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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渊明的人格由玄，儒两部分构成，既有出世无为的一面，也有入世有为的一面，这两方面的矛盾与调和成就了陶渊明玄儒互补的人生观。在现实与理想的斗争中，陶渊明采取了顺应自然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尽管他的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他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本文通过对陶渊明人格构成的与探寻，从历史人生的角度挖掘新的意义，体悟古代高士的人生矛盾与魅力。
关键词 陶渊明 人格 玄儒互补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一、玄儒互补的哲学观与顺化自然的人生观
魏晋时期，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这个时期的士人普遍追求具有玄远气质为外观的人格美，即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为特征的魏晋风流。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与阮籍，穷途歌哭，放诞不羁，外佯狂而不受约束，内则批判名教与社会。陶渊明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其真率与自由的生活态度体现了清谈之风。但不同于竹林七贤的是，他的生活姿态更加自然，更加融入生活。如《饮酒》其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写“采菊”，“南山”，“飞鸟”都诣在表达心境——即身在“人境”，心无“车马喧”的境界。在诗人采下篱下的菊花，悠然昂首，与远处的南山冥然相会，山气幽远中，心灵与自然冥合一体，黄昏中的归鸟如诗人的心境般自由自在。平淡自然的画面实际上是诗人“心远”中对生活的真淳体味。是情与景的交融，物与我的合一，这就是陶渊明式的“风流”，为“玄学”人格注入了新的成分：心灵的自由超脱与日常生活自然平和地水乳交融。
除了魏晋风流式的自然真率，陶渊明还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如果说魏晋玄学与老庄思想给予陶渊明的是出世隐遁的心境，那么，儒家道统则赋予了陶渊明心怀天下入世有为的心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年少便“游好在六经”。陶渊明人格构成中儒与玄的部分相互交织，使得他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在仕与隐的徘徊中，他最终选择“拂袖归田里”，然而，他的隐遁并未如世人印象中的那么超脱。如《杂诗》其二：
这是陶渊明晚年所作的诗。在他隐退后，并没有时时都在田园风光中悠然高蹈，超然物外。回念过去的岁月，依然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悲叹。然而，“欲言无予和”，也只能独自借酒消愁，漫漫长夜与茕茕孤影相随，谁人能解他的心志与苦闷？岁月无情催人老，曾经的雄心壮志无法实现，只有清冷的枕席为伴，凄冷落寞郁结于心，无法入眠。陶渊明是孤高的，同时也是孤独的。想当年，年少英姿，怀有远大志向，如今却在政治上一无所成，颇有英雄失路之感，诗人长叹“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在悲叹与愁苦中不能自已。陶渊明的隐逸中多多少少隐含着他怀才不遇的愤懑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哲学观与人生观可以概括为顺应自然而非无为，他“从浪大化中”只是为了保持一种无大喜大悲的境界，让心境不受外物所束，在现世生活中他又以“有为”的态度想要“兼济天下”，在出世与入世中找到平衡。
二、晋宋易代之际仕隐生涯中的矛盾心态
陶渊明约生于东晋废帝太和四年，他的一生都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度过。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在陶渊明年幼时就去世了。陶家的地位虽不同于寒门，但在重门阀的社会里，也无法与贵族相比。陶渊明自己也常叹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摆脱贫困也许是促使陶渊明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但同时，陶渊明本身思想中就具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出世的一面。
陶渊明先后出仕共五次：第一次任江洲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如此频繁的忽仕忽隐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陶渊明自身的矛盾是分不开的。
晋朝政局混乱，孝武帝溺于酒色，朝廷中，司法道子，王国宝，王绪之辈腐败无能，藩镇中王恭，殷仲堪又不足以成大事，挽救晋朝危机的大任就寄托到了出自元勋之门而又豪雄能文的桓玄身上。朝廷中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为首的一派代表腐朽的朝廷势力，他们挟持白痴皇帝，掌握中央政权，实际上已经虚弱不堪，他们不可能扭转晋朝覆灭的趋势。以京口为基地的北府军阀，在出身于低级士族的刘牢之的掌握下，表面上拥护司马道子，实际上心怀异志，随时可能再次倒戈，以荆州为基地的桓玄与司马道子两次对抗之后，已经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他们打着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的旗号，随时可以沿江东下，进军健康。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洲刺史桓玄幕。陶渊明的出仕说明他对晋朝存亡与时局动荡十分关心，想借此机会实现建功立业的伟愿。与此同时，随着桓玄逐渐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他图谋篡晋的野心也开始显露出来，陶渊明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他感叹道：“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陶母去世，便回寻阳奔丧了。