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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长期背景来看，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经济转型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依然突出，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也有待形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还不能获得牢固和稳定的基础。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课题组的分析，这种由于发展阶段转化所导致的增速下滑压力，至少在今明两年都会继续存在，对此，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7%左右，也代表政府对今年增速继续做出下行的判断。今年1-2月，工业生产、实物指标、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等部分经济数据都低于去年增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对中国经济悲观的声音增多，国际上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声音也有所增多。
关于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走势
分析短期形势变化主要还要看总需求的变化趋势。
先看外需。总体来看今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阶段，各区域发展状况可能更趋分化，但总体有望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一是美国经济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一方面，美国二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表现远胜市场预期，失业率由一月份的5.7%下降为5.5%，下降幅度也超出预期。另一方面，二月份产能利用率78.9%，较一月略微下降0.2个百分点。综合各种分析判断，美国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二是欧元区经济出现积极迹象。一方面，受通货紧缩、地缘冲突的打击，加上高失业率和结构改革缓慢，欧盟经济复苏乏力。但另一方面，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欧元贬值，以及西班牙等南欧经济体逐渐企稳，近期欧盟经济出现积极迹象，今年欧盟经济有望止跌回稳，出现1%左右的增长。三是日本经济将维持低迷状态。日本去年四季度GDP同比下降0.8%，今年1月工业生产同比下降2.8%。日本央行从去年10月开始加大货币政策刺激力度，物价水平有所回升，去年12月达到0.5%。但进入2015年后，受国际油价、国内食品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CPI再次出现下降，同时，受结构改革滞后的影响，经济从总体上难有大的起色。另外，在新兴经济体方面，除了印度经济增长相对强劲以外，其他经济体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资本流出、财政平衡压力加大和潜在增速下降等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短期也将难以有明显起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今年出口环境比去年会有所改善，出口增速有可能会略高于去年。
在外需难以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2015年经济运行状况主要靠内需。消费需求方面，201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今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收入增幅将有所降低，加之由于去年住房销售面积的大幅下滑，与之相关的消费将减少，估计今年消费需求的增幅可能呈现稳中略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内需增长的关键仍在于投资。能否保持投资的适度和有效增长，成为短期内稳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
目前在我国固定资产中，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三大块，约占总投资的85%左右。这三大块投资的走势，基本决定了总投资的走势。去年房地产投资增长10.5%，比2013年的19.8%，大幅回落9.3个百分点。从目前住房存量和销售进度看，二线及以下城市住房库存大都超过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与1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6个，上涨的城市有2个，持平的城市有2个。而如果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的是69个，持平的是1个。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政府出台新的房贷和其他支持自住型住房政策，但房地产投资下行的态势短期内将难以逆转，预计今年房地产投资增幅还会在去年较大幅度回落的基础上进一步回落。
再看制造业投资方面，受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盈利不佳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投资已经连续3年呈现较大幅度回落。2012年增速为22%，比上年回落9.8个百分点，2013年回落至18.5%，回落3.5个百分点，去年为13.5%，与前年相比又回落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制造业投资方面，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是存在的。有利的方面主要是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国家加大环保力度促使企业技术改造等，不利的因素主要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房地产市场调整、汽车市场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期等不利于市场需求的扩大。权衡利弊，估计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制造业投资增速还会进一步回落，但回落的幅度会缩小，呈降中趋稳态势。
最后，基础设施投资。近两年，基础设施投资都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对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从当前情况来看，尽管基础设施需求不如前些年那样强烈，但不论从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差距和需求还是巨大的。然而受地方财力和项目特点等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面临下降压力。如何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如何通过财政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政府稳增长举措中的一个重点领域。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阶段转化、“三期叠加”特征等中长期因素来看，还是从外需、内需的相对短期趋势来看，今年甚至明年，我国经济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从而稳增长也将是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重大任务。
关于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几点思考
关于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论述，那就是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下，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如何贯彻落实这个总体要求，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三个“双”的工作思路，即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以及政府工作需要把握好的三点，即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政策思路和总体要求呢？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全面和深刻理解《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这一要求的重要意义。
我们现在说进入新常态，更多地是说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内外部环境进入了一种新常态，是说在这种新常态之下，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经济已经不可能实现过去那种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但怎样才算是形成了新的增长新常态呢？至少有两点是重要的：一是过去粗放增长模式下所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二是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经济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中高速增长获得比较稳定和可持续的基础。显然，这两个任务现在还没有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还处于为新的增长常态奠定基础的过渡阶段。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只有成功迈向中高端，才能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中高速。
