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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传播与种植
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明朝万历年间。明末医生张景岳（介宾）《景岳全书》记载：“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其传播路线，根据吴唅、陈树平、陶卫宁等人的考证，大约有南方的“吕宋—台湾、福建”“南洋—广东”及北方的“日本、朝鲜—东北”等数条路线。
从史料分析，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应当是烟草较早传入并广泛种植的省份，起到了传播中转站的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军队的频繁调动起了重要作用。如西南地区，明末“征滇之役，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故，则众皆服烟。由是遍传，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在东北地区，烟草“古不经见，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年中始也”。
由于烟草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与较强的成瘾性，其吸食也迅速传播开来。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载：“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稚童、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清初《三冈识略》记载：“明季服烟有禁，惟闽人幼而习之，他处别无一二也。近日宾主相见以此为敬，俯仰涕唾，恶态毕具。始则城市服之，已而沿及乡村矣。始犹男子服之，既而遍闺阁矣。”沿至清代中期，吸烟俨然成为社会风气，“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在北京街头，“大街小巷尽摆烟摊，土产烟具和清水，供人随购随吸，大户人家年购烟已逾千斤，户数已过酒户一半”。男性之外，女性吸烟也较普遍。其影响之深刻，乃至于被认为是“开门第八事”，“始犹间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黄童白叟，闺帷妇女，无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时刻不能离矣。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且增烟而八矣”。具体吸烟人数，历代史无明载，马建忠《适可斋记言》曾载：“近日吸烟者不论男女，十有六七。统计天下户口扯计，大县不下百万，中小县者约五六十万，今从少科计，每县食烟以十万计。”烟民数量之多可见一斑，清代著名的“大烟袋”纪晓岚，乃至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等，都是明确的“烟民”。除内地汉族外，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满族、蒙古族、苗族等，对于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也有广泛的流传。
吸烟者的增多刺激了烟草的生产，烟草种植面积也相应扩大。到清代中期，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西至新疆，烟草种植已经遍布国内各个地区。南方地区，如福建：闽西“八邑之膏腴田地，种烟者十居三四”；闽南沿海“烟草之植，耗地十之七八”。云南宁州：“种烟之地，半占农田，卖烟之家，倍多米铺。”陕西汉中地区：“城固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北方华北及东北地区也广泛种植，方苞上奏称：“以臣所目见，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而耳闻于他省者亦如之。”据郑昌淦统计，清代商品性的烟草种植遍及内地17省165州县，可谓遍及天下。大规模种植的基础上，形成了专业的烟草经济，有人甚至为各地所产之烟排名：“衡烟出湖南，蒲城烟出江西，油丝烟出北京，青烟出山西，兰花香烟出云南。其他如石马、佘粮、浦城、济宁等名皆是。总之，闽产者佳，燕产者次之，湘江石门产者为下。”福建的浦城烟尤为著名，“以地得名者，闽中尝与武夷茶、建兰等同入上方，故名贡丝”。同时形成了一批烟草贸易集散中心，如福建漳州、湖南衡阳、湖北汉口、山东济宁、甘肃兰州等地。
从吸食方式来看，有旱烟、水烟、鼻烟、嚼烟等多种，北方多旱烟，南方多水烟，而鼻烟则主要流行于权贵阶层。近代以来，欧美机制卷纸烟传入，迅速成为主要的吸食方式，并延续至今。
历代禁烟及其效果
烟草传入中国之后，种植和吸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引发了不同阶层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忧虑，涌现出诸多的禁烟主张与措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烟草危害健康，影响生活
