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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编昆剧《李香君》在新的话语环境中，突破了历史事件对追忆者的拘囿。在对其进行通观和解析后发现，它通过戏剧冲突的构置凸显了个体生命的主体性，进而阐释了人心危异、人生多舛以及历史变革中生命个体的状态等诸多关于生命细节、生存境况的问题，强化了人的真实性存在。
[关键词] 《李香君》 人心危异 生存困境
《桃花扇》问世以来，对其改编者甚多。囿于时代话语、文化背景、审美价值取向等诸因素的制约，改编后的《桃花扇》在精神意蕴上各有所长，审美效果上也不尽相同。曾永义先生的新编昆剧《李香君》在原著《桃花扇》的基础上，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以视角转换为方法、以生命个体为对象进行了新的创作尝试，表达了当下知识分子独立的历史感受和富有启发性的人生哲思。
一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剧中，《西厢记》通常被认为是一部以爱情反对封建门第观念的作品。其冲突既有对门第观念反叛时不可调和的外部冲突形式 又有对封建礼教的战胜来实现自我超越的内部冲突形式。《牡丹亭》的冲突是强烈的爱情意识与禁欲之理、个性解放与程朱理学的惨烈冲突。但在杜丽娘与柳梦梅坚定执著的意志与誓死不移的抗争中实现了爱情的愿望，达到了人生的完满。《长生殿》的冲突最后也以月宫团圆的虚幻形式实现了爱情的圆满。以上这种团圆结局的结构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普遍的审美趣味，即：追求生命的和谐状态、同时也表达一种完美的人生期待。而脱胎于传统戏剧的《李香君》，却以重会诀别的黯淡色彩揭示出了一种人生的残缺与生命的不和谐。这种区别于传统戏剧的结构模式及对戏剧冲突的解决方式，隐含了一种怎样的寓意呢？
事实上，杜、梅，崔、张，李、杨在爱情追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外部冲突都强于侯李且多难以调和：门第观念的顽固迫使张生必须赴京应举、程、朱理学对人性桎梏的惨烈致使杜丽娘只能为情而死、强大的宗法伦理观念对生命个体及个体情爱意识的挤压摧残使得李隆基只能以“埋玉”的方式埋葬自己的爱情理想。尽管这样，他们的爱情追求最后还是在内心的执着与情感的志诚中都实现了一种形式上或精神期待上的圆满。侯、李的爱情追求同样也遭遇了外部环境的挤压，李香君的却奁与拒嫁实现了对矛盾冲突方的疏离与抗争，以血染桃花扇的举动表明了自己的姿态以及对于爱情信念的坚守。但令人错愕与遗憾的是，侯、李之爱既没有实现虚幻的形式上的圆满，更没有得到灵与肉的结合。而是在艰难的守候与寻求后呈现为“有情人难成眷属”的离散。
在这里，侯、李实现爱情的过程中面临两种形式的冲突。一方面，侯、李身处社会动荡时期，其爱情追求必然遭受周围环境的挤迫。这其中党争之祸逼迫侯方域远走媚香楼，造成了二人首次形式上的疏离；朝中文争武哄让侯方域零落江湖，也使得侯、李爱情上的相互厮守异常艰难。田仰强娶作妾及随后的选优中李香君不得不以李贞丽之名身陷皇宫，这又使得二人的爱情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打击。因而侯、李爱情实现的过程中不断伴随着跟外部环境的冲突斗争。但同时，二人各自所属的不同社会阶层、文化背景及其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使他们面对某些问题的取舍时难免发生激烈冲突。通观全剧，我们从中不难描述出侯、李爱情蜕变的轨迹。
侯、李爱情尽管是名士风流、名妓多情的偶合，但其中还是有比较充足的爱情基础。
如：一见钟情后，对爱情前景的展望：
（生唱）：【前腔】人羡，一双佳偶天成，恰似阮肇遇神仙。莫负美景良宵，须惜此世今生，共展云翼共揽风烟。（旦接唱）心坚，与君视同死生，相欣赏相顾相眷。但求取，情义不达深愿。
再如，爱情过程中的相思与坚守：
（旦唱）：【滴溜子】三生缘，三生守，岂敢荒谬。我兰心蕙性，胜似山明水秀，怎地慕新抛旧，我情专懒应酬。
（生唱）：【摊破金字令】孤眠夜永，清瘦伊人影。瞻云画水，漂泊他乡井。幸能佐幕知交，学堪承应。犹记谆谆分袂，时时思省，唯恐劳她谓我逐名利。