但这一点知易行难，原因在于，在我国现阶段“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需要同时面对转方式和控风险两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虽然长期来看是一致的，是相互促进的，但短期内往往相互掣肘，相互胶着，甚至相互矛盾。加大转方式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还要面临化解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的任务;而如果短期内把控风险和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在推改革、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大，甚至积重难返，最终陷入增长下滑和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落入增长陷阱。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在保稳定、控风险和促改革、调结构之间取得平衡。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经济转换阶段，需要我们很好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增速回落。一种是由于阶段转换、潜力变化和结构调整、矛盾化解等所导致的增速下降。另一种是由于经济景气循环变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这两种增速下降虽然根源不同，但却会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加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前一种下降所导致的后一种下降。因为，经济增速变化不仅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由于潜力下降或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过预期因素导致经济的周期循环型下降。我们应当接受第一种下降，避免第二种下降，或者至少要把这种下降控制在合理的区间。这也就是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的要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防止经济的惯性下滑。当然，对于经济增速达到多少是合理区间，多少算是滑出了合理区间，大家一直都有不同的分析和看法。我们的研究认为现阶段增速保持在6%-8%的范围内是合理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合理区间要坚持一个死数据，而应当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注重就业与民生，注重环境的改善，注重风险的防控，在这些目标和要求能够比较好的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增速低一些也应当是可以接受的。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时期未能处理好上述关系，在二者之间顾此失彼。这个教训十分深刻，需要吸取。我们既不能为了维持短期的增长和稳定而延误改革和调整的时机，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采取简单的大规模需求刺激，导致增长上不去而让矛盾进一步积累。也不能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不采取必要措施而任由经济滑出合理区间，从而不仅损失发展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改革和转型的环境。
如何才能比较好地实现这二者的平衡。就是要在坚持不采取大规模的、简单的需求刺激的情况下，坚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用力，特别是要尽可能多地采取既有利于扩大需求，又有利于改善供给和惠及民生的政策。这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打造增长的“双引擎”。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能够惠民生、调结构的投资需求。实际上，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想像一下，只要将现在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将现在的农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标准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等等。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从需求侧形成增长的新动力，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另外，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来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原因所在。
二是要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发挥创造条件，就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三是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快形成有利于新产业成长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现阶段，一方面，信息、新能源等技术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也层出不穷，把二者相结合，更展现出无穷的新商机、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也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制约，也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
最后，要加快改革，尽快构建起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
总之，新常态之下，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为作者在紫光阁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有删节。）
关于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走势
分析短期形势变化主要还要看总需求的变化趋势。
先看外需。总体来看今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阶段，各区域发展状况可能更趋分化，但总体有望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一是美国经济有望继续维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一方面，美国二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呈现较大幅度增长，表现远胜市场预期，失业率由一月份的5.7%下降为5.5%，下降幅度也超出预期。另一方面，二月份产能利用率78.9%，较一月略微下降0.2个百分点。综合各种分析判断，美国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二是欧元区经济出现积极迹象。一方面，受通货紧缩、地缘冲突的打击，加上高失业率和结构改革缓慢，欧盟经济复苏乏力。但另一方面，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欧元贬值，以及西班牙等南欧经济体逐渐企稳，近期欧盟经济出现积极迹象，今年欧盟经济有望止跌回稳，出现1%左右的增长。三是日本经济将维持低迷状态。日本去年四季度GDP同比下降0.8%，今年1月工业生产同比下降2.8%。日本央行从去年10月开始加大货币政策刺激力度，物价水平有所回升，去年12月达到0.5%。但进入2015年后，受国际油价、国内食品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CPI再次出现下降，同时，受结构改革滞后的影响，经济从总体上难有大的起色。另外，在新兴经济体方面，除了印度经济增长相对强劲以外，其他经济体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资本流出、财政平衡压力加大和潜在增速下降等因素影响，经济运行短期也将难以有明显起色。
在这样的背景下，预计今年出口环境比去年会有所改善，出口增速有可能会略高于去年。
在外需难以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2015年经济运行状况主要靠内需。消费需求方面，201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今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居民收入增幅将有所降低，加之由于去年住房销售面积的大幅下滑，与之相关的消费将减少，估计今年消费需求的增幅可能呈现稳中略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内需增长的关键仍在于投资。能否保持投资的适度和有效增长，成为短期内稳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
目前在我国固定资产中，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三大块，约占总投资的85%左右。这三大块投资的走势，基本决定了总投资的走势。去年房地产投资增长10.5%，比2013年的19.8%，大幅回落9.3个百分点。从目前住房存量和销售进度看，二线及以下城市住房库存大都超过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与1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6个，上涨的城市有2个，持平的城市有2个。而如果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的是69个，持平的是1个。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政府出台新的房贷和其他支持自住型住房政策，但房地产投资下行的态势短期内将难以逆转，预计今年房地产投资增幅还会在去年较大幅度回落的基础上进一步回落。
再看制造业投资方面，受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盈利不佳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投资已经连续3年呈现较大幅度回落。2012年增速为22%，比上年回落9.8个百分点，2013年回落至18.5%，回落3.5个百分点，去年为13.5%，与前年相比又回落5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制造业投资方面，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都是存在的。有利的方面主要是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国家加大环保力度促使企业技术改造等，不利的因素主要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房地产市场调整、汽车市场进入相对较低的增长期等不利于市场需求的扩大。权衡利弊，估计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制造业投资增速还会进一步回落，但回落的幅度会缩小，呈降中趋稳态势。
最后，基础设施投资。近两年，基础设施投资都保持了20%以上的增速，对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从当前情况来看，尽管基础设施需求不如前些年那样强烈，但不论从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差距和需求还是巨大的。然而受地方财力和项目特点等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也面临下降压力。如何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如何通过财政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政府稳增长举措中的一个重点领域。
