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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以来，有不少西方收藏家着迷于中国的玉器，并开始收藏。他们对玉器各有所钟，多数痴迷于中国古老文化的神秘，也有的是从美学角度衡量，只有少数收藏家是从矿物学角度出发。英国宝龙拍卖公司将在下月拍卖桑利夫妇购藏的8件玉器作品，便是其中的代表。
英国人伯纳德·桑利（Bernard Sunley）收藏了一对玉鸳鸯，其中一只身上刻有各种花卉，鸳鸯回头衔有一只如意，底部脚蹼雕刻得细致入微；另一只鸳鸯身边紧挨着一只小鸳鸯，母子情深。自古以来，鸳鸯在中国都代表着美好忠贞的爱情，这似乎也是桑利夫妇爱情的真实写照。
伯纳德·桑利（1910～1964）是一位玉器收藏家。他出身于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时候白手起家。在上世纪30年代末，拥有并经营多家房地产与土木工程的公司。1939至1945年，他成为一名政府承包者，建造了100多个专为轰炸机与战斗机起降的机场，这些机场属于当时英国最大的公共工程之一。1940年，桑利与约翰·布莱克伍德（John Blackwood）和尼尔·霍奇（Niall Hodge）合伙，获得了从美国进口土方工程设备的特权，至“二战”结束前，他在自己经营的领域已颇具垄断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土方工程设备批发商，也因此成为一位传奇的企业家。
事实上，桑利在英国战后重建工作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把资金重新投资在土地上，成为新兴的地产商，这些股份最终归入Bernard Sunley投资信托公司。之后，桑利夫妇在1960年成立了Bernard Sunley慈善基金，为很多机构提供了援助，如圣保罗大教堂、牛津大学和哈罗学校等。
卡罗尔·迈克尔森（Carol Michael-son）曾是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长，现在是一位独立研究员。他对桑利夫妇及他们的玉器收藏有所研究，他告诉我：“桑利先生非常崇尚个人主义，慷慨而又坦诚，精力充沛。他在很多方面与众不同，善于游说，对他人有控制力，但是却不乏个人魅力，有远见。他的妻子玛丽（Mary）尽其所能帮助丈夫，又能恰如其分地在事业与家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上世纪20年代，桑利夫妇结婚不久，开始对中国玉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从一批私人藏家释出的早期藏品中收集到了一部分玉器，如：R.C.Bruce，Sir John Buchanan-Jardine，George de Menasce，Oscar Raphael等。迈克尔森说，看过桑利先生的藏品后，会发现他对玉材的挑选有良好的眼光。
桑利夫妇主要收藏的是18世纪（1701～1800）的玉器。中国玉器到了清代，尤其到了乾隆时期，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清代玉器的产地是新疆和田，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玉，贵重用者，尽出于阗，葱岭。”于阗，又称和阗，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葱岭，指昆仑山的一部分。宋应星认为，这两个地方的玉料是最好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疆归属中国后，每年进贡特产，金子、玉石、葡萄干等，玉石更是乾隆极为喜好的珍奇异宝。乾隆在《和阗玉》一诗中写道：“回城定全部，和阗驻我兵。其河人常至，随取皆瑶琼。”说的是当清朝平定回部以后，清兵驻扎在那里，所以随时都可以找到好的玉料。
乾隆爱玉是出了名的，碰见好的玉材时，在命工匠制作完后，会刻上他的御题诗。桑利夫妇收藏的一件18世纪白玉笔筒，笔筒一侧有三个文人雅士，看瀑布喷涌而下，象征长寿的松树舒展于空中，嶙峋山石上耸立着双层阁楼，从上可以俯视这些松树。在笔筒上面便刻有乾隆御题诗：“水玉出和阗，专诸巧匠镌。喜他弃俗式，堪此佐文筵。观瀑幽人独，背囊童子联。拈豪如有咏，兴必助言泉。”正是有了此诗的记录，让我们得知做这件笔筒的玉料来自新疆和田的河道。和田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山料，直接从山中矿藏采出；另一个是籽料，籽料早期就是山料，由于地壳变化，使它们落入河床，经过亿万年冲刷，棱角磨去。因为有水的滋润作用，籽料往往温润圆滑。