此后，政局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六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了一线希望。像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一样，怀着建功立业兼济苍生的宏志，陶渊明在这场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之际也不甘寂寞，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下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陶渊明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感到建立功名的时机到了，希望能有一番作为：“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于是“暂与园田疏”；另一方面，当田园恬静的景致渐行渐远，又“绵绵归思纡”，“心念山泽居”，眷恋远离世俗争斗的田园生活。违背自己的自然本性而游驾于仕宦之中，面对自由自在不受羁绊飞鸟与游鱼感到深深的惭愧与矛盾，但既然时来与己冥会，那就姑且顺应时局的变化投入其中，只是“聊且凭化迁”，心不被形迹所拘罢了。
然而，随着刘裕地位的日益提高，权势也日益强大，他准备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余势力，作为桓玄旧部，陶渊明在刘裕府中恐难有作为，本来就性格耿介刚直，又不适俗韵性归丘山的陶渊明理所当然地抽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他再一次对仕进生活失望了。以一种过渡的方式，陶渊明从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转到彭泽令。《宋书·陶潜传》中记载：“郡潜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陶渊明辞去彭泽令，拂袖归田里，仅仅是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吗？从陶渊明辞官归隐前的经历看，陶渊明是对政治斗争厌倦了，无论是桓玄的门派还是刘裕的集团都充满了险恶，刚正耿直的陶渊明在两大阵营的斗争漩涡中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所以，陶渊明最终放弃了兼济苍生的理想，他无法改变社会现实，只能固守心灵的田园躬耕自励。他转向内心的回归，求一份自然淡泊的心境。辞去彭泽令后，赋《归去来兮辞》，归来的诗人以自然随顺乐天安命之态安贫乐道于乡间。
晋宋易代之际，政局的骤变与社会的黑暗最终没能让陶渊明实现仕进理想。他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上下沉浮，于内心与生存的斗争中徘徊反复。陶渊明在世人眼中的清高隐逸只是表面，在他忽仕忽隐乃至最后辞彭泽令决绝傲然的背后，又隐藏着诗人多少内心的困苦？现实生活中，现世理想中的矛盾也正是陶渊明人格构成中玄﹑儒两部分的矛盾，同时，这两方面的矛盾在斗争中逐渐达到一种调和的境界，也便成就了玄儒互补的人格。陶渊明从忽仕忽隐的徘徊到最后彻底隐遁便是两方矛盾调和的过程和结果。
陶渊明人格的复杂与多元，对后世产生了丰富而深远的意义。他不断的探索与建构理想人格，如他找寻理想桃源的执著，他的心路历程将永远启迪与浇灌着后世探寻理想人生的灵魂。
（作者：河南省沈丘县教师进修学校，讲师，大学本科，研究方向：语文教育）
参考文献：
[1]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北京：中华书局.
[2]（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 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 陶渊明 人格 玄儒互补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一、玄儒互补的哲学观与顺化自然的人生观
魏晋时期，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这个时期的士人普遍追求具有玄远气质为外观的人格美，即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为特征的魏晋风流。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与阮籍，穷途歌哭，放诞不羁，外佯狂而不受约束，内则批判名教与社会。陶渊明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其真率与自由的生活态度体现了清谈之风。但不同于竹林七贤的是，他的生活姿态更加自然，更加融入生活。如《饮酒》其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此诗写“采菊”，“南山”，“飞鸟”都诣在表达心境——即身在“人境”，心无“车马喧”的境界。在诗人采下篱下的菊花，悠然昂首，与远处的南山冥然相会，山气幽远中，心灵与自然冥合一体，黄昏中的归鸟如诗人的心境般自由自在。平淡自然的画面实际上是诗人“心远”中对生活的真淳体味。是情与景的交融，物与我的合一，这就是陶渊明式的“风流”，为“玄学”人格注入了新的成分：心灵的自由超脱与日常生活自然平和地水乳交融。
除了魏晋风流式的自然真率，陶渊明还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如果说魏晋玄学与老庄思想给予陶渊明的是出世隐遁的心境，那么，儒家道统则赋予了陶渊明心怀天下入世有为的心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年少便“游好在六经”。陶渊明人格构成中儒与玄的部分相互交织，使得他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在仕与隐的徘徊中，他最终选择“拂袖归田里”，然而，他的隐遁并未如世人印象中的那么超脱。如《杂诗》其二：
这是陶渊明晚年所作的诗。在他隐退后，并没有时时都在田园风光中悠然高蹈，超然物外。回念过去的岁月，依然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悲叹。然而，“欲言无予和”，也只能独自借酒消愁，漫漫长夜与茕茕孤影相随，谁人能解他的心志与苦闷？岁月无情催人老，曾经的雄心壮志无法实现，只有清冷的枕席为伴，凄冷落寞郁结于心，无法入眠。陶渊明是孤高的，同时也是孤独的。想当年，年少英姿，怀有远大志向，如今却在政治上一无所成，颇有英雄失路之感，诗人长叹“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在悲叹与愁苦中不能自已。陶渊明的隐逸中多多少少隐含着他怀才不遇的愤懑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哲学观与人生观可以概括为顺应自然而非无为，他“从浪大化中”只是为了保持一种无大喜大悲的境界，让心境不受外物所束，在现世生活中他又以“有为”的态度想要“兼济天下”，在出世与入世中找到平衡。