由此可见，不论是从阶段转化、“三期叠加”特征等中长期因素来看，还是从外需、内需的相对短期趋势来看，今年甚至明年，我国经济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从而稳增长也将是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重大任务。
关于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几点思考
关于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论述，那就是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下，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如何贯彻落实这个总体要求，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三个“双”的工作思路，即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以及政府工作需要把握好的三点，即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政策思路和总体要求呢？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全面和深刻理解《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保持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这一要求的重要意义。
我们现在说进入新常态，更多地是说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内外部环境进入了一种新常态，是说在这种新常态之下，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经济已经不可能实现过去那种接近两位数的增长。但怎样才算是形成了新的增长新常态呢？至少有两点是重要的：一是过去粗放增长模式下所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二是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经济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中高速增长获得比较稳定和可持续的基础。显然，这两个任务现在还没有完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还处于为新的增长常态奠定基础的过渡阶段。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只有成功迈向中高端，才能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中高速。
但这一点知易行难，原因在于，在我国现阶段“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增长阶段转换过程需要同时面对转方式和控风险两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虽然长期来看是一致的，是相互促进的，但短期内往往相互掣肘，相互胶着，甚至相互矛盾。加大转方式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强化市场约束，促进优胜劣汰，长期来讲无疑有利于保持增长活力，控制风险，但短期内会加大矛盾和风险，况且短期内还要面临化解历史积累的矛盾和风险的任务;而如果短期内把控风险和保持稳定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在推改革、促转型方面迈不开步子，时间一长，矛盾和风险会更大，甚至积重难返，最终陷入增长下滑和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落入增长陷阱。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在保稳定、控风险和促改革、调结构之间取得平衡。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经济转换阶段，需要我们很好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增速回落。一种是由于阶段转换、潜力变化和结构调整、矛盾化解等所导致的增速下降。另一种是由于经济景气循环变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这两种增速下降虽然根源不同，但却会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加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前一种下降所导致的后一种下降。因为，经济增速变化不仅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心理预期因素的影响。由于潜力下降或结构变化导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过预期因素导致经济的周期循环型下降。我们应当接受第一种下降，避免第二种下降，或者至少要把这种下降控制在合理的区间。这也就是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的要保持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防止经济的惯性下滑。当然，对于经济增速达到多少是合理区间，多少算是滑出了合理区间，大家一直都有不同的分析和看法。我们的研究认为现阶段增速保持在6%-8%的范围内是合理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合理区间要坚持一个死数据，而应当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注重就业与民生，注重环境的改善，注重风险的防控，在这些目标和要求能够比较好的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即使经济增速低一些也应当是可以接受的。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时期未能处理好上述关系，在二者之间顾此失彼。这个教训十分深刻，需要吸取。我们既不能为了维持短期的增长和稳定而延误改革和调整的时机，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采取简单的大规模需求刺激，导致增长上不去而让矛盾进一步积累。也不能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不采取必要措施而任由经济滑出合理区间，从而不仅损失发展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改革和转型的环境。
如何才能比较好地实现这二者的平衡。就是要在坚持不采取大规模的、简单的需求刺激的情况下，坚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用力，特别是要尽可能多地采取既有利于扩大需求，又有利于改善供给和惠及民生的政策。这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打造增长的“双引擎”。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能够惠民生、调结构的投资需求。实际上，现阶段我国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资需求空间。想像一下，只要将现在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只要将现在的农房按最基本的抗震标准改造一遍，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等等。问题在于，与前一阶段的投资相比，这些领域投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大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都不是可以直接商业化的投资。如何通过财政、金融制度的创新，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可持续的投融资体制，从而充分释放国内投资需求空间，从需求侧形成增长的新动力，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另外，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来支持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原因所在。
二是要通过改革，释放由于体制缺陷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在要素供给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较优势或后发优势。比如，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美国，但由于政府管制过多、竞争不充分，致使我国在资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远高于美国。如果计算综合成本，中国反而高于美国。这是导致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回归甚至不少中国企业选择到美国设立分厂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打破垄断，提高这些领域的质量，降低成本，就能为我们本来具有的比较优势发挥创造条件，就能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三是要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尽快形成有利于新产业成长的体制和政策环境。现阶段，一方面，信息、新能源等技术的进步可谓一日千里，另一方面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新业态也层出不穷，把二者相结合，更展现出无穷的新商机、新业态。另外，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环保、养老等服务也存在巨大需求。但这些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监管方式、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制约，也需要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创造适宜的环境。
最后，要加快改革，尽快构建起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和社会环境。
总之，新常态之下，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的释放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和创新去争取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为作者在紫光阁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