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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未必可同归
黄光裕和刘永行，曾经是本刊多次报道的风云人物。他们给外界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低调。
民营企业家的低调，似乎有两种解释，或是基于对“原罪”的敬畏和惧怕，或是君子取财有道之后精神与境界的升华。
黄光裕和刘永行，都是首富（不同的排行榜），但行事作风迥异。一个大胆冒进，冒险犯难的做派跃然于纸上；一个则是审慎稳健，步步为营，在特殊国情下，走一步看一步，不轻易出手，更热衷于赚慢钱。一个是强硬霸气，不由分说，凡事趟水而过；一个则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该出手决不出手，行事作风稳健宽容，凡事留有余地。
很多人视胡雪岩为近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成功范例，但他的致命死穴就是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
黄光裕看来也是！
殊途未必可同归。
殷鉴不远。
杨锦麟(凤凰卫视)
让人痛苦的“一月阻99批考察团”
距离媒体披露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官员出国“考察团”已有一阵，江西出台整治意见也有数日，但温州官方对此仍是“铁板一块”，却意外牵出另一张与此相关且颇为惊人的“反腐成绩单”：温州市各级纪委曾在一个月内制止了不符合规定的党政机关外出考察组团99批，涉及1387人，节约资金达300多万元。温州市监察局副局长韩建海表示，“在温州变相考察每年支出惊人，我从宏观上判断，这个数字应该上亿元！”（12月3日《成都商报》）
看看这张“反腐成绩单”，恐怕网友们确乎有些“冤枉”了人家：你看，我一个月能制止99批公费考察团，怎么能说对公费考察缺乏监管呢？怎么能说监管力度不大呢？但是我们还想知道：在温州，一个月内申请公费出外考察的团最高能有多少？批准的比率有多高？批准的依据又是什么？那些被批准的考察团，他们又都具体考察了些什么回来？不回答这些问题，“一个月制止99批公费考察团”除了说明公费旅游之泛滥无度外，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盛翔（杭州）
“官场传染病”的学理解释
有网民发帖称，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编制“比铁岭还多”，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从辽宁铁岭市政府被曝设置20个副秘书长，到河南新乡市被指有11个副市长，近日，国内多个城市的“市政府领导”人数“超编”现象屡遭网民质疑。新乡市政府于昨天下午发布说明以“辟谣”，称实际上只有副市长8人。（《东方早报》12月3日）
可以肯定的是，机构臃肿绝不是只有铁岭、新乡，只不过有些地方尚未被曝光罢了。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有其深刻的原因。英国著名学者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出一本名为 《官场病》的书，该书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权力扩张引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病”。帕金森对于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作了非常精彩的阐述，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减轻了他的负担。
由此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郭立场（河南信阳）
妇人之仁
采访张艾嘉前，照例看资料做功课，发现几乎每个访问她的记者，都提到了她儿子奥斯卡9岁时被绑架的事儿，大家用词也惊人相似，“生命中的噩梦”什么的。
对于一个母亲来讲，孩子被人绑架，这真是人生中最糟糕的意外，恰如张艾嘉所言，那些绑匪对她和孩子造成的伤害有多深，“他们永远都不会了解。”即便奥斯卡最终得到营救，无恙返家，个中折磨恐怕已经在一个做母亲的心上打下了永久烙印，每一次复述，那烙印就会发红肿痛吧。
我非常同情我的采访对象，年过50的她越老越美，看上去是上帝特别宠爱的凡间精灵。然而她只要出来做宣传，记者们都要问她这个问题，然后用貌似关切的眼神看着这个可怜的母亲一次次把伤口摊开来给大家看。
我做访问的时候，该怎么办？问她，我实在开不了口，我也是妈妈，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有多残忍和鲁莽我能够体会。然而对于一篇人物访问来说，一个人生命中的重大挫折对他（她）的影响和塑造似乎又是不能回避的。