烟草中含有尼古丁等数百种有害物质，有强烈的致癌作用，长期吸食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等造成严重危害，严重影响健康。明清时期对此已有一定的认识，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云：“（烟草）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高要县志》载：“久服面目俱黄，肺枯声干，未有不殒身者。”同时，烟草的价格较贵，长期吸食，购买烟草和烟具，也是不菲的花销。蔡家琬《烟谱》载民谚：“一日吃烟钱，多似一日吃饭钱。”包世臣《安吴四种》为此算过一笔账：“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男女大小，莫不吃烟。牵算每人每日所费不下七八文，拾口之家，终岁吃烟之费不下数十金。”
2.侵夺粮田，影响农业生产与社会稳定
传统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烟草的广泛种植，侵占良田，消耗劳力、肥料和资金，影响了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传统社会的稳定。雍正五年敕曰：“米谷为寿命之宝，既赖之以生，则当加意爱惜。至于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也。唯在有司谆切劝喻俾小民醒悟，知稼穑为身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这条禁令，充分反映统治阶层对于烟草的认识。
除了占用粮田，种植烟草需要大量肥料与人工投入，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安吴四种》载：“种烟必需厚粪，计一亩烟叶之粪可以粪水田六亩。又烟叶除耕锄之外，摘头、捉虫、采叶、晒帘，每烟一亩需人工五十而后成。其水田种稻，合计播种、插秧、莳禾、芸草、收割、晒打，每亩不过八九工。旱田棉花、豆、粟、高粱，每亩不过十二三工。是烟叶一亩之人工，可抵水田六亩，旱田四亩也。”种植烟草也耗费地力，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每栽烟一岁则地力已竭，越岁又易一亩以种之，递年更换，有休一岁仍种烟者，休二岁三岁仍种烟者。既已占去禾亩更换栽谷，尽皆瘠土”。
烟草广泛种植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如江西瑞金县，烟草“凡米盐鸡豚蔬果油炭之属，尽皆腾贵。此不种烟之人更受种烟之害也。瑞金产谷虽不多，然二三十年前下流米无运至上流者，瑞斗米不过四五分，未为空乏。今则下流米一不至即皇皇不能终日”。河南禹县，“夺种谷之田以种烟，谷以地隘而获少；分种谷之地以种烟，谷以力绌获又少。谷少则草亦少，少则贵矣。今谷价十倍于往昔，草价更十倍于昔年”，最终的局面是“明受其利而暗受其害”。 有鉴于此，明代崇祯年间曾两次下令禁烟。《玉堂荟记》载：“己卯（崇祯十二年），上传谕禁之（烟草），犯者论死。庚辰（崇祯十三年）有会试举人，未知其已禁也。有仆人带以入京，潜出鬻之，遂为逻者所获，越日而仆人死西市矣。”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四年（1639年）亦曾颁令禁止官员等栽种、吸食“丹白桂”，违者严加治罪，枷号、鞭打、贯耳等。崇德六年（1641年）重申禁令：“近见大臣等犹然用之，以致小民效尤不止。故行开禁，凡欲用烟者，惟许人自种而用之，若出边货买者处死。”此后，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均曾下令禁烟。《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其禁令与处罚措施可谓严密，但屡次的禁令与森严的法律制度，并没有阻挡烟草在中国的传播。
讨 论
清代陈琮《烟草谱》总结道：“烟之为用，其利最溥，辟瘴、祛寒之外，坐而闲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挥麈闲吟，篝灯夜读，也可以远避睡魔；醉筵醒客，夜雨篷窗，可以佐欢解渴；斗室之中，沉檀，饮片，而一枝斑管呼吸纡徐，未始非岑寂中之一助也。”可见，烟草除“辟瘴、祛寒、除烦”等药用价值外，在个人精神生活与社会交往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权贵阶层，将吸烟作为流行风尚，对社会风气起到了引领作用，又往往不受屡次禁令的约束，使得社会大众对此趋之若鹜。
吸烟成风，大量烟民对烟草的强烈需求，使得利润丰厚的烟草种植屡禁不绝，且日益扩展。如清初江西安远县种田与种烟的经济收入对比，“田一百把（约三亩），除牛税谷及所赚之外，纳租十二桶。种烟每百把可栽一千本，摘晒可三百斤，价钱每百斤四千文，价贵六千文不等。新稻出，每桶三四百文不等。将一百斤还租，仍获二百斤之利”。清末时山东临朐地区，“每亩约产烟叶一千斤，每斤平均约售价银圆六分……一个不用雇工而自行耕种的小土地所有者，每种烟一亩，每年可获约六十元的收益。除去肥料、人工等成本，种植一亩烟草可获纯利润约五十元，是粮食作物收益的4倍，桑地收益的2.5倍”。
烟草作为一种外来作物，在短短的百余年间，迅速流传全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正是在深厚的社会风习和丰厚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烟草的种植非但没有被历次禁令打断，反而不断稳定地发展。直到今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与消费国，禁烟行动踟蹰不前，内中原因值得深思。
