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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开设恩科乡试,以示普天同庆。浙江绍兴有个秀才叫周用吉,连考了几次都未中举,屡试不第,也愁坏了父亲周福清。周福清是同治十年进士,这年因为母亲去世,正辞官在家,为母守孝。
眼看大考在即,周福清又为儿子的前途担忧,忽然得知此次的主考官是殷如璋,不禁眼前一亮,心想天赐良机。两人是同年进士,而且私交很好,周福清打算去找殷如璋帮忙,无论如何也要让儿子周用吉中举。晚清官场贪腐成风,科场也非净土,这是公开的秘密。消息传出,又有五名秀才找到周福清,想通过他的关系去行贿主考官,并表示愿意出钱,周福清答应了。
主考官殷如璋从北京出发,取道运河南下,会在苏州稍作停留。周福清得知消息,立即带上仆人陶阿顺赶往苏州,提前等候殷如璋。周福清写了一封亲笔信,信封内还有一张一万两的银票、行贿考生的姓名,以及事先定好的关节。
所谓“关节”,就是在试卷上做暗号。自隋炀帝开设科举以来,各种作弊行为就如影随行,手段五花八门,夹带、替考、串通考官,无所不用,甚至还有飞鸽传书,用信鸽将答案传入考场。为了杜绝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到了北宋真宗时,推出了糊名和誊录制度。考生的姓名籍贯都必须装订保密,与现在的高考类似,除此之外,还规定考生用黑笔答卷,称为“墨卷”,然后由专门的誊录人员用红笔抄录一份,称为“朱卷”。阅卷考官看到的只能是朱卷,因此无法通过笔迹认出考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这种猫鼠游戏从未停止,舞弊行为依然防不胜防,最隐秘的手段,就是定关节。考生事先与考官串通好,在答卷上留下特殊的文字记号,譬如第一段以“夫”开头,第二段以“也”结尾,考官阅卷时便有迹可寻。有一位考生与考官暗通关节,考官让他在八股文破题中连用四个“一”字。此人依计而行,破题中写道:“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发榜时,果然高中。
此法的确高明,天知地知,几乎无据可查。周福清为官多年,深谙此道,他让仆人陶阿顺带着信去拜见殷如璋。清政府规定,考官在赴任途中不准会见亲友,以防止营私舞弊。陶阿顺是个老实人,向来行事稳重,周福清对他很放心。当时,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谈话,看到陶阿顺送来厚厚的信封,已心知肚明,但不便当着旁人的面拆看,于是装着若无其事,让他先把信封放下,出去等候。
陶阿顺站在岸上,等了半天,却不见下文,不由得心急如焚。他心想,糟糕,万一这个殷大人收了钱不认帐就麻烦了,一万两银票啊!如果稍有差错,回去怎么交差呢?那时不像现在,还能打个电话提醒一下,他站在岸上,离船又挺远,最后实在急得没办法,只好对着官船大喊了一嗓子:“殷大人,信封里面还有一万两银票呢!”
船舱内听得清清楚楚,殷如璋吓得面如土色,为求自保,只好公事公办,当即命人将陶阿顺拿下。陶阿顺只是个小小的仆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哪能想到,他这一嗓子喊出来,要让多少人人头落地!而他更无法料到,此举会让他在中国科举史上留名,虽然并不光彩。
事已败露,朝廷震怒,严令查办,周福清无处可逃,只好投案自首。周家不得不变卖家产,上下打点,四处活动,家财散尽,总算保住了性命。周福清被判“斩监候”,死刑缓期执行,入狱八年后释放。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在案发后两年病故,周家迅速衰败。
这就是晚清的周福清科场贿考案。在中国科举史上众多舞弊案中,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片断,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有谁还会记起那个冒失的仆人陶阿顺呢?但历史往往充满诡异,因为陶阿顺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无一人能够逃避。其中就包括周福清的孙子,也就是周用吉的儿子──周树人,即我们熟知的鲁迅。
这一年,鲁迅才十二岁。玲珑少年,还没来得及编织未来,却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悲欢起落,少年丧父,亲眼目睹家族由盛而衰,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世态炎凉。繁华旧梦,已成过眼云烟,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于一颗年少的心灵,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冲击,世人已无法揣测。
鲁迅在后来的文章中,几乎从未正面提起此事,只有几次偶尔流露。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片言只语中,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先生内心的苦痛。
人生无常,世事总是很难预料。一百多年后,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再来探寻这段往事,依然唏嘘不已。陶阿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与一代文豪鲁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不能说是陶阿顺成就了鲁迅,但假如没有他那一嗓子,中国近代会不会少一个文豪,就不得而知了。
周海婴忆鲁迅
鲁迅,中国的文化巨人,被誉为“民族魂”,但在儿子周海婴的心目中,父亲永远是世上最慈祥的人,他集“大仁”和“悲悯”于一身,对家人付出千百倍的爱。为了纪念父母,周海婴出版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书中收录了很多鲁迅从没有公布过的照片。周海婴说,通过这些照片,大家可以了解到父亲和家人间的亲密关系。
说起鲁迅,大家往往会把他和“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样一个硬汉的形象画上等号,对此,周海婴说,“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母亲、叔叔,甚至于和我父亲见过面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没有看见过我父亲生气的样子,更不要说什么拍案、横眉冷对。由于受当时的环境影响,父亲见的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是从字里行间去推论他的性格。其实现实中他如果和人家谈不拢,往往就不讲了,不和别人多讲,最多到这一步为止。”