不过，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的身份标识（青楼女子、复社文人）使他们在实现爱情理想的过程不断遭遇外部因素的干扰。在与外部环境的冲突中，他们首先存在着进行自主道德选择的问题，如“却奁”的情境。在其中，李香君坚定、清醒并以决然的态度摒弃了浮名虚利的诱惑，进而争取到了个人的尊严；侯方域尽管最初出现了迟疑、幻想，不过最后还是辞谢了妆奁，实现了与香君道德差异的协调及其个人的体面。由此可见，侯、李在实现道德方式上的选择并不是冲突的本质。当然，故事中侯、李二人的情感结合与发展也是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虽然有阮大铖、马士英对侯方域、李香君的陷害，但侯、李重会诀别的结果显然不是由于外部冲突导致个人情感挫折所带来的。通过深层的探究我们发现，事实上作者把戏剧冲突放到了人性与人生的层面上了。也就是说，在对外部环境的斗争中，二人步调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但侯方域却在最后关头出现了价值选择上的转向，“理当事明君，取功名，荣身以显父母”的表白中也彻底暴露出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文化背景对他行为的拘囿。我们发现，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士人阶层的功名追逐，迫使侯、李爱情所面临的冲突由外部走向内心。各自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使二人的冲突更加复杂化。前句“唯恐劳她谓我逐名利”的余音犹在，此时的浮世功名、“利鬼名魔”就瓦解了其“与君视同死生，相欣赏相顾相眷”的爱情誓约：
（旦唱）：【金莲子】泪婆娑，新仇旧恨尽撩拨，怎祛得，厉鬼名魔。我能慧剑斩情根，也救不得你呀！那权势沉呵！
缕分细究后我们很尴尬的得出这样一个的结论：决定侯、李爱情走向的并不是外部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而是人物内心的危异，它表现为：趋利、无常、背反、隐蔽、迂曲。它在生活的常态中不易觉察但在关键时刻却对人起重大的作用。许多事件不以生活的逻辑演变态势结局，出现了诸如荒谬、错位、悖逆等种种形态多是如此使然。
二
侯、李之爱的惨淡结局在形式上揭示了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人生无常。这种生存状态事实上就是由人心危异所造成的，其表现形式就是对生活逻辑的悖逆。正如余秋雨评析《长生殿》时所说：“洪昇将情的理想放在客观的历史现实中，发现并表现了情的变异和破坏”[1]。 侯方域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困顿境遇与他的士人身份、儒家文化背景的对立与冲突是使他产生内心危异的根本原因，它严重干扰了侯、李的爱情发展，使侯、李本应“渡尽劫波情犹在，相视一笑度余生”的团圆结局发生了变异。侯方域是在被政治、社会所疏远的状态下和李香君相遇及结合的。他的“歌楼买笑、忘情风月”不过是对政治的一种逆反姿态和寻求精神慰藉的方式而已，是其人生失意时的以注意力的转移来消减内心痛苦程度的策略，更多时候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对李香君的梳栊也并非没有“哄客”[2]的心态。这就不难理解侯、李爱情事件的整个过程侯方域情的缺失，及其侯、李之爱的错位：李香君寻求的是两情相悦，侯方域想得到的不过是肉体的欢愉及其人生失意时的精神慰藉[3]。侯方域内心深层的价值取舍、功名追逐因环境的恶化、世风的喧嚣而被隐藏、遮蔽。一旦外部土壤适宜时它就生长出来，并以强硬的姿态出现进而左右人物的行动。《李香君》通过侯、李之爱喧嚣热闹的开场、落寞悲凉的结局，揭示了人心的危异，表达了“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的人生哲思。实现了对人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人心无常、世事无常。