（题图：清末吸烟的普通百姓）
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明朝万历年间。明末医生张景岳（介宾）《景岳全书》记载：“此物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其传播路线，根据吴唅、陈树平、陶卫宁等人的考证，大约有南方的“吕宋—台湾、福建”“南洋—广东”及北方的“日本、朝鲜—东北”等数条路线。
从史料分析，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应当是烟草较早传入并广泛种植的省份，起到了传播中转站的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军队的频繁调动起了重要作用。如西南地区，明末“征滇之役，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故，则众皆服烟。由是遍传，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在东北地区，烟草“古不经见，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年中始也”。
由于烟草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与较强的成瘾性，其吸食也迅速传播开来。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载：“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稚童、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清初《三冈识略》记载：“明季服烟有禁，惟闽人幼而习之，他处别无一二也。近日宾主相见以此为敬，俯仰涕唾，恶态毕具。始则城市服之，已而沿及乡村矣。始犹男子服之，既而遍闺阁矣。”沿至清代中期，吸烟俨然成为社会风气，“今世公卿士大夫，下逮舆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在北京街头，“大街小巷尽摆烟摊，土产烟具和清水，供人随购随吸，大户人家年购烟已逾千斤，户数已过酒户一半”。男性之外，女性吸烟也较普遍。其影响之深刻，乃至于被认为是“开门第八事”，“始犹间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黄童白叟，闺帷妇女，无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时刻不能离矣。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今且增烟而八矣”。具体吸烟人数，历代史无明载，马建忠《适可斋记言》曾载：“近日吸烟者不论男女，十有六七。统计天下户口扯计，大县不下百万，中小县者约五六十万，今从少科计，每县食烟以十万计。”烟民数量之多可见一斑，清代著名的“大烟袋”纪晓岚，乃至乾隆皇帝、慈禧太后等，都是明确的“烟民”。除内地汉族外，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满族、蒙古族、苗族等，对于烟草的种植和吸食也有广泛的流传。
吸烟者的增多刺激了烟草的生产，烟草种植面积也相应扩大。到清代中期，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西至新疆，烟草种植已经遍布国内各个地区。南方地区，如福建：闽西“八邑之膏腴田地，种烟者十居三四”；闽南沿海“烟草之植，耗地十之七八”。云南宁州：“种烟之地，半占农田，卖烟之家，倍多米铺。”陕西汉中地区：“城固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盛夏晴霁，弥望绿野，皆此物也。当其收时，连云充栋。”北方华北及东北地区也广泛种植，方苞上奏称：“以臣所目见，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而耳闻于他省者亦如之。”据郑昌淦统计，清代商品性的烟草种植遍及内地17省165州县，可谓遍及天下。大规模种植的基础上，形成了专业的烟草经济，有人甚至为各地所产之烟排名：“衡烟出湖南，蒲城烟出江西，油丝烟出北京，青烟出山西，兰花香烟出云南。其他如石马、佘粮、浦城、济宁等名皆是。总之，闽产者佳，燕产者次之，湘江石门产者为下。”福建的浦城烟尤为著名，“以地得名者，闽中尝与武夷茶、建兰等同入上方，故名贡丝”。同时形成了一批烟草贸易集散中心，如福建漳州、湖南衡阳、湖北汉口、山东济宁、甘肃兰州等地。
从吸食方式来看，有旱烟、水烟、鼻烟、嚼烟等多种，北方多旱烟，南方多水烟，而鼻烟则主要流行于权贵阶层。近代以来，欧美机制卷纸烟传入，迅速成为主要的吸食方式，并延续至今。
历代禁烟及其效果
烟草传入中国之后，种植和吸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引发了不同阶层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忧虑，涌现出诸多的禁烟主张与措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烟草危害健康，影响生活
