为是没有成人的资格，连找对象、找工作都会遇到困难。所以，在这些国家里，父母就是再穷也要把孩子的出家仪式搞得热热闹闹，甚至比结婚仪式都气派。为了节约经费，有些地方也会把几个孩子集中起来举办出家仪式。孩子结婚，一般都要请僧侣来参加婚礼，经济条件较好的会请来上百僧侣。大厦落成、商店开业、公司和机构举行重要活动也要请僧侣来参加并致辞、诵经。一个村庄或社区有重要事项需要决定时，负责人都要听取僧侣的意见。僧侣的地位很高，信众都是跪着与僧侣交谈，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高僧面前下跪。孩子出家之后，连父母都要对其跪拜。
　　在缅、泰、老、柬四国，佛塔和寺庙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人们举行公共活动乃至避难的场所。在农村，几乎所有村庄都有佛塔。在国外的缅甸人也是以佛塔或寺庙为中心分布。寺庙还是教育场所，出家的小孩就在寺庙学习，没钱上学的孩子甚至可以长期在寺庙学习。如今，寺庙学校不再只是教人识字和学习佛教教义，也开始教电脑和外语了。
　　在缅、泰、老、柬四国，除了公历之外，也普遍采用佛历。国家颁布的法律、重要的通知、每天的报纸上面，都写有佛历。这些国家甚至有数十个与佛教相关的节日，多得让人记不住，泼水节其实就是佛历新年。
　　东南亚政治与佛教的相互影响
　　佛教在东南亚入世的现象比较突出。古代，佛教与皇权是结合在一起的，国王往往被视为佛教的保护者，民族、国王与佛教三位一体。部分东南亚国家独立之后曾把佛教列为国教，如1961年的老挝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国王是最高的保护者”。缅甸在1961年8月曾短暂地把佛教列为国教，但遭到其他宗教信徒的强烈抵制，并发生了宗教冲突，这一宪法修正案不得不废除。泰国宪法虽没有把佛教定位国教，但宪法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并且有扶持佛教的义务，国旗上的“白、红、蓝”三色就代表着“佛教—国王—国家”，因此，佛教是泰国事实上的国教。柬埔寨独立之初，西哈努克继续推广民族—佛教—国王三位一体的理念，并用佛教教义来指导国家建设，因此在一般老百姓看来，佛教加君主制就是柬埔寨这个国家，这也是西哈努克在柬埔寨一直享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佛教对东南亚各国政治的影响也很大。在民族解放斗争期间，捍卫佛教是民族主义者凝聚人心、发动攻势的有力武器，吴欧德玛等高僧一度是缅甸反英斗争的领导力量。南越吴庭艳统治期间，曾有佛教僧侣通过自焚等方式发动反美反政府的斗争。自成体系的佛教僧侣和僧侣协会还是东南亚相关国家中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在缅甸独立后的历次反政府运动中，僧侣都是主力军，在1988年的民主运动和2007年的“袈裟革命”中表现尤其突出。缅甸僧侣在1990年还发动过针对军政府的抵制运动，并且拒绝接受来自官员和军人的布施，这无异于不承认上述人员是佛教徒，最后军方抓捕了一批牵头的僧侣才把事件平息下去。1993年的柬埔寨宪法规定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佛教的僧王是王位遴选委员会成员。缅、泰、老、柬四国政府无不通过大力扶持佛教来获得民众支持，同时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对僧侣的管理。
　　佛教兴盛对东南亚相关国家经济发展的利弊，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佛教是制约东南亚佛教国家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他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几万到数十万的壮年男子不从事生产，而要由整个社会来供养，这确实是个负担。而且，佛教的“轮回”和“功德”等观念使信众认为现世物质生活的高低是前世决定了的，因而降低了社会的进取性（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讲也加强了社会的平和性）。与此相关的是，广大佛教徒一旦有了收入之后，就拼命地做功德，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向僧侣布施，修建佛塔和寺庙，大量社会资金并没有流向生产领域，也影响到储蓄率。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类向自然拼命攫取的经济发展模式终将难以为继，因此，泰国国王普密蓬提出了根植于传统的和谐乡村生活思想和完美的等级制度的“充足经济”（佛教经济学）概念，推崇自给自足，要求实行方方面面都适度的经济运行模式。
　　佛教也是东南亚相关国家的重要外交工具，主要方式是主持召开佛经结集和校勘大会，派遣僧侣到国外交流，为国际佛教组织提供帮助并争夺国际佛教组织领导职位等。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简称“世佛会”）1950年成立于斯里兰卡科伦坡，1958年总部迁到缅甸仰光，1969年又永久落户泰国曼谷，泰国为“世佛会”的运转提供了大量资助，从而巩固了自己在世界佛教界的影响力。缅甸政府在1990年之后大力开展佛教外交，希望借此增加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改善对外关系。
　　（作者为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