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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纪登奎32作，抓财贸、农业
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是，对原则问题抓住不放，决不让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党开展“批陈整风”。毛泽东指出：“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并督促吴法宪、叶群等写检查。另外，他采取三个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设立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简称中央组宣组。主管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的单位的工作。原中宣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中央组宣组组长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没有一个是林彪集团的。毛泽东首先控制组织、宣传。纪登奎，1923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任河南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李德生任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其实，此时谢因患癌症住院，早不能视事，北京军区工作主要由李德生、纪登奎负责。这样，纪登奎更没有时间管国务院的工作了。
1971年2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
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即“九一三”事件后。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通知：“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在《人民日报》1971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的代表团离京前往纽约》的报道中，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送行的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里，这是他第一次以中央、国务院机关负责干部的身份见报。
从中南海到史家胡同53号
国务院业务组是“文革”爆发后成立的。到1971年，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任命的16位副总理中，柯庆施病逝，林彪不参加国务院的会议；邓小平、贺龙、乌兰夫、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等7位同志被打倒，有的失去自由，有的发配外地；1967年2月批判“二月逆流”，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受到批判，陈云、陈毅、谭震林被送到外地，只有李先念、李富春工作；副总理谢富治1970年生病住院，1972年3月病故。
为了维持国务院正常工作，维护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1967年春周恩来提出设立国务院业务组。1967年九十月间，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机构。小组是“文革”期间流行叫法。国务院机构设置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小组不是常设机构，是临时的，可以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已停止活动，7年没有召开人代会了。业务组不对外行文，下发文件仍以国务院的名义。国务院业务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业务组人员几经变化，1971年1月，成员有：余秋里、苏静(计委军代表)、粟裕，后来加上方毅、王震。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王震、余秋里、谷牧为副总理。
华国锋曾深情地说：“我和周总理相熟是1971年到国务院工作以后的事。从1971年2月起我直接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一直到他逝世。这5年的时间和他的接触很多。对他的了解也多了，深深地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动，从他的身上学到不少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结束后，华国锋从京西宾馆搬到中南海的一处平房。这处房子1966年接待红卫兵后多年没有人住，到处是灰尘、蜘蛛网，屋里堆着一些接待红卫兵时用过的木板床。打扫一下就搬进去了，既没有粉刷。也没有装修。华国锋住在北房三间平房，秘书曹万贵住在东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一直住到1972年4月2日夫人韩芝俊调到外贸部CV_作后，才搬到史家胡同53号。华国锋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3个，秘书曹万贵，司机孙绪和公务员李进才。曹万贵是湖南郴州人，1963年被选调到湖南省委组织部。1970年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华国锋的秘书。华国锋调动工作从不带人，这次到北京来只带了曹万贵一人。搬到史家胡同后增加了厨师宋芳。1973年李震突然死亡后，周恩来决定给每位政治局委员派一名警卫员，华国锋不同意。周恩来坚持，由汪东兴派来了叶桂新。1975年华国锋工作繁忙，一个秘书忙不过来，中办派来了于重英。这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增加到6个人。
“文革”爆发后，在中南海住家的干部打倒的打倒，下放的下放，基本都搬出去了，中南海静谧而空阔。平房的前面是国务院值班室，共有20多人，日夜轮流值班。华国锋和值班室的同志不仅工作中接触多，饭后还时常在一起打乒乓球。和大家打成一片。华国锋平易近人，讲话办事，不慌不忙，通情达理，大家和他在一起很亲近。有话敢对他说。
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是由华国锋同志主持的，开得很好。”
华国锋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1971年3月3日召开的全国棉、油、糖会议。这个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原来只是棉花会议，后扩大到油料、糖料。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华国锋负责起草文件，计委副主任段云执笔。华国锋说：“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总理坚持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一切可能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维护、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能说我们进城几十年人民生活还那么困难，还得不到大的改善，那我们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先烈，对得起群众?”