我把关于绑架的问题放在了采访提纲的最后面，我想，只要前面的问题得到足够的支撑，只要我已经能够完成我对她的了解和评价，这个问题我就不问了，写稿子的时候实在不能回避，我就用一下她过往的回答算了。
抱歉，妇人之仁，很不职业。但这就是我的方式。
采访那天到早了，排在我前面的电视专访还未结束，我坐在一旁歇气儿等候，恰好听到那位女记者清脆地提问，“奥斯卡被绑架对你伤害很大吧？”
我小心记下了张艾嘉的回答，为她难过的同时，暗自欣慰，无论如何，我不用自己开口问这个残忍的问题了。
本刊记者 徐梅
后怕
跟四川的一个画家吃饭，还有画家的朋友，画家朋友的朋友……席间，又说起了地震。
5月11号，画家买了一辆新吉普，“指挥官”，打算第二天跟几个朋友去四姑娘山采风，本来当天能办下车牌，第二天就出发。“我们计划从成都出发，中午在都江堰吃顿饭，然后继续开，按这样算的话，下午两点多钟我们正好开到映秀。”
结果车牌当天没能搞定，计划泡汤，地震当天画家从东摇西晃的画室里跑出来以后，想起这趟未能成行的旅程，他陷入了后怕。
另外一个关于地震的故事：一位世伯的父亲，可尊敬的老先生，年近80，身染沉疴，去年一年卧病不起，到今年病情终于有了起色，精神、气色、胃口都有了改善，老先生兴致很好，逢人便说，要親眼看看奥运。
地震发生的时候离奥运还有3个月，老先生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托保姆出门代捐。全国哀悼日那天，老先生坚持从病床上起了身，出了门，让保姆扶着他去家门口的小学对着下半旗的旗杆默哀。
这是两个跟小学生们格格不入的身影，一个白发、消瘦的斯文老者，一个朴实、健硕的乡下妇人，他们的头低低垂下，肩膀耷拉着，仿佛保守着一个悲恸的秘密。
默哀刚结束，老先生就踉跄跌倒在操场上，再也没有爬起来。几天后，他在医院去世了，没能等到奥运开幕。
我忘不了在都江堰看到的一幕，一座四层的楼房，一楼已经埋没，上面三层被拦腰剖开，露出横截面，仿佛有只巨大的破坏之手，恶作剧地要让你从横截面里欣赏到三户人家的生活：这是三个客厅，主人的装修档次和趣味各异，但是在同样的方位上都放着一台电视机，三台电视机就这么直戳戳地、展览似的对着街面，是欲哭无泪的荒诞。
这个小区名叫幸福村。
我跟同行的小郑就在这个楼下摘了口罩，掏出背囊里的压缩饼干大口吃将起来。我们是幸福的活着的人。
这个故事让饭局静了几秒钟，然后，画家开口了：幸亏经济危机晚来了几个月，如果地震那时候经济危机已经开始，那么企业募集善款、灾后重建情况都要比现在糟糕得多，那对一个国家来说绝对是雪上加霜。
我们再一次感到了后怕。
本刊记者蒯乐昊
黄光裕和刘永行，曾经是本刊多次报道的风云人物。他们给外界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低调。
民营企业家的低调，似乎有两种解释，或是基于对“原罪”的敬畏和惧怕，或是君子取财有道之后精神与境界的升华。
黄光裕和刘永行，都是首富（不同的排行榜），但行事作风迥异。一个大胆冒进，冒险犯难的做派跃然于纸上；一个则是审慎稳健，步步为营，在特殊国情下，走一步看一步，不轻易出手，更热衷于赚慢钱。一个是强硬霸气，不由分说，凡事趟水而过；一个则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该出手决不出手，行事作风稳健宽容，凡事留有余地。
很多人视胡雪岩为近代资本原始积累的成功范例，但他的致命死穴就是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
黄光裕看来也是！
殊途未必可同归。
殷鉴不远。
杨锦麟(凤凰卫视)
让人痛苦的“一月阻99批考察团”
距离媒体披露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官员出国“考察团”已有一阵，江西出台整治意见也有数日，但温州官方对此仍是“铁板一块”，却意外牵出另一张与此相关且颇为惊人的“反腐成绩单”：温州市各级纪委曾在一个月内制止了不符合规定的党政机关外出考察组团99批，涉及1387人，节约资金达300多万元。温州市监察局副局长韩建海表示，“在温州变相考察每年支出惊人，我从宏观上判断，这个数字应该上亿元！”（12月3日《成都商报》）
看看这张“反腐成绩单”，恐怕网友们确乎有些“冤枉”了人家：你看，我一个月能制止99批公费考察团，怎么能说对公费考察缺乏监管呢？怎么能说监管力度不大呢？但是我们还想知道：在温州，一个月内申请公费出外考察的团最高能有多少？批准的比率有多高？批准的依据又是什么？那些被批准的考察团，他们又都具体考察了些什么回来？不回答这些问题，“一个月制止99批公费考察团”除了说明公费旅游之泛滥无度外，实在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盛翔（杭州）
“官场传染病”的学理解释