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李香君》事实上揭示出的是人心危异背后的一种生存困境。侯方域行为选择的前后悖逆，很大程度上是他受到了诸如“坚守与背离”、“度人与度己”等诸多人生难题的困扰：对爱情的坚守必将以人生的的某些价值的失落为代价，追逐个人价值的实现必将背叛苦苦追求的爱情而陷入道德的自责与旁议。正如寡妇的改嫁，在实现人性的完美时却要遭到顽固习俗观念的嘲讽与鄙夷。人生的悖论与困境就在于：现实的合理性往往表现为历史的不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又往往表现出现实的不合理性。侯方域遇到了知识分子遭受的普遍性的拷问：我是谁？我应该是谁？我会是谁？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侯方域深陷其中，他也以自己的行动方式充分展示出人生困境的存在及其力量的强大。
明亡清立，侯方域功名意识重新浮现，这使他背离了原定的情感追求与人生目标：
在与香君梳栊时：
【江神子】（生唱）细端详、荆布装，胜似九秋桂子飘香。（生旦合唱）相远遁遐方，逍遥广漠云水乡，一叶舟、何须画舫。
【尾声】（生唱）风流且效汉张敞，（旦接唱）齐眉乐、梁孟榜样。（生旦合唱）共守那夜雨芭蕉陋巷。
而在久别重会时：
【东瓯令】（生唱）人生如朝露，時光似飛梭，不立功名等什麼。文王尚父君臣乐，建业固功果。书生济世費张罗，权势争取不嫌多。
外部环境的改变，使侯方域的心理路程发生了严重的偏转。“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现实、入世、迂曲、趋利的内心导向使他在人生的取舍时身陷进退维谷的窘境：对李香君的倾情与舍弃、对功名的疏离与追逐、对爱情的寻求与背离共同完成了他人生困境在形式上的构置，这使他备受煎熬。
与此同时，李香君以入道的方式实现了对侯方域行为的否定、灵魂的鞭笞。但入道的行为也说明她已深陷人生困境而难以解脱，只得寻求遁世的途径。醉心于情，情却檫肩而过；寄身于国，国却分崩离析。李香君的入道既表明了她对人生世事的毅然离弃，更表明了她的困惑。人生深处是一种无奈与悲凉。
三
新编昆剧《李香君》传达出了当下知识分子独立的历史感受和人生思考。剧中所呈现的概念不再是宏大的历史抽象，也不是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简单承袭，而是作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生体验与话语表达。它突破了历史事件对追忆者的拘囿，拓展了言语的空间，从历史的表层透视出人生的某些景观，呈现出生命的细节与人生中某种真实而非虚化的状态。它凸显了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存在并从中窥视到人生的深层内涵：人心的危异、人生的困厄及其生命个体在不可抗拒的历史剧变中的无奈与乏力。它“超越了浮面的社会揭露、个人道德的谴责，也超越了世俗娱乐的性质，而进入了具有哲理性的艺术审美的境界。”[4]
注释
[1]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5页。
[2]这里“哄客”取凑热闹之意，而非指网络上的哄客“起哄、攻击、制造事端”之意
[3]《却奁辞院》一折中可以看出他之前并没有从精神层面上对待李香君，所以才会有“心羞愧，意难当。叹节操、竟在平康，自来名士多无状。她惟刚烈，惟刚烈，气性便凌霜。”的心理转变
[4]高小康：《〈桃花扇〉与中国戏曲悲剧精神的演变》，《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颜敏：《破碎与重构—论近十年的新历史小说》，《创作》[J]，1997年第2期。
[2]孔尚任著 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3]郭英德：《桃花扇底系兴亡—《桃花扇》的历史意识》，《阅读与欣赏》[J]，1995年第6期。
[4]高小康：《<桃花扇>与中国戏曲悲剧精神的演变》，《文学遗产》[J]，1999年第4期。
[5]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
