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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高中时候，课本和考题总喜欢把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作比较，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点原因：政治上如何如何，经济上如何如何，文化军事上如何如何。我们也就照抄这几点原因，在考试时把这几条罗列上去。这种机械转抄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看似宏观了解了中国、日本的社会历史情况，实则完全一头雾水，许多地方不明就里。
后来看了一些史料，了解了当时日本、中国的情况，我发现，课本上的概括过于简单，多处自相矛盾，有许多问题语焉不详。比如，课本强调日本当时内优外患，资产阶级对幕府统治不满，资产阶级武士推翻了江户幕府统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可是，武士本身便是封国采邑的产物，根本没有“资产阶级武士”一说，而且武士不满幕府只是因为儒家朱子学说“尊王攘夷”思想的兴起，武士开始尊崇天皇，幕府无能，无法抵抗外国入侵略，因此遭到武士们的仇恨。武士推翻了幕府，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资产阶级，就代表资本主义，之后西乡隆盛率领武士们反抗新政府，开始了“西南战争”便是例证。说到底，这无关乎“资本主义”还是“封建制度”，只是一群希望国家强大的年轻人、志士，为挽救国家、驱逐外国侵略而展开行动。
我们这些后人带着固化的史观总结历史，便说他们代表资本主义，同封建制度展开斗争，幕府垮台，明治政府推陈出新，维新成功。而中国戊戌变法没有人民的支持，资产阶级不够强大，封建制度没有被推翻，所以失败。
那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了，民国建立了，中国变法、维新成功了吗？仍是不断的内战、混乱。于是，我们便说，军阀混战，袁世凯篡国，溥仪复辟，这些都阻碍了中国历史进程，更别说之前的慈禧、荣禄、李鸿章等人了。
我们究竟是怎样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人物的呢？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中国，我们纪念林则徐，他在虎门销了鸦片；纪念谭嗣同，他为维新断了头；纪念黄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们为革命留了血。却很少有人纪念李鸿章、慈禧、辜鸿铭、袁世凯、北洋军阀首领们，因为李鸿章卖国，慈禧拒绝变法，辜鸿铭崇古，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们混战，他们都是“历史的罪人”。没有人为他们立碑立像，没有人会当着大众的面说，我是李鸿章的拥趸。中国人在处理生活日常事务时往往对人不对事，在对待历史上却对事不对人了，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就是国贼、汉奸，要遭永世唾弃；恢复了帝制，就是反动、逆流，也要遭永世唾弃。纪念的很多只能是大家看法及其一致的伟大人物：林则徐，销烟抗英；邓世昌，甲午殉国；烈士们，革命牺牲。再有，就是抽象的人民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一个个历史事件上的一张张面孔，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体，是抽象的“人民”。谁若是纪念一个曾侵略过中国的外国人，像鸦片战争中的义律兄弟，那定要被人说国贼无误了。
但是日本人却纪念佩里。
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领舰队来到江户湾，以炮击江户为威胁要求日本开国。第二年佩里强迫幕府签订《日美和亲条约》，强行打开日本国门。史称“黑船来航”。这件事给日本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一时间日本国内纷纷攘攘，攘夷派和开国派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引发倒幕战争，明洽维新。
在我们看来，佩里强闯领海，要挟幕府，逼迫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是侵略者无疑。但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以此为恩，认为佩里打开了日本国门，促进了日本富国强兵。在佩里登陆的横须贺，人们建了一座“佩里公园”，树立了佩里登陆纪念碑，前首相伊藤博文亲自手书碑名。每年在“佩里公园”都有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有人扮演佩里，模仿他登陆日本，俨然英雄姿态。