眼看大考在即,周福清又为儿子的前途担忧,忽然得知此次的主考官是殷如璋,不禁眼前一亮,心想天赐良机。两人是同年进士,而且私交很好,周福清打算去找殷如璋帮忙,无论如何也要让儿子周用吉中举。晚清官场贪腐成风,科场也非净土,这是公开的秘密。消息传出,又有五名秀才找到周福清,想通过他的关系去行贿主考官,并表示愿意出钱,周福清答应了。
主考官殷如璋从北京出发,取道运河南下,会在苏州稍作停留。周福清得知消息,立即带上仆人陶阿顺赶往苏州,提前等候殷如璋。周福清写了一封亲笔信,信封内还有一张一万两的银票、行贿考生的姓名,以及事先定好的关节。
所谓“关节”,就是在试卷上做暗号。自隋炀帝开设科举以来,各种作弊行为就如影随行,手段五花八门,夹带、替考、串通考官,无所不用,甚至还有飞鸽传书,用信鸽将答案传入考场。为了杜绝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到了北宋真宗时,推出了糊名和誊录制度。考生的姓名籍贯都必须装订保密,与现在的高考类似,除此之外,还规定考生用黑笔答卷,称为“墨卷”,然后由专门的誊录人员用红笔抄录一份,称为“朱卷”。阅卷考官看到的只能是朱卷,因此无法通过笔迹认出考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这种猫鼠游戏从未停止,舞弊行为依然防不胜防,最隐秘的手段,就是定关节。考生事先与考官串通好,在答卷上留下特殊的文字记号,譬如第一段以“夫”开头,第二段以“也”结尾,考官阅卷时便有迹可寻。有一位考生与考官暗通关节,考官让他在八股文破题中连用四个“一”字。此人依计而行,破题中写道:“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发榜时,果然高中。
此法的确高明,天知地知,几乎无据可查。周福清为官多年,深谙此道,他让仆人陶阿顺带着信去拜见殷如璋。清政府规定,考官在赴任途中不准会见亲友,以防止营私舞弊。陶阿顺是个老实人,向来行事稳重,周福清对他很放心。当时,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谈话,看到陶阿顺送来厚厚的信封,已心知肚明,但不便当着旁人的面拆看,于是装着若无其事,让他先把信封放下,出去等候。
陶阿顺站在岸上,等了半天,却不见下文,不由得心急如焚。他心想,糟糕,万一这个殷大人收了钱不认帐就麻烦了,一万两银票啊!如果稍有差错,回去怎么交差呢?那时不像现在,还能打个电话提醒一下,他站在岸上,离船又挺远,最后实在急得没办法,只好对着官船大喊了一嗓子:“殷大人,信封里面还有一万两银票呢!”
船舱内听得清清楚楚,殷如璋吓得面如土色,为求自保,只好公事公办,当即命人将陶阿顺拿下。陶阿顺只是个小小的仆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哪能想到,他这一嗓子喊出来,要让多少人人头落地!而他更无法料到,此举会让他在中国科举史上留名,虽然并不光彩。
事已败露,朝廷震怒,严令查办,周福清无处可逃,只好投案自首。周家不得不变卖家产,上下打点,四处活动,家财散尽,总算保住了性命。周福清被判“斩监候”,死刑缓期执行,入狱八年后释放。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在案发后两年病故,周家迅速衰败。
这就是晚清的周福清科场贿考案。在中国科举史上众多舞弊案中,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片断,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有谁还会记起那个冒失的仆人陶阿顺呢?但历史往往充满诡异,因为陶阿顺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无一人能够逃避。其中就包括周福清的孙子,也就是周用吉的儿子──周树人,即我们熟知的鲁迅。
这一年,鲁迅才十二岁。玲珑少年,还没来得及编织未来,却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悲欢起落,少年丧父,亲眼目睹家族由盛而衰,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世态炎凉。繁华旧梦,已成过眼云烟,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于一颗年少的心灵,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冲击,世人已无法揣测。
鲁迅在后来的文章中,几乎从未正面提起此事,只有几次偶尔流露。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片言只语中,我们还能依稀感受到先生内心的苦痛。
人生无常,世事总是很难预料。一百多年后,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再来探寻这段往事,依然唏嘘不已。陶阿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与一代文豪鲁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不能说是陶阿顺成就了鲁迅,但假如没有他那一嗓子,中国近代会不会少一个文豪,就不得而知了。
周海婴忆鲁迅
鲁迅,中国的文化巨人,被誉为“民族魂”,但在儿子周海婴的心目中,父亲永远是世上最慈祥的人,他集“大仁”和“悲悯”于一身,对家人付出千百倍的爱。为了纪念父母,周海婴出版了一本《鲁迅家庭大相簿》,书中收录了很多鲁迅从没有公布过的照片。周海婴说,通过这些照片,大家可以了解到父亲和家人间的亲密关系。
说起鲁迅,大家往往会把他和“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样一个硬汉的形象画上等号,对此,周海婴说,“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母亲、叔叔,甚至于和我父亲见过面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没有看见过我父亲生气的样子,更不要说什么拍案、横眉冷对。由于受当时的环境影响,父亲见的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是从字里行间去推论他的性格。其实现实中他如果和人家谈不拢,往往就不讲了,不和别人多讲,最多到这一步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