程波涛，男，汉族，河南商丘人，文学硕士，河南大学河南地方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戏曲艺术史、艺术理论。
[关键词] 《李香君》 人心危异 生存困境
《桃花扇》问世以来，对其改编者甚多。囿于时代话语、文化背景、审美价值取向等诸因素的制约，改编后的《桃花扇》在精神意蕴上各有所长，审美效果上也不尽相同。曾永义先生的新编昆剧《李香君》在原著《桃花扇》的基础上，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以视角转换为方法、以生命个体为对象进行了新的创作尝试，表达了当下知识分子独立的历史感受和富有启发性的人生哲思。
一
在中国四大古典名剧中，《西厢记》通常被认为是一部以爱情反对封建门第观念的作品。其冲突既有对门第观念反叛时不可调和的外部冲突形式 又有对封建礼教的战胜来实现自我超越的内部冲突形式。《牡丹亭》的冲突是强烈的爱情意识与禁欲之理、个性解放与程朱理学的惨烈冲突。但在杜丽娘与柳梦梅坚定执著的意志与誓死不移的抗争中实现了爱情的愿望，达到了人生的完满。《长生殿》的冲突最后也以月宫团圆的虚幻形式实现了爱情的圆满。以上这种团圆结局的结构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普遍的审美趣味，即：追求生命的和谐状态、同时也表达一种完美的人生期待。而脱胎于传统戏剧的《李香君》，却以重会诀别的黯淡色彩揭示出了一种人生的残缺与生命的不和谐。这种区别于传统戏剧的结构模式及对戏剧冲突的解决方式，隐含了一种怎样的寓意呢？
事实上，杜、梅，崔、张，李、杨在爱情追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外部冲突都强于侯李且多难以调和：门第观念的顽固迫使张生必须赴京应举、程、朱理学对人性桎梏的惨烈致使杜丽娘只能为情而死、强大的宗法伦理观念对生命个体及个体情爱意识的挤压摧残使得李隆基只能以“埋玉”的方式埋葬自己的爱情理想。尽管这样，他们的爱情追求最后还是在内心的执着与情感的志诚中都实现了一种形式上或精神期待上的圆满。侯、李的爱情追求同样也遭遇了外部环境的挤压，李香君的却奁与拒嫁实现了对矛盾冲突方的疏离与抗争，以血染桃花扇的举动表明了自己的姿态以及对于爱情信念的坚守。但令人错愕与遗憾的是，侯、李之爱既没有实现虚幻的形式上的圆满，更没有得到灵与肉的结合。而是在艰难的守候与寻求后呈现为“有情人难成眷属”的离散。
在这里，侯、李实现爱情的过程中面临两种形式的冲突。一方面，侯、李身处社会动荡时期，其爱情追求必然遭受周围环境的挤迫。这其中党争之祸逼迫侯方域远走媚香楼，造成了二人首次形式上的疏离；朝中文争武哄让侯方域零落江湖，也使得侯、李爱情上的相互厮守异常艰难。田仰强娶作妾及随后的选优中李香君不得不以李贞丽之名身陷皇宫，这又使得二人的爱情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打击。因而侯、李爱情实现的过程中不断伴随着跟外部环境的冲突斗争。但同时，二人各自所属的不同社会阶层、文化背景及其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使他们面对某些问题的取舍时难免发生激烈冲突。通观全剧，我们从中不难描述出侯、李爱情蜕变的轨迹。
侯、李爱情尽管是名士风流、名妓多情的偶合，但其中还是有比较充足的爱情基础。
如：一见钟情后，对爱情前景的展望：
（生唱）：【前腔】人羡，一双佳偶天成，恰似阮肇遇神仙。莫负美景良宵，须惜此世今生，共展云翼共揽风烟。（旦接唱）心坚，与君视同死生，相欣赏相顾相眷。但求取，情义不达深愿。
再如，爱情过程中的相思与坚守：
（旦唱）：【滴溜子】三生缘，三生守，岂敢荒谬。我兰心蕙性，胜似山明水秀，怎地慕新抛旧，我情专懒应酬。
（生唱）：【摊破金字令】孤眠夜永，清瘦伊人影。瞻云画水，漂泊他乡井。幸能佐幕知交，学堪承应。犹记谆谆分袂，时时思省，唯恐劳她谓我逐名利。
