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独立精神
　　丰子恺育有子女七人，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 《战国策》
　　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底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孩子长大成人以后，
　　社会成了锻炼他们的环境。学校对年轻人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个人的身上留下
　　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却是家庭。
　　——宋庆龄
　　善于对孩子发问
　　有一天中午，北宋著名哲学家邵康节与12岁的儿子邵伯温正在院子里乘凉。这时，院墙外边有个人突然探出头，朝院子中扫了几眼，又缩了回去。邵康节问儿子：“你说这个人在干什么？”儿子说：“八成是个小偷，想偷点东西，看见有人就走了。”“不对。”邵康节启发儿子道，“如果是小偷，见到院子里有人，肯定会立刻缩回头去。但这个人明明看到院子里有人，却还是扫视一番，这说明什么呢？”儿子想了一会儿说：“他恐怕是在找东西吧。”邵康节又问：“是的，但是他只扫了几眼，那是找大东西还是找小东西？”儿子回答：“是找大东西。”邵康节提示儿子：“那么，什么东西会跑到我们院子里来呢？那个人是农民打扮，他会来找什么东西呢？”这回，儿子肯定地回答：“他肯定是来找牛的。”邵康节笑着点点头道：“说得对，他很可能是来找牛的。以后遇到问题，你要多动脑筋才是啊。”
　　人不教不懂，
　　钟不敲不鸣，
　　树不修不长，
　　娃不管不成。
　　——俗语
　　钱锺书挨打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著名学者、作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锺书读小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都要去父亲的办公室自修或学习古文。1926年秋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也没有回无锡。此时，16岁的钱锺书正读中学，少了管束，他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次年夏天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锺书因为过不了关，挨了一顿痛打。这次的经历，激起了钱锺书发愤读书的志气，遂广泛涉猎 《古文辞类纂》 《骈体文钞》 《十八家诗钞》 等，打下了坚实的古诗文基础。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
　　全方位的爱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个个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长子梁思成、考古学家次子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五子梁思礼。另外，四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梁启超对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方面，而且在为人处世、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写信时，梁启超常常毫不掩饰自己的爱，在1927年6月给孩子们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在求学这方面，梁启超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他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同时，梁启超经常对孩子们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在1923年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他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