烟草中含有尼古丁等数百种有害物质，有强烈的致癌作用，长期吸食会对人体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等造成严重危害，严重影响健康。明清时期对此已有一定的认识，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云：“（烟草）久服则肺焦，诸药多不效，其症忽吐黄水而死。”《高要县志》载：“久服面目俱黄，肺枯声干，未有不殒身者。”同时，烟草的价格较贵，长期吸食，购买烟草和烟具，也是不菲的花销。蔡家琬《烟谱》载民谚：“一日吃烟钱，多似一日吃饭钱。”包世臣《安吴四种》为此算过一笔账：“数十年前，吃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男女大小，莫不吃烟。牵算每人每日所费不下七八文，拾口之家，终岁吃烟之费不下数十金。”
2.侵夺粮田，影响农业生产与社会稳定
传统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烟草的广泛种植，侵占良田，消耗劳力、肥料和资金，影响了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传统社会的稳定。雍正五年敕曰：“米谷为寿命之宝，既赖之以生，则当加意爱惜。至于烟叶一种，于人生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也。唯在有司谆切劝喻俾小民醒悟，知稼穑为身命之所关，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这条禁令，充分反映统治阶层对于烟草的认识。
除了占用粮田，种植烟草需要大量肥料与人工投入，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安吴四种》载：“种烟必需厚粪，计一亩烟叶之粪可以粪水田六亩。又烟叶除耕锄之外，摘头、捉虫、采叶、晒帘，每烟一亩需人工五十而后成。其水田种稻，合计播种、插秧、莳禾、芸草、收割、晒打，每亩不过八九工。旱田棉花、豆、粟、高粱，每亩不过十二三工。是烟叶一亩之人工，可抵水田六亩，旱田四亩也。”种植烟草也耗费地力，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每栽烟一岁则地力已竭，越岁又易一亩以种之，递年更换，有休一岁仍种烟者，休二岁三岁仍种烟者。既已占去禾亩更换栽谷，尽皆瘠土”。
烟草广泛种植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如江西瑞金县，烟草“凡米盐鸡豚蔬果油炭之属，尽皆腾贵。此不种烟之人更受种烟之害也。瑞金产谷虽不多，然二三十年前下流米无运至上流者，瑞斗米不过四五分，未为空乏。今则下流米一不至即皇皇不能终日”。河南禹县，“夺种谷之田以种烟，谷以地隘而获少；分种谷之地以种烟，谷以力绌获又少。谷少则草亦少，少则贵矣。今谷价十倍于往昔，草价更十倍于昔年”，最终的局面是“明受其利而暗受其害”。 有鉴于此，明代崇祯年间曾两次下令禁烟。《玉堂荟记》载：“己卯（崇祯十二年），上传谕禁之（烟草），犯者论死。庚辰（崇祯十三年）有会试举人，未知其已禁也。有仆人带以入京，潜出鬻之，遂为逻者所获，越日而仆人死西市矣。”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四年（1639年）亦曾颁令禁止官员等栽种、吸食“丹白桂”，违者严加治罪，枷号、鞭打、贯耳等。崇德六年（1641年）重申禁令：“近见大臣等犹然用之，以致小民效尤不止。故行开禁，凡欲用烟者，惟许人自种而用之，若出边货买者处死。”此后，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均曾下令禁烟。《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紫禁城内及凡仓库、坛庙等处，文武官员吃烟者革职，旗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民人责四十板，流三千里。该管官员见而不行捕首被旁人捕首者，该管官员俱罚俸半年。”其禁令与处罚措施可谓严密，但屡次的禁令与森严的法律制度，并没有阻挡烟草在中国的传播。
讨 论
清代陈琮《烟草谱》总结道：“烟之为用，其利最溥，辟瘴、祛寒之外，坐而闲窗，饭余散步，可以遣寂除烦；挥麈闲吟，篝灯夜读，也可以远避睡魔；醉筵醒客，夜雨篷窗，可以佐欢解渴；斗室之中，沉檀，饮片，而一枝斑管呼吸纡徐，未始非岑寂中之一助也。”可见，烟草除“辟瘴、祛寒、除烦”等药用价值外，在个人精神生活与社会交往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权贵阶层，将吸烟作为流行风尚，对社会风气起到了引领作用，又往往不受屡次禁令的约束，使得社会大众对此趋之若鹜。
吸烟成风，大量烟民对烟草的强烈需求，使得利润丰厚的烟草种植屡禁不绝，且日益扩展。如清初江西安远县种田与种烟的经济收入对比，“田一百把（约三亩），除牛税谷及所赚之外，纳租十二桶。种烟每百把可栽一千本，摘晒可三百斤，价钱每百斤四千文，价贵六千文不等。新稻出，每桶三四百文不等。将一百斤还租，仍获二百斤之利”。清末时山东临朐地区，“每亩约产烟叶一千斤，每斤平均约售价银圆六分……一个不用雇工而自行耕种的小土地所有者，每种烟一亩，每年可获约六十元的收益。除去肥料、人工等成本，种植一亩烟草可获纯利润约五十元，是粮食作物收益的4倍，桑地收益的2.5倍”。
烟草作为一种外来作物，在短短的百余年间，迅速流传全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正是在深厚的社会风习和丰厚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烟草的种植非但没有被历次禁令打断，反而不断稳定地发展。直到今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与消费国，禁烟行动踟蹰不前，内中原因值得深思。
（题图：清末吸烟的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