二、晋宋易代之际仕隐生涯中的矛盾心态
陶渊明约生于东晋废帝太和四年，他的一生都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度过。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在陶渊明年幼时就去世了。陶家的地位虽不同于寒门，但在重门阀的社会里，也无法与贵族相比。陶渊明自己也常叹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摆脱贫困也许是促使陶渊明进入仕途的一个重要的动机，但同时，陶渊明本身思想中就具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出世的一面。
陶渊明先后出仕共五次：第一次任江洲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如此频繁的忽仕忽隐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陶渊明自身的矛盾是分不开的。
晋朝政局混乱，孝武帝溺于酒色，朝廷中，司法道子，王国宝，王绪之辈腐败无能，藩镇中王恭，殷仲堪又不足以成大事，挽救晋朝危机的大任就寄托到了出自元勋之门而又豪雄能文的桓玄身上。朝廷中以司马道子，司马元显为首的一派代表腐朽的朝廷势力，他们挟持白痴皇帝，掌握中央政权，实际上已经虚弱不堪，他们不可能扭转晋朝覆灭的趋势。以京口为基地的北府军阀，在出身于低级士族的刘牢之的掌握下，表面上拥护司马道子，实际上心怀异志，随时可能再次倒戈，以荆州为基地的桓玄与司马道子两次对抗之后，已经占据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盘，他们打着拥戴晋王朝反对司马道子的旗号，随时可以沿江东下，进军健康。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洲刺史桓玄幕。陶渊明的出仕说明他对晋朝存亡与时局动荡十分关心，想借此机会实现建功立业的伟愿。与此同时，随着桓玄逐渐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他图谋篡晋的野心也开始显露出来，陶渊明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他感叹道：“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陶母去世，便回寻阳奔丧了。此后，政局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六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了一线希望。像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一样，怀着建功立业兼济苍生的宏志，陶渊明在这场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之际也不甘寂寞，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下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陶渊明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感到建立功名的时机到了，希望能有一番作为：“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于是“暂与园田疏”；另一方面，当田园恬静的景致渐行渐远，又“绵绵归思纡”，“心念山泽居”，眷恋远离世俗争斗的田园生活。违背自己的自然本性而游驾于仕宦之中，面对自由自在不受羁绊飞鸟与游鱼感到深深的惭愧与矛盾，但既然时来与己冥会，那就姑且顺应时局的变化投入其中，只是“聊且凭化迁”，心不被形迹所拘罢了。
然而，随着刘裕地位的日益提高，权势也日益强大，他准备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余势力，作为桓玄旧部，陶渊明在刘裕府中恐难有作为，本来就性格耿介刚直，又不适俗韵性归丘山的陶渊明理所当然地抽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他再一次对仕进生活失望了。以一种过渡的方式，陶渊明从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转到彭泽令。《宋书·陶潜传》中记载：“郡潜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陶渊明辞去彭泽令，拂袖归田里，仅仅是因为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吗？从陶渊明辞官归隐前的经历看，陶渊明是对政治斗争厌倦了，无论是桓玄的门派还是刘裕的集团都充满了险恶，刚正耿直的陶渊明在两大阵营的斗争漩涡中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所以，陶渊明最终放弃了兼济苍生的理想，他无法改变社会现实，只能固守心灵的田园躬耕自励。他转向内心的回归，求一份自然淡泊的心境。辞去彭泽令后，赋《归去来兮辞》，归来的诗人以自然随顺乐天安命之态安贫乐道于乡间。
晋宋易代之际，政局的骤变与社会的黑暗最终没能让陶渊明实现仕进理想。他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上下沉浮，于内心与生存的斗争中徘徊反复。陶渊明在世人眼中的清高隐逸只是表面，在他忽仕忽隐乃至最后辞彭泽令决绝傲然的背后，又隐藏着诗人多少内心的困苦？现实生活中，现世理想中的矛盾也正是陶渊明人格构成中玄﹑儒两部分的矛盾，同时，这两方面的矛盾在斗争中逐渐达到一种调和的境界，也便成就了玄儒互补的人格。陶渊明从忽仕忽隐的徘徊到最后彻底隐遁便是两方矛盾调和的过程和结果。
陶渊明人格的复杂与多元，对后世产生了丰富而深远的意义。他不断的探索与建构理想人格，如他找寻理想桃源的执著，他的心路历程将永远启迪与浇灌着后世探寻理想人生的灵魂。
（作者：河南省沈丘县教师进修学校，讲师，大学本科，研究方向：语文教育）
参考文献：
[1]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北京：中华书局.
[2]（晋）陶渊明著，龚斌校笺. 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