于是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推动日本政府框架、维新志士坂本龙马可以纪念；对抗维新志士，维护幕府的浪人组织新选组可以纪念；支持明治新政府的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可以纪念，反对新政府的西乡隆盛可以纪念；一心勤王，反对幕府的土佐勤王党可以纪念；旧幕臣，日本海军的缔造者胜海舟可以纪念，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可以纪念；靠新政府发家的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可以纪念；甚至之前卖馒头，之后自学参加海军训练的馒头屋长次郎也可以纪念。尽管上面的人见了面肯定会拔刀相向，在历史上做的事也恰好相反，但人们纪念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谁去推动了历史，谁阻碍了历史，而是纪念这些忠于己念，用生命与全部热忱去贯彻自己信念的英雄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而伟大，而是个体本身的伟大.是精神的伟大。
幕末著名教育家吉田松阴，在黑船来航时，协同他另一个朋友，潜渡舰船上，请求美国人带他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无他，只想看看更先进的文明和更广阔的世界。美国人婉拒了他的请求，并答应他不向幕府透露这件事。在当时的日本，未经幕府同意前往外国，是叛逃的罪行。吉田松阴和他那个朋友上岸后还是向官府自首了，他声称没有任何借口，要担当身为武士的责任。几年之后被幕府处死，年仅29岁。我们可能会说，这么年轻就死了多可惜啊，真是傻，需要这样的热血吗？
但是，换个角度或许更容易理解了：无论怎样的丰功伟绩，到头来终究会消亡，如始皇帝的帝国，如王安石的变法，如各朝各代开国功勋的奋战。帝国崩塌了，变法失败了，可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精神却保留下来，永世而存。如果有一天人类消亡了，在别的高级生命看来，人类又值不值得立碑呢？我们从出现到消亡的整个过程，给地球留下了数不尽的创伤，也没有为所谓的“宇宙发展”做出任何贡献，内部也没有停止丑陋的战争与阴谋，就好像地球得了一场不过万年的小感冒一样，就整个宇宙跨度而言，无足轻重。这样的一个族群，根本就应该被摒弃不谈吧。但这个整体也一直有着那么一点的求索精神，有着那么一点的牺牲精神，有着恒久弥新的关于爱的故事。我们大可以被好好纪念一番。
所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比要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更重要。过于追求结果，便会陷入困惑：我做的究竟对吗？是否有意义呢？是否重复了历史上另一个悲剧人物的道路呢？最终为了摆脱这种困惑，决定索性换一种人生，做一个犬儒主义者，信奉了人生的终极无意义。而不断完善自身，坚定自己的信念，最终达成人生的终极有意义，或许要更加好罢。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虽世殊时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若我们的纪念，不出于功利，而出于人格，甚至是某人一生之中某个高尚瞬间。摆脱了成王败寇论，再来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能比现在会更有力。
后来看了一些史料，了解了当时日本、中国的情况，我发现，课本上的概括过于简单，多处自相矛盾，有许多问题语焉不详。比如，课本强调日本当时内优外患，资产阶级对幕府统治不满，资产阶级武士推翻了江户幕府统治，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可是，武士本身便是封国采邑的产物，根本没有“资产阶级武士”一说，而且武士不满幕府只是因为儒家朱子学说“尊王攘夷”思想的兴起，武士开始尊崇天皇，幕府无能，无法抵抗外国入侵略，因此遭到武士们的仇恨。武士推翻了幕府，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是资产阶级，就代表资本主义，之后西乡隆盛率领武士们反抗新政府，开始了“西南战争”便是例证。说到底，这无关乎“资本主义”还是“封建制度”，只是一群希望国家强大的年轻人、志士，为挽救国家、驱逐外国侵略而展开行动。
我们这些后人带着固化的史观总结历史，便说他们代表资本主义，同封建制度展开斗争，幕府垮台，明治政府推陈出新，维新成功。而中国戊戌变法没有人民的支持，资产阶级不够强大，封建制度没有被推翻，所以失败。
那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了，民国建立了，中国变法、维新成功了吗？仍是不断的内战、混乱。于是，我们便说，军阀混战，袁世凯篡国，溥仪复辟，这些都阻碍了中国历史进程，更别说之前的慈禧、荣禄、李鸿章等人了。
我们究竟是怎样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人物的呢？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中国，我们纪念林则徐，他在虎门销了鸦片；纪念谭嗣同，他为维新断了头；纪念黄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们为革命留了血。却很少有人纪念李鸿章、慈禧、辜鸿铭、袁世凯、北洋军阀首领们，因为李鸿章卖国，慈禧拒绝变法，辜鸿铭崇古，袁世凯篡国，北洋军阀们混战，他们都是“历史的罪人”。没有人为他们立碑立像，没有人会当着大众的面说，我是李鸿章的拥趸。中国人在处理生活日常事务时往往对人不对事，在对待历史上却对事不对人了，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就是国贼、汉奸，要遭永世唾弃；恢复了帝制，就是反动、逆流，也要遭永世唾弃。纪念的很多只能是大家看法及其一致的伟大人物：林则徐，销烟抗英；邓世昌，甲午殉国；烈士们，革命牺牲。再有，就是抽象的人民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一个个历史事件上的一张张面孔，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体，是抽象的“人民”。谁若是纪念一个曾侵略过中国的外国人，像鸦片战争中的义律兄弟，那定要被人说国贼无误了。
