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以经商著称于世，尤以票号最为出名，其中祁县乔“在中堂”开办的大德通票号可谓晋商之冠。
　　大德通票号前身是大德兴，清咸丰年间（1851年）由乔家“在中堂”独资创办，主营茶叶，兼营汇兑，咸丰初年改为汇兑。清光绪十年（1884年）大德兴票号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仍为乔“在中堂”独资，资本增至10万两，另有统事10万两。大德通票号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小东街路北，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沈阳、营口、归化、包头、济南、西安、上海、汉口、开封、常德、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二十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达到极盛时期，资本增至35万两，架本（资本加存款）达七八百万两，营业额达一千万两以上。期间经过辛亥革命、日本侵华，1940年改为银号，规模缩小，一直延续到解放后1951年国家对工商业改造，时间长达近百年之久，是票号史上经营时间最长久的票号。
　　显而易见，票号是晋商的杰作，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声名卓著，影响深远，研究挖掘晋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晋商之冠——大德通之所以能在中国金融界活跃100多年，创造出如此辉煌的业绩，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的字号汇集了晋商独特的文化。
　　
　　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乔家在商业经营中一贯坚持儒家思想，以诚待人、崇尚信义、注重信誉，早在乔家经商之初乔家就以“勤俭诚信为本”，以“人弃我取，薄利多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作为经营理念，宁愿薄利经销，不愿采用趁人之危、压价抬价、以次充好等伎俩牟取暴利，当商品质量出现问题时，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
　　如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立即命令倒掉重装，这种做法虽然损失不少银两，却赢得了更多顾客和商家的支持。俗话说：“只要货赢人，不怕客不来”，乔家一向以价廉物美吸引顾客，以讲究信用立稳脚跟。在经营茶叶期间，南下武夷山，北至恰克图，所贩茶叶特别注重质量，以信誉卓著赢得终身主顾，绝大多数蒙古人认准某一品牌的砖茶后，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他们甚至以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
　　大德通票号在长达数百年的商业经营活动中，更是以道德为先，讲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由于“久著信誉”，因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大德通除了办理日常的商业汇兑与各大商家的存放款业务，还代官府存税，借垫满汉官员上任之一切所需，如路费、交际费。其接受的存款除往来商家外，以清政府的官税、军饷、官吏私款以及县内钱粮、税收款为最多，由于税款、军饷不付息，对票号极为有利。
　　该票号一直坚持：凡是借贷银钱，收取存款，或为他人做事、或答应过别人的事情，都信守不渝，就是在其惨淡经营的岁月里也很重视维护票号的信誉，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后，晋钞贬值严重，约2元晋钞才能兑换新币1元，当时大德通票号存款户以山西本省最多，放款却多在外省，如果对存款户以晋钞付出，大德通票号可以趁贬值之机发一笔横财，可是大德通票号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惜动用历年公积金，在存款户提取存款时，不让储户吃晋钞贬值之亏，维护了大德通的信誉。
　　正是这种信誉至上 “诚信为本”的经商精神，从商贸到金融，最终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这种以义制利的观念也正是乔家雄据商界长达2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自己的人当“东家”却不能当“掌柜”
　　票号用人方面有独到之处，掌柜、店员、学徒，绝大多数用祁县人，乔家自己的人当“东家”却不能当“掌柜”，即经理，乔家的商业不完全由家族管理，而任用外姓的优秀人才当掌柜来经营管理。
　　乔家聘用掌柜非常慎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经聘用就委以重任，让其大胆行事。而且能够量才而用，有才能的破格提拔。如任用稳健的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
　　高钰（1854-1919），是山西祁县子洪镇人，16岁时，即1869年进大德通票号当学徙，因态度谦恭，才华出众，应对灵活，很快升为分号经理。40岁那年，即在1894年当了总经理。他在大德通票号做事50年，充任总经理25年，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使票号日益兴隆。高钰任总经理期间，正是国内多事之秋，外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外商银行向中国扩张，内有商业股分银行、国家银行、各省官银钱行林立，金融业竞争激烈，但他面对现实，审时度势，采取措施，使票号渡过难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高钰为防战乱损失，事先令京津鲁等号撤庄和各号收缩业务外，并将各号现银调回祁县总号。
　　辛亥革命以后，清政权覆亡，官僚贵族丧失偿还能力，山西票号遭受毁灭性打击。外放的款收不回来，储蓄存款逼提，无法应付，相继倒闭。但大德通则处之泰然，一直延续到1953年才最后清理停业，成为辛亥革命后没有倒闭而存在最久的票号。由此可见，乔家具有慧眼识才、知人善任的远见卓识。
　　
　　


　　严规出“高徒”
　　票号在品德方面教育同仁伙友重信义、贵忠诚、本勤俭、和为贵。戒律定有数十条，必须遵守。如徇私舞弊，不准弄虚作假，不准酗酒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在外娶小纳妾，不准私寄银钱衣物等等。违者按情节大小论处，轻者责令改正，重者辞退出号。
　　众伙计生怕丢掉这个“金饭碗”，所以都是循规蹈矩、兢兢业业，日间各务其事，夜间收市后勤于学业。晚间众伙计要在先生的指导下练习书法，撰写文章，学习各分号间业务往来的公文信函，除此之外，还须练习打算盘，通过上述这些做法培养人才，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加劳金，打生意，所以众伙友竞争意识激烈，对学业都专心致志，毫不懈怠，致使票庄生意兴隆。
　　
　　联合商人齐救国
　　票号之所以发展很快，与乔氏家族结交官府，扶助民族工商业密不可分。其大德通经理高钰与赵尔巽和庆亲王往来密切。无形中为乔家票号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他们能够把商业的发展与民族利益结合起来，积极扶助民族工商业，以至票号能够迅速发展。
　　大德通的鼎盛时期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掀起的爱国救亡运动形成高潮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有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后有收回利权与抵制外货运动，随着资产阶级爱国运动的发展，实业救国高潮的兴起，大德通积极投资扶助近代工业。19世纪90年代，大德通贷款扶持营口东盛和五联号的机器榨油坊，发展近代机器工业。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申报》上刊有祁县大德通在上海为山西招商局招商集股的文告。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大德通分别在上海汉口北京三地为河南著名的钧窑磁业公司招商集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经办豫省铁路股银。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大德通有资本14万两白银，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增至22万两白银，增加了57%还多。可见大德通票号发展之迅速，与积极扶持民族工商业，在扶助中求发展是分不开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危亡之际他们挺身而出，尽一介商人所能，实现着以商救国之志。1900年庚子事变时，慈禧光绪逃往西安，途经祁县，当时行宫就设在大德通票号。其大德恒票号为清皇室支垫西行路费银30万两（一说10万或20万两）。尽管他们所资助的是封建没落王朝，但他们始终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为己任。
　　凭着他们自强不息的信念，凭着他们的开拓精神，在外国银行没有全面进入中国之时，实现了资本流通的银行票号化，其商业惠及到全国的各个角落，对我国19世纪2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促进我国近代新兴银行业的兴起方面贡献尤其巨大。
　　票号无论在诚信体系的建立，还是在用人制度上，以及对民族工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方面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他们所创立的一整套的先进的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今天当我们走在乔家大院幽深的庭院，仰视一座座宏伟的院落、高翘的屋脊、精美的门楼、华丽的房檐、多彩的雕刻时仍能感受到一代晋商人的大气魄，并深深地为之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