很有意思的是，桑利夫妇在远东并没有任何直接利益，他也不像很多同时代人，对收集中国陶瓷有特别的嗜好。欧洲对中国玉器的认识远远晚于瓷器。在上世纪初始，中国各省县兴建铁路，发现的古墓不计其数，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分混乱，政府无力制止农民盗走古墓内的陪葬品。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商活动范围极广，在河南、安徽、陕西以及内蒙古等地均派有线人长期守候，乡民掘到的东西，他们马上收购，于是这些出土品先是到了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店，再卖给当时最出得起价钱的美国、英国和日本收藏家。这些出土陶瓷被卖至欧洲，改变了西方人只认知中国外销瓷的局面，开启了欧洲收藏与研究中国陶瓷的热潮。
在200多年前，西方人并不能理解中国的玉器及其内涵。在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东设立口岸以前，欧洲人一直以为瓷器以及其他精美的艺术品都来自印度。最早玉是作为一种矿物进入人们的印象，并始终与其他矿石没有区别。1756年的欧洲字典将玉定义为一种墨绿玉（Jasper）。从文献记载看，最早把中国玉器带入欧洲的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写道：“在新疆的河流中，出产一种特殊的墨绿玉，商人将这些墨绿色的玉运到库车或吐鲁番去赚钱。”1735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编写的绘画与艺术字典将玉单独列出一个条目，定义为：玉是绿色的石头，硬度超过玛瑙，墨绿色玉，只有金刚砂才能切割。这是玉在欧洲最准确的定义。
卡罗尔·迈克尔森说，以上文献记载显示，虽然作为一种矿石，玉经常被旅行者提及，但是玉器的雕琢却从没有人涉及。最早记载中国玉器雕刻的是英国特使马卡蒂尼爵士（Lord Macartney），他在日记中记录乾隆皇帝赠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件礼物时写道：皇帝送给陛下的第一件礼物是一件玉如意。像白色玛瑙的石头，长12英寸，很奇怪的雕刻。中国人视为珍宝，但物件本身看来并无多大价值。这件玉如意后来出现在1822年詹姆斯·克里斯蒂（James Christie）编写的拍卖图录中。
中国在艺术上的表达方式是含蓄的借物寓意，而西方是直述其意。在桑利夫妇的收藏中，动物摆件不在少数，它们就像乾隆赠予英王的如意一样，被赋予了大量的文化内涵。18世纪白玉雕麒麟，是在一块完整的白玉上雕刻而成的，卷发顺着一段枝叶从嘴边垂下。麒麟，亦作“骐麟”，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种动物，与凤、龟、龙共称为“四灵”，是神的坐骑，古人把麒麟当做仁兽﹑瑞兽。雄性称麒，雌性称麟，传说只有在明君在位的时候才能出现。
对于西方人来说，极大的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玉器的购藏。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從欧美散出的早期玉器以玉雕花瓶、玉雕香炉等这类相对写实的为多。
直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才获得了玉器雕刻的第一手资料，罗伯特·弗辰（Robert Fortune）在1846年出版的《中国：茶叶的国度》一书里提到：在南京，中国人非常崇拜玉器，那里，有玉器制作的作坊和买卖玉器的店铺。1851年，万国博览会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拉开帷幕，博览会上来自异国的各种新奇物品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玉器也在其中。一位参观者写道：万国博览会上中国区的艺术品没有什么能与玉雕花瓶媲美，它那纯净的质地，优美的造型，雅致的纹饰，真是精美绝伦。1848年玉器首次出现在拍卖行中。那年8～10月，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在斯托（Stowe）拍卖财产，其中包括两件玉器，标价分别为23先令和12英镑。而对于玉器价值的认识，直至上世纪30年代，美国玉器收藏家、美国诺顿艺术馆馆长查理·斯丹利·诺顿（Charles Stanley Nott，1887～1978），在出版关于中国玉器专著之后，才真正进入西方研究领域。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英国人伯纳德·桑利（Bernard Sunley）收藏了一对玉鸳鸯，其中一只身上刻有各种花卉，鸳鸯回头衔有一只如意，底部脚蹼雕刻得细致入微；另一只鸳鸯身边紧挨着一只小鸳鸯，母子情深。自古以来，鸳鸯在中国都代表着美好忠贞的爱情，这似乎也是桑利夫妇爱情的真实写照。