但是日本人却纪念佩里。
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领舰队来到江户湾，以炮击江户为威胁要求日本开国。第二年佩里强迫幕府签订《日美和亲条约》，强行打开日本国门。史称“黑船来航”。这件事给日本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一时间日本国内纷纷攘攘，攘夷派和开国派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引发倒幕战争，明洽维新。
在我们看来，佩里强闯领海，要挟幕府，逼迫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是侵略者无疑。但不可思议的是，日本人以此为恩，认为佩里打开了日本国门，促进了日本富国强兵。在佩里登陆的横须贺，人们建了一座“佩里公园”，树立了佩里登陆纪念碑，前首相伊藤博文亲自手书碑名。每年在“佩里公园”都有开国纪念活动“黑船祭”，有人扮演佩里，模仿他登陆日本，俨然英雄姿态。
于是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推动日本政府框架、维新志士坂本龙马可以纪念；对抗维新志士，维护幕府的浪人组织新选组可以纪念；支持明治新政府的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可以纪念，反对新政府的西乡隆盛可以纪念；一心勤王，反对幕府的土佐勤王党可以纪念；旧幕臣，日本海军的缔造者胜海舟可以纪念，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可以纪念；靠新政府发家的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可以纪念；甚至之前卖馒头，之后自学参加海军训练的馒头屋长次郎也可以纪念。尽管上面的人见了面肯定会拔刀相向，在历史上做的事也恰好相反，但人们纪念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谁去推动了历史，谁阻碍了历史，而是纪念这些忠于己念，用生命与全部热忱去贯彻自己信念的英雄们，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而伟大，而是个体本身的伟大.是精神的伟大。
幕末著名教育家吉田松阴，在黑船来航时，协同他另一个朋友，潜渡舰船上，请求美国人带他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无他，只想看看更先进的文明和更广阔的世界。美国人婉拒了他的请求，并答应他不向幕府透露这件事。在当时的日本，未经幕府同意前往外国，是叛逃的罪行。吉田松阴和他那个朋友上岸后还是向官府自首了，他声称没有任何借口，要担当身为武士的责任。几年之后被幕府处死，年仅29岁。我们可能会说，这么年轻就死了多可惜啊，真是傻，需要这样的热血吗？
但是，换个角度或许更容易理解了：无论怎样的丰功伟绩，到头来终究会消亡，如始皇帝的帝国，如王安石的变法，如各朝各代开国功勋的奋战。帝国崩塌了，变法失败了，可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精神却保留下来，永世而存。如果有一天人类消亡了，在别的高级生命看来，人类又值不值得立碑呢？我们从出现到消亡的整个过程，给地球留下了数不尽的创伤，也没有为所谓的“宇宙发展”做出任何贡献，内部也没有停止丑陋的战争与阴谋，就好像地球得了一场不过万年的小感冒一样，就整个宇宙跨度而言，无足轻重。这样的一个族群，根本就应该被摒弃不谈吧。但这个整体也一直有着那么一点的求索精神，有着那么一点的牺牲精神，有着恒久弥新的关于爱的故事。我们大可以被好好纪念一番。
所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比要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更重要。过于追求结果，便会陷入困惑：我做的究竟对吗？是否有意义呢？是否重复了历史上另一个悲剧人物的道路呢？最终为了摆脱这种困惑，决定索性换一种人生，做一个犬儒主义者，信奉了人生的终极无意义。而不断完善自身，坚定自己的信念，最终达成人生的终极有意义，或许要更加好罢。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虽世殊时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若我们的纪念，不出于功利，而出于人格，甚至是某人一生之中某个高尚瞬间。摆脱了成王败寇论，再来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能比现在会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