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很艰难
　　
　　记者：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民间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这个领域的保护情况怎么样？
　　冯骥才：十年以前，我提了一个概念，叫文化自觉。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一个文化自觉，因为时代转型了，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特色。后来费孝通也专门写过关于文化自觉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到了最近几年，国家开始文化自觉了，比如确立国家名录，确立非遗文化，传统假日放假，确立文化遗产日等等，另外温家宝总理也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更久远。由专家到国家的文化自觉，我觉得这一条线上是顺畅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国家只有国家的文化自觉是不够的，还要必须变成全民的文化自觉，这个社会才能文明才能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出现了问题。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确定完非遗的传人之后，很多的传承人就去世了。我觉得消失是自然的，因为每一代艺人到岁数了都要消失。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被确定为国家非遗之后，它的价值是什么？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者在一个城市里面，或者在一个地区里面，一个乡村里面，它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一个商业资源吗？它是一个地区的招牌吗？它还是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和审美的表现？独特的精神气质的表现？是老百姓应该引以为荣的一个地方的文化创造？然而，现在几乎没有老百姓认为非遗是他们的一个骄傲。
　　记者：为什么呢？
　　冯骥才：我給你举个例子，中日韩三国学者在我学院里开会，我们互相交流田野抢救保护的经验，韩国人和日本人都很佩服我们，我们是举国体制调查，他们是个人下去，韩国、日本调查都没有像中国这么调查过。
　　后来我就请他们看国家非遗天津法鼓，我请他们到现场看，表演结束以后，我就跟一位大爷聊天，你敲得那么好，是国家非遗传承人，现在地方一年给你多少补助。他说什么补助？弄得我很尴尬，我知道国家非遗的传承人每年补助八千块钱，当时涨到一万了。他说没有，一分钱也没有拿过，都是自己出钱。当时我就不敢让翻译给翻译了，正好当地有一个区里的干部，我就问了，国家文化部每年钱到你们区文化局，好几年了，怎么会他没有钱呢？他就说不清楚，磕磕巴巴的。我一听就火了，我说刘大爷，我欠你5万元，凭证到我这儿来取钱，当着老百姓的面我就给了电话，让他来我单位取钱，我说我支持你。
　　记者：也就是说，国家是给了钱的？上面给截留了？
　　冯骥才：对，截留了，国家的钱变成了那个地区文化部门的一个计划经费了。很多国家给地方的钱，给了钱他不给下面的传承人，因为那样没有他的政绩，他搞一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展览，就变成他的政绩了，他就拿着钱干跟他自己有关的事，这个钱下不去。
　　现在的情况是重申请，轻保护。保护谁？用什么办法保护？哪个部门保护？这些全部是空白，因为每一级政府完成政绩以后，就没人再管这事了。
　　就是说，我们抢救挖掘出来的东西放在那儿没人管了，它怎么办呢？因为他有了国家非遗的旗号了，走入市场容易，就进入市场了。进入市场以后，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们，民间文化的这些艺人，不知道自己的艺术和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在市场上，看你的好学你，看他的好学他，怎么来钱我怎么干，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大量的手工东西变成机械的东西，比如说拿机器压剪纸，这在各地方非常普遍，拿机器印年画，木板不要了，拿机器仿照木板做出来的，现在印出来的跟木板很像，把手工文明变成了工业文明。
　　民间艺术非常重要的几个价值，第一个是民族价值，第二个是地域价值，第三个就是手工价值。这几个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了，变质了，就没有这个遗产了，国家的非遗就变成空的东西了。
　　记者：如果不产业化，这个文化遗产应该怎么解决？
　　冯骥才：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是手工的，不是工业文明，是无法进入文化产业的。它只有变，比如说把民间故事变成了动漫了，你才可以变成文化产业，才可以进入这个文化产业。你民间故事本身，怎么能进入文化产业呢？民间的一个剪纸，你就是在市场卖也不是文化产业，不能说你这个东西进入了市场就是文化产业，我认为所有的文化遗产，都不能进入产业。
　　记者：那么这些文化遗产应该怎么保护？
　　冯骥才：我觉得应该国家保护。国家不能把文化遗产推到市场就认为产业化了，产业化了你的文化遗产就保护好了，你就可以繁荣起来了，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文化遗产主要是保护文化遗产的精神，让传承人精益求精制作自己的东西，国家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提高他的尊严，让人们要花很多钱才能买到他的东西，这是国家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你把它推到市场就没事儿了。
　　
　　国家要有文化形象
　　
　　记者：怎么看待老城改造中大量拆除民居，只保留帝王将相和名人宅院现象？
　　冯骥才：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官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还是看到那个房子的贵重程度，建筑本身的物质价值，不是看它的文化价值来看的，是从商业价值来衡量的。所以他们喜欢新天地的改造模式，我们现在660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历史板块，要么被商业开发了，变成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是变成一个风情街、酒吧街，在景观上还存在一点东西，作为地标存在。
　　我认为代表一个城市真正的魅力的，是它的街区生活、文化，它往往并不是那些皇家、宗教的建筑。比如说故宫，它是象征性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北京真正的文化，真正代表北京的文化，恰恰是那些四合院和胡同所组成的那些历史街区。
　　记者：城镇官员为什么都会有这样的选择？
　　冯骥才：我认为，我们的文化问题是官员的政绩观问题。再往下讲往下追的话，就是我们不良的政绩观，不仅是伤害了文化，伤害了我们自然的资源，伤害了我们的社会，伤害了我们民众的利益。
　　记者：政府每年那么多钱投入到文化方面，钱流向了哪里？
　　冯骥才：国家实际上对文化投的钱并不少，设立了那么多的基金，在这种整个学术腐败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把这些钱都削减了，国家也没有更好的一个构想。所以在前年总理的座谈会上，我说国家要有一个金字塔似的文化战略，国家的钱要用在金字塔的峰顶上。
　　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有历史的国家文化形象，我们没有当代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不是靠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导演，用几个刘翔、姚明、郎朗、章子怡这些帅哥靓女拍一些宣传片就行了，它不能代表国家文化形象，国家文化形象是什么？如果要是俄罗斯没有托尔斯泰、没有列宾、没有柴可夫斯基，俄罗斯的艺术就是一个平原。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你还得是我们时代里面的一些文化经典，彰显当代文化的一个高度。中国现在没有这个高度，最大的问题是它整个的文化，实际是一个扁平化的东西，摊开后像一张大饼。
　　我当时跟温家宝总理提的就是建立一个类似法兰西艺术学院的机构，法国就把国家最优秀的人才搁那里。这些人的推选，不是政府官员选的，是整个艺术界的人士投票推选出来的。日本也这样，有一个类似的委员会，比如说东山魁夷死了，那到底是平山郁夫进呢，还是加山又造进呢？那时候，文化界、各种媒体上的讨论就开始出现了，谁进这个委员会是全体日本人的一件大事。
　　我觉得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就应该是专家管，不应该是文化部管，也不应该是中宣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