有网民发帖称，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编制“比铁岭还多”，有11个副市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从辽宁铁岭市政府被曝设置20个副秘书长，到河南新乡市被指有11个副市长，近日，国内多个城市的“市政府领导”人数“超编”现象屡遭网民质疑。新乡市政府于昨天下午发布说明以“辟谣”，称实际上只有副市长8人。（《东方早报》12月3日）
可以肯定的是，机构臃肿绝不是只有铁岭、新乡，只不过有些地方尚未被曝光罢了。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有其深刻的原因。英国著名学者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出一本名为 《官场病》的书，该书深刻地揭示了行政权力扩张引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官场传染病”。帕金森对于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作了非常精彩的阐述，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聘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减轻了他的负担。
由此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这条定律又被称为“金字塔上升”现象。
郭立场（河南信阳）
妇人之仁
采访张艾嘉前，照例看资料做功课，发现几乎每个访问她的记者，都提到了她儿子奥斯卡9岁时被绑架的事儿，大家用词也惊人相似，“生命中的噩梦”什么的。
对于一个母亲来讲，孩子被人绑架，这真是人生中最糟糕的意外，恰如张艾嘉所言，那些绑匪对她和孩子造成的伤害有多深，“他们永远都不会了解。”即便奥斯卡最终得到营救，无恙返家，个中折磨恐怕已经在一个做母亲的心上打下了永久烙印，每一次复述，那烙印就会发红肿痛吧。
我非常同情我的采访对象，年过50的她越老越美，看上去是上帝特别宠爱的凡间精灵。然而她只要出来做宣传，记者们都要问她这个问题，然后用貌似关切的眼神看着这个可怜的母亲一次次把伤口摊开来给大家看。
我做访问的时候，该怎么办？问她，我实在开不了口，我也是妈妈，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有多残忍和鲁莽我能够体会。然而对于一篇人物访问来说，一个人生命中的重大挫折对他（她）的影响和塑造似乎又是不能回避的。
我把关于绑架的问题放在了采访提纲的最后面，我想，只要前面的问题得到足够的支撑，只要我已经能够完成我对她的了解和评价，这个问题我就不问了，写稿子的时候实在不能回避，我就用一下她过往的回答算了。
抱歉，妇人之仁，很不职业。但这就是我的方式。
采访那天到早了，排在我前面的电视专访还未结束，我坐在一旁歇气儿等候，恰好听到那位女记者清脆地提问，“奥斯卡被绑架对你伤害很大吧？”
我小心记下了张艾嘉的回答，为她难过的同时，暗自欣慰，无论如何，我不用自己开口问这个残忍的问题了。
本刊记者 徐梅
后怕
跟四川的一个画家吃饭，还有画家的朋友，画家朋友的朋友……席间，又说起了地震。
5月11号，画家买了一辆新吉普，“指挥官”，打算第二天跟几个朋友去四姑娘山采风，本来当天能办下车牌，第二天就出发。“我们计划从成都出发，中午在都江堰吃顿饭，然后继续开，按这样算的话，下午两点多钟我们正好开到映秀。”
结果车牌当天没能搞定，计划泡汤，地震当天画家从东摇西晃的画室里跑出来以后，想起这趟未能成行的旅程，他陷入了后怕。
另外一个关于地震的故事：一位世伯的父亲，可尊敬的老先生，年近80，身染沉疴，去年一年卧病不起，到今年病情终于有了起色，精神、气色、胃口都有了改善，老先生兴致很好，逢人便说，要親眼看看奥运。
地震发生的时候离奥运还有3个月，老先生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托保姆出门代捐。全国哀悼日那天，老先生坚持从病床上起了身，出了门，让保姆扶着他去家门口的小学对着下半旗的旗杆默哀。
这是两个跟小学生们格格不入的身影，一个白发、消瘦的斯文老者，一个朴实、健硕的乡下妇人，他们的头低低垂下，肩膀耷拉着，仿佛保守着一个悲恸的秘密。
默哀刚结束，老先生就踉跄跌倒在操场上，再也没有爬起来。几天后，他在医院去世了，没能等到奥运开幕。
我忘不了在都江堰看到的一幕，一座四层的楼房，一楼已经埋没，上面三层被拦腰剖开，露出横截面，仿佛有只巨大的破坏之手，恶作剧地要让你从横截面里欣赏到三户人家的生活：这是三个客厅，主人的装修档次和趣味各异，但是在同样的方位上都放着一台电视机，三台电视机就这么直戳戳地、展览似的对着街面，是欲哭无泪的荒诞。
这个小区名叫幸福村。
我跟同行的小郑就在这个楼下摘了口罩，掏出背囊里的压缩饼干大口吃将起来。我们是幸福的活着的人。
这个故事让饭局静了几秒钟，然后，画家开口了：幸亏经济危机晚来了几个月，如果地震那时候经济危机已经开始，那么企业募集善款、灾后重建情况都要比现在糟糕得多，那对一个国家来说绝对是雪上加霜。
我们再一次感到了后怕。
本刊记者蒯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