不过，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自身的身份标识（青楼女子、复社文人）使他们在实现爱情理想的过程不断遭遇外部因素的干扰。在与外部环境的冲突中，他们首先存在着进行自主道德选择的问题，如“却奁”的情境。在其中，李香君坚定、清醒并以决然的态度摒弃了浮名虚利的诱惑，进而争取到了个人的尊严；侯方域尽管最初出现了迟疑、幻想，不过最后还是辞谢了妆奁，实现了与香君道德差异的协调及其个人的体面。由此可见，侯、李在实现道德方式上的选择并不是冲突的本质。当然，故事中侯、李二人的情感结合与发展也是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虽然有阮大铖、马士英对侯方域、李香君的陷害，但侯、李重会诀别的结果显然不是由于外部冲突导致个人情感挫折所带来的。通过深层的探究我们发现，事实上作者把戏剧冲突放到了人性与人生的层面上了。也就是说，在对外部环境的斗争中，二人步调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但侯方域却在最后关头出现了价值选择上的转向，“理当事明君，取功名，荣身以显父母”的表白中也彻底暴露出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文化背景对他行为的拘囿。我们发现，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士人阶层的功名追逐，迫使侯、李爱情所面临的冲突由外部走向内心。各自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使二人的冲突更加复杂化。前句“唯恐劳她谓我逐名利”的余音犹在，此时的浮世功名、“利鬼名魔”就瓦解了其“与君视同死生，相欣赏相顾相眷”的爱情誓约：
（旦唱）：【金莲子】泪婆娑，新仇旧恨尽撩拨，怎祛得，厉鬼名魔。我能慧剑斩情根，也救不得你呀！那权势沉呵！
缕分细究后我们很尴尬的得出这样一个的结论：决定侯、李爱情走向的并不是外部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而是人物内心的危异，它表现为：趋利、无常、背反、隐蔽、迂曲。它在生活的常态中不易觉察但在关键时刻却对人起重大的作用。许多事件不以生活的逻辑演变态势结局，出现了诸如荒谬、错位、悖逆等种种形态多是如此使然。
二
侯、李之爱的惨淡结局在形式上揭示了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人生无常。这种生存状态事实上就是由人心危异所造成的，其表现形式就是对生活逻辑的悖逆。正如余秋雨评析《长生殿》时所说：“洪昇将情的理想放在客观的历史现实中，发现并表现了情的变异和破坏”[1]。 侯方域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困顿境遇与他的士人身份、儒家文化背景的对立与冲突是使他产生内心危异的根本原因，它严重干扰了侯、李的爱情发展，使侯、李本应“渡尽劫波情犹在，相视一笑度余生”的团圆结局发生了变异。侯方域是在被政治、社会所疏远的状态下和李香君相遇及结合的。他的“歌楼买笑、忘情风月”不过是对政治的一种逆反姿态和寻求精神慰藉的方式而已，是其人生失意时的以注意力的转移来消减内心痛苦程度的策略，更多时候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对李香君的梳栊也并非没有“哄客”[2]的心态。这就不难理解侯、李爱情事件的整个过程侯方域情的缺失，及其侯、李之爱的错位：李香君寻求的是两情相悦，侯方域想得到的不过是肉体的欢愉及其人生失意时的精神慰藉[3]。侯方域内心深层的价值取舍、功名追逐因环境的恶化、世风的喧嚣而被隐藏、遮蔽。一旦外部土壤适宜时它就生长出来，并以强硬的姿态出现进而左右人物的行动。《李香君》通过侯、李之爱喧嚣热闹的开场、落寞悲凉的结局，揭示了人心的危异，表达了“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的人生哲思。实现了对人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人心无常、世事无常。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李香君》事实上揭示出的是人心危异背后的一种生存困境。侯方域行为选择的前后悖逆，很大程度上是他受到了诸如“坚守与背离”、“度人与度己”等诸多人生难题的困扰：对爱情的坚守必将以人生的的某些价值的失落为代价，追逐个人价值的实现必将背叛苦苦追求的爱情而陷入道德的自责与旁议。