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为纪念八十诞辰，别出心裁地出了本《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印制之精美，装帧之考究，在近年来的出版物中，堪称少有。自家出自家的书，大概连成本都不必考虑。只收一九四九年前的名人书信，想来其用心不过是让世人看看我中华书局曾有过怎样的辉煌。
　　毕竟是信，又毕竟当初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会公诸于世，细细披阅，颇能看出当年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的许多玄机。有人说这是一本“自有黄金屋”的书，确实不假。
　　先看看总编辑的气度吧。一个出版社办得好不好，常与总编辑的得人与否有极大干系，中华书局是私营企业，更是马虎不得。从此书中看，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间任总编辑的舒新城先生，端的是个了不得的角色。来信太多，他一般不复，只在信上简略地批几个字，自有下面人作复并编号备查。玩味这些简略得不能再简略的批语，面前会活脱脱地站起一个精明练达而又目光锐敏的人物形象来。
　　中华书局出版一种杂志，名为《新中华》，舒新城向傅雷约稿，傅雷写了一篇《音乐在历史上的地位》寄上，舒在来信上批道：“发新中华，查《美术旬刊》是否发表过。”并在美术旬刊四字旁边加括号批注：“美专出版”。盖因傅在美专任教，若以旧稿塞责，就“吃亏”了。
　　施蛰存应约为中华书局译一部书稿，因故未能及时交稿，恰巧内弟有急需，便写信给舒新城的副手钱歌川，欲向书局借二百元。钱特意在施的信上标明“约定翻译世界文学全集一部”，舒新城看后批示：“先付百元，为何近来欠稿不还者比比也。”显然对钱与施均不太满意了。
　　此公有他冷峻的一面，也有他柔情的一面，向达在北京，因时局不绥，拟将家小送回湖南老家，此前已向书局借过二百五十元，今有急难，又开口借二百元，舒批示：“稿到可付，但不能预支。”后来向达有个朋友要写中国教育史，向达在信中带便问及此事，看舒可知有何参考书，舒当即在来信上批道：“教育史，教育思想史中最近七十年教育大事记，商务周予同近代中国教育史，查出版处，良友图书公司。”让下面人复信告知或去查找。
　　对那些他确实看中，认为有前途的作家学者，更是不遗余力地扶持。三十年代初，李人还没多大名气，想放弃实业，集中精力写计划中的《死水微澜》等长篇小说。这老先生是个出手阔绰的主儿，不可一日无钱，常是一部小说未完，先得预支数百元的稿酬，且因从银行汇兑要打折扣，特意让汇到中华书局的成都分局，以现金支付，免得在银行提款被打了折扣。对这样烦琐的事，舒新城从不回绝，总是及时加以批示，让下面人办理。几乎可以说，没有舒新城的支持，中国文坛怕难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这样的杰作，至少不会那样顺利地在短时期内完成。
　　不管是自荐信及稿件，还是朋友的推荐信及稿件，这位总编辑总能根据书稿的质量与书局的营业情况作出果断的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推荐信是名流写的，比如收入的蔡元培的六封信中，就有四封是这样的推荐信。王造时推举胞兄的稿子，郑振铎推荐朋友的稿子，舒均批示“不收”。王力、吕振羽、李霁野自荐作品，亦批示“不收”。最有意思的是刘海粟，自恃与舒交谊不浅，写信推荐某诗人的诗稿，舒在刘的信上批道：“不是诗，也不是文，只是一串字。”
　　至于书写之潦草，怕也只有他这样的大总编能写得出，有些批语，我看了不下十遍(有几处系印刷不清晰)，至今仍認不出来。也惟其如此，更见出这老兄的忙迫劲儿，干练劲儿，潇洒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