伯纳德·桑利（1910～1964）是一位玉器收藏家。他出身于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轻的时候白手起家。在上世纪30年代末，拥有并经营多家房地产与土木工程的公司。1939至1945年，他成为一名政府承包者，建造了100多个专为轰炸机与战斗机起降的机场，这些机场属于当时英国最大的公共工程之一。1940年，桑利与约翰·布莱克伍德（John Blackwood）和尼尔·霍奇（Niall Hodge）合伙，获得了从美国进口土方工程设备的特权，至“二战”结束前，他在自己经营的领域已颇具垄断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土方工程设备批发商，也因此成为一位传奇的企业家。
事实上，桑利在英国战后重建工作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把资金重新投资在土地上，成为新兴的地产商，这些股份最终归入Bernard Sunley投资信托公司。之后，桑利夫妇在1960年成立了Bernard Sunley慈善基金，为很多机构提供了援助，如圣保罗大教堂、牛津大学和哈罗学校等。
卡罗尔·迈克尔森（Carol Michael-son）曾是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长，现在是一位独立研究员。他对桑利夫妇及他们的玉器收藏有所研究，他告诉我：“桑利先生非常崇尚个人主义，慷慨而又坦诚，精力充沛。他在很多方面与众不同，善于游说，对他人有控制力，但是却不乏个人魅力，有远见。他的妻子玛丽（Mary）尽其所能帮助丈夫，又能恰如其分地在事业与家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上世纪20年代，桑利夫妇结婚不久，开始对中国玉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从一批私人藏家释出的早期藏品中收集到了一部分玉器，如：R.C.Bruce，Sir John Buchanan-Jardine，George de Menasce，Oscar Raphael等。迈克尔森说，看过桑利先生的藏品后，会发现他对玉材的挑选有良好的眼光。
桑利夫妇主要收藏的是18世纪（1701～1800）的玉器。中国玉器到了清代，尤其到了乾隆时期，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清代玉器的产地是新疆和田，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玉，贵重用者，尽出于阗，葱岭。”于阗，又称和阗，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葱岭，指昆仑山的一部分。宋应星认为，这两个地方的玉料是最好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疆归属中国后，每年进贡特产，金子、玉石、葡萄干等，玉石更是乾隆极为喜好的珍奇异宝。乾隆在《和阗玉》一诗中写道：“回城定全部，和阗驻我兵。其河人常至，随取皆瑶琼。”说的是当清朝平定回部以后，清兵驻扎在那里，所以随时都可以找到好的玉料。
乾隆爱玉是出了名的，碰见好的玉材时，在命工匠制作完后，会刻上他的御题诗。桑利夫妇收藏的一件18世纪白玉笔筒，笔筒一侧有三个文人雅士，看瀑布喷涌而下，象征长寿的松树舒展于空中，嶙峋山石上耸立着双层阁楼，从上可以俯视这些松树。在笔筒上面便刻有乾隆御题诗：“水玉出和阗，专诸巧匠镌。喜他弃俗式，堪此佐文筵。观瀑幽人独，背囊童子联。拈豪如有咏，兴必助言泉。”正是有了此诗的记录，让我们得知做这件笔筒的玉料来自新疆和田的河道。和田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山料，直接从山中矿藏采出；另一个是籽料，籽料早期就是山料，由于地壳变化，使它们落入河床，经过亿万年冲刷，棱角磨去。因为有水的滋润作用，籽料往往温润圆滑。