华国锋让简报组的同志如实写出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人认为“粮食不上纲，心里就发慌，丢了棉油糖，心里不着忙”。结果“重粮轻棉不问油，生产单一化”。群众对这种稻谷加稻草的状况很不满意，批评说，“只顾粮上纲，丢了一大帮”。代表们还反映有的地方出现一些瞎指挥、搞浮夸、搞平调的苗头。瞎指挥，在生产上乱提口号，“要叫高粱断子绝孙，坚决和红薯离婚，把棉花送到山上，实行小麦一派掌权”。也有个别地方把正当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
3月12日下午。华国锋和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余秋里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会议带队同志的汇
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是，对原则问题抓住不放，决不让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党开展“批陈整风”。毛泽东指出：“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并督促吴法宪、叶群等写检查。另外，他采取三个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
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设立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简称中央组宣组。主管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的单位的工作。原中宣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归中央办公厅负责管理它们的“五七”干校和安置工作。中央组宣组组长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没有一个是林彪集团的。毛泽东首先控制组织、宣传。纪登奎，1923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任河南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秘书长，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李德生任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其实，此时谢因患癌症住院，早不能视事，北京军区工作主要由李德生、纪登奎负责。这样，纪登奎更没有时间管国务院的工作了。
1971年2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
随后，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即“九一三”事件后。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通知：“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在《人民日报》1971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的代表团离京前往纽约》的报道中，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送行的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里，这是他第一次以中央、国务院机关负责干部的身份见报。
从中南海到史家胡同53号
国务院业务组是“文革”爆发后成立的。到1971年，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任命的16位副总理中，柯庆施病逝，林彪不参加国务院的会议；邓小平、贺龙、乌兰夫、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等7位同志被打倒，有的失去自由，有的发配外地；1967年2月批判“二月逆流”，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受到批判，陈云、陈毅、谭震林被送到外地，只有李先念、李富春工作；副总理谢富治1970年生病住院，1972年3月病故。
为了维持国务院正常工作，维护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1967年春周恩来提出设立国务院业务组。1967年九十月间，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机构。小组是“文革”期间流行叫法。国务院机构设置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小组不是常设机构，是临时的，可以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已停止活动，7年没有召开人代会了。业务组不对外行文，下发文件仍以国务院的名义。国务院业务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业务组人员几经变化，1971年1月，成员有：余秋里、苏静(计委军代表)、粟裕，后来加上方毅、王震。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王震、余秋里、谷牧为副总理。
华国锋曾深情地说：“我和周总理相熟是1971年到国务院工作以后的事。从1971年2月起我直接在总理的领导下工作，一直到他逝世。这5年的时间和他的接触很多。对他的了解也多了，深深地为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感动，从他的身上学到不少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结束后，华国锋从京西宾馆搬到中南海的一处平房。这处房子1966年接待红卫兵后多年没有人住，到处是灰尘、蜘蛛网，屋里堆着一些接待红卫兵时用过的木板床。打扫一下就搬进去了，既没有粉刷。也没有装修。华国锋住在北房三间平房，秘书曹万贵住在东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一直住到1972年4月2日夫人韩芝俊调到外贸部CV_作后，才搬到史家胡同53号。华国锋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3个，秘书曹万贵，司机孙绪和公务员李进才。曹万贵是湖南郴州人，1963年被选调到湖南省委组织部。1970年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华国锋的秘书。华国锋调动工作从不带人，这次到北京来只带了曹万贵一人。搬到史家胡同后增加了厨师宋芳。1973年李震突然死亡后，周恩来决定给每位政治局委员派一名警卫员，华国锋不同意。周恩来坚持，由汪东兴派来了叶桂新。1975年华国锋工作繁忙，一个秘书忙不过来，中办派来了于重英。这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增加到6个人。
“文革”爆发后，在中南海住家的干部打倒的打倒，下放的下放，基本都搬出去了，中南海静谧而空阔。平房的前面是国务院值班室，共有20多人，日夜轮流值班。华国锋和值班室的同志不仅工作中接触多，饭后还时常在一起打乒乓球。和大家打成一片。华国锋平易近人，讲话办事，不慌不忙，通情达理，大家和他在一起很亲近。有话敢对他说。
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是由华国锋同志主持的，开得很好。”
华国锋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1971年3月3日召开的全国棉、油、糖会议。这个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原来只是棉花会议，后扩大到油料、糖料。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华国锋负责起草文件，计委副主任段云执笔。华国锋说：“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总理坚持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尽一切可能纠正错误，解决问题，维护、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不能说我们进城几十年人民生活还那么困难，还得不到大的改善，那我们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先烈，对得起群众?”
华国锋让简报组的同志如实写出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人认为“粮食不上纲，心里就发慌，丢了棉油糖，心里不着忙”。结果“重粮轻棉不问油，生产单一化”。群众对这种稻谷加稻草的状况很不满意，批评说，“只顾粮上纲，丢了一大帮”。代表们还反映有的地方出现一些瞎指挥、搞浮夸、搞平调的苗头。瞎指挥，在生产上乱提口号，“要叫高粱断子绝孙，坚决和红薯离婚，把棉花送到山上，实行小麦一派掌权”。也有个别地方把正当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
3月12日下午。华国锋和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余秋里听取了各省、市、自治区参加会议带队同志的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