正如寡妇的改嫁，在实现人性的完美时却要遭到顽固习俗观念的嘲讽与鄙夷。人生的悖论与困境就在于：现实的合理性往往表现为历史的不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又往往表现出现实的不合理性。侯方域遇到了知识分子遭受的普遍性的拷问：我是谁？我应该是谁？我会是谁？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侯方域深陷其中，他也以自己的行动方式充分展示出人生困境的存在及其力量的强大。
明亡清立，侯方域功名意识重新浮现，这使他背离了原定的情感追求与人生目标：
在与香君梳栊时：
【江神子】（生唱）细端详、荆布装，胜似九秋桂子飘香。（生旦合唱）相远遁遐方，逍遥广漠云水乡，一叶舟、何须画舫。
【尾声】（生唱）风流且效汉张敞，（旦接唱）齐眉乐、梁孟榜样。（生旦合唱）共守那夜雨芭蕉陋巷。
而在久别重会时：
【东瓯令】（生唱）人生如朝露，時光似飛梭，不立功名等什麼。文王尚父君臣乐，建业固功果。书生济世費张罗，权势争取不嫌多。
外部环境的改变，使侯方域的心理路程发生了严重的偏转。“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现实、入世、迂曲、趋利的内心导向使他在人生的取舍时身陷进退维谷的窘境：对李香君的倾情与舍弃、对功名的疏离与追逐、对爱情的寻求与背离共同完成了他人生困境在形式上的构置，这使他备受煎熬。
与此同时，李香君以入道的方式实现了对侯方域行为的否定、灵魂的鞭笞。但入道的行为也说明她已深陷人生困境而难以解脱，只得寻求遁世的途径。醉心于情，情却檫肩而过；寄身于国，国却分崩离析。李香君的入道既表明了她对人生世事的毅然离弃，更表明了她的困惑。人生深处是一种无奈与悲凉。
三
新编昆剧《李香君》传达出了当下知识分子独立的历史感受和人生思考。剧中所呈现的概念不再是宏大的历史抽象，也不是固有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简单承袭，而是作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生体验与话语表达。它突破了历史事件对追忆者的拘囿，拓展了言语的空间，从历史的表层透视出人生的某些景观，呈现出生命的细节与人生中某种真实而非虚化的状态。它凸显了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存在并从中窥视到人生的深层内涵：人心的危异、人生的困厄及其生命个体在不可抗拒的历史剧变中的无奈与乏力。它“超越了浮面的社会揭露、个人道德的谴责，也超越了世俗娱乐的性质，而进入了具有哲理性的艺术审美的境界。”[4]
注释
[1]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5页。
[2]这里“哄客”取凑热闹之意，而非指网络上的哄客“起哄、攻击、制造事端”之意
[3]《却奁辞院》一折中可以看出他之前并没有从精神层面上对待李香君，所以才会有“心羞愧，意难当。叹节操、竟在平康，自来名士多无状。她惟刚烈，惟刚烈，气性便凌霜。”的心理转变
[4]高小康：《〈桃花扇〉与中国戏曲悲剧精神的演变》，《文学遗产》，199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颜敏：《破碎与重构—论近十年的新历史小说》，《创作》[J]，1997年第2期。
[2]孔尚任著 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3]郭英德：《桃花扇底系兴亡—《桃花扇》的历史意识》，《阅读与欣赏》[J]，1995年第6期。
[4]高小康：《<桃花扇>与中国戏曲悲剧精神的演变》，《文学遗产》[J]，1999年第4期。
[5]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
程波涛，男，汉族，河南商丘人，文学硕士，河南大学河南地方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戏曲艺术史、艺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