很有意思的是，桑利夫妇在远东并没有任何直接利益，他也不像很多同时代人，对收集中国陶瓷有特别的嗜好。欧洲对中国玉器的认识远远晚于瓷器。在上世纪初始，中国各省县兴建铁路，发现的古墓不计其数，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分混乱，政府无力制止农民盗走古墓内的陪葬品。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商活动范围极广，在河南、安徽、陕西以及内蒙古等地均派有线人长期守候，乡民掘到的东西，他们马上收购，于是这些出土品先是到了北京和上海的古董店，再卖给当时最出得起价钱的美国、英国和日本收藏家。这些出土陶瓷被卖至欧洲，改变了西方人只认知中国外销瓷的局面，开启了欧洲收藏与研究中国陶瓷的热潮。
在200多年前，西方人并不能理解中国的玉器及其内涵。在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东设立口岸以前，欧洲人一直以为瓷器以及其他精美的艺术品都来自印度。最早玉是作为一种矿物进入人们的印象，并始终与其他矿石没有区别。1756年的欧洲字典将玉定义为一种墨绿玉（Jasper）。从文献记载看，最早把中国玉器带入欧洲的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写道：“在新疆的河流中，出产一种特殊的墨绿玉，商人将这些墨绿色的玉运到库车或吐鲁番去赚钱。”1735年，约翰·巴罗（John Barrow）编写的绘画与艺术字典将玉单独列出一个条目，定义为：玉是绿色的石头，硬度超过玛瑙，墨绿色玉，只有金刚砂才能切割。这是玉在欧洲最准确的定义。
卡罗尔·迈克尔森说，以上文献记载显示，虽然作为一种矿石，玉经常被旅行者提及，但是玉器的雕琢却从没有人涉及。最早记载中国玉器雕刻的是英国特使马卡蒂尼爵士（Lord Macartney），他在日记中记录乾隆皇帝赠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件礼物时写道：皇帝送给陛下的第一件礼物是一件玉如意。像白色玛瑙的石头，长12英寸，很奇怪的雕刻。中国人视为珍宝，但物件本身看来并无多大价值。这件玉如意后来出现在1822年詹姆斯·克里斯蒂（James Christie）编写的拍卖图录中。
中国在艺术上的表达方式是含蓄的借物寓意，而西方是直述其意。在桑利夫妇的收藏中，动物摆件不在少数，它们就像乾隆赠予英王的如意一样，被赋予了大量的文化内涵。18世纪白玉雕麒麟，是在一块完整的白玉上雕刻而成的，卷发顺着一段枝叶从嘴边垂下。麒麟，亦作“骐麟”，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种动物，与凤、龟、龙共称为“四灵”，是神的坐骑，古人把麒麟当做仁兽﹑瑞兽。雄性称麒，雌性称麟，传说只有在明君在位的时候才能出现。
对于西方人来说，极大的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玉器的购藏。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從欧美散出的早期玉器以玉雕花瓶、玉雕香炉等这类相对写实的为多。
直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才获得了玉器雕刻的第一手资料，罗伯特·弗辰（Robert Fortune）在1846年出版的《中国：茶叶的国度》一书里提到：在南京，中国人非常崇拜玉器，那里，有玉器制作的作坊和买卖玉器的店铺。1851年，万国博览会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拉开帷幕，博览会上来自异国的各种新奇物品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玉器也在其中。一位参观者写道：万国博览会上中国区的艺术品没有什么能与玉雕花瓶媲美，它那纯净的质地，优美的造型，雅致的纹饰，真是精美绝伦。1848年玉器首次出现在拍卖行中。那年8～10月，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在斯托（Stowe）拍卖财产，其中包括两件玉器，标价分别为23先令和12英镑。而对于玉器价值的认识，直至上世纪30年代，美国玉器收藏家、美国诺顿艺术馆馆长查理·斯丹利·诺顿（Charles Stanley Nott，1887～1978），在出版关于中国玉器专著之后，才真正进入西方研究领域。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