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整理东西的时候，突然翻出许多过去的痕迹，回忆就像是洁白的墙，从四面向我包围过来。
　　CD里放的是梁静茹的《一夜长大》。那些早已湮没在时光海洋里的物件，让我明白，我是一夜之间忽然长大了。
　　
　　 红色毛背心
　　
　　它已经很小了，我的手刚好可以从袖口穿过。我抱着它睡了许多年。我天生就对毛毛的东西有好感。那件毛背心是妈妈用纯羊毛线织的，我到5岁就穿不上它了，可是我依旧对它恋恋不舍。到了10岁爸妈把它没收了，原因是我牙齿畸形了。我一摸到毛绒绒的东西便会本能地咬下嘴唇，一直咬一直咬，咬得下前牙全都缩了进去，以至后来我妈不惜花重金给我箍上牙套，才把我变成一个很时髦的“钢牙妹”。现在我的牙齿很争气，但是我摸到头发什么的还是会下意识地咬咬嘴唇。我想我这辈子都改不了了。
　　
　　汤普森练习曲
　　
　　充斥我童年记忆的，除了那件红背心，就是无休止地练习奏鸣曲、小夜曲，这造成了我吃饭拖拉的习惯。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我就尽可能地在饭桌旁磨蹭。我捧着饭碗看完新闻联播，又看天气预报，看完天气预报，又看焦点访谈，看完焦点访谈，又有地方台天气预报。在我看完地方台天气预报的时候，妈妈会很高深莫测地指指墙上的时钟：八点了。我于是非常不情愿地扒完最后一口饭，用纸巾把嘴巴仔仔细细擦干净，然后像赴刑场一样义无反顾地走到琴边，打开不知道是汤普森还是克列门蒂或者是见鬼的哈农、车尔尼的曲谱，面无表情地弹弹弹。偷懒就会挨打，然后我哭我妈也哭。2000年我参加完最后一次比赛，感觉像是普罗米修斯获得了自由。
　　
　　纸条
　　
　　我小时候有个陋习，就是收集纸条。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被老师或家长看到的话我会死得很惨。可是我不怕，所以就把它们留下来，一张一张地贴在本子上，一条一条地看。
　　“今晚去不去挖树根？”“去。”“去不去××家？”“不去。”“那我也不去。”“你为什么不去？”“你不去所以我也不去。”“那如果我去呢？”“去咯。”“噢，那我不去。”“那我就不去。”……
　　我们可以用11张纸条讨论关于去还是不去的问题，其他问题也一样。
　　当然在讨论有关吃的问题和有关男生的问题时，可以多用几张纸条的。不过很可惜，小学四年级收到第一张男生的纸条，却被我冲到女厕所里了，还按了两次冲水开关。
　　
　　《新世纪福音战士》海报
　　
　　那时候，我和阿妮会趁放假在家，关了门窗很带劲地看《新世纪福音战士》。剧情已经很模糊了，我只记得那些巨大的机器人很英勇地倒下或者很英勇地站起来，让我顶礼膜拜。后来我把那张有凌波丽、碇真志的海报贴在我的天花板上，早晨起来就会变得很有斗志。
　　阿妮有收藏海报的习惯，我会死乞白赖地把她新买的海报从她柜子上撕下来，心安理得地贴在自己床头。但福音战士的海报她一直不肯给，后来我用两张高达的和她换，她把海报给我时的表情简直像是要了她的命。我是那样喜欢那张海报，几次搬家我都没有扔。现在我和别人讲起福音战士还是很带劲，我的英文名便是很霸道的福音战士的代号Eva。
　　
　　日记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记日记。我发现其实我一直很有才情，这主要是从五年级的日记中看出来的。我用彩色铅笔记日记，通常是根据铅笔的颜色写一段“短小精悍”的文字，比如用绿色的时候，我会很“大气”地说：啊，春天来了。然后很用力地打上几个感叹号。当然“精悍”和老师规定的字数不无关系，达到了规定字数我会意犹未尽地打上六个点，我那时便发现省略号异常好用。
　　初中的日记就不完全是抒情了。我发现文风是很容易受时代潮流左右的，如果我那些东西称得上有“文风”的话。我变得无以名状的小资，可以学着安妮宝贝的样子把一个句子用无数个句号断开，对某一件衣服发表评论，对某一场雨表示感伤，或是抓住孤独寂寞之类的字眼大做文章。那时看来，我完全有潜力做一个喝Starbucks穿Gucci搽兰蔻喷Kenzo的白领的，可惜到高中我又改变志向了。
　　高中的日记里我变得像个愤青，用很多感叹号来表示愤怒和不满。写到激动的时候会发挥惊人的想象力，在旁边画一堆热气腾腾的狗屎或人屎，全然不顾日记本的洁净与否。
　　说着说着便讲到现在来了。连回忆也是这样的快。我一直不愿意长大，可这件事由不得我，就好像我可以决定今天中午吃红烧茄子还是吃鱼香茄子，但我决定不了哪天放假一样。爸爸总对我说，既然改变不了就要学会去接受，可是我发现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于是在理想和现实拉拉扯扯之间，我忽然就长大了。有时我觉得成长是一件很玄妙的事，像疾走罗拉，要不断闯关。闯关很难，还有人不断催你快快快，但一切都会过去，时光把一切远远地抛在后面。16岁疾驰的列车，窗外有不断变换的景色。每次想到快要到站的16岁，心情总是和车窗外的景色一样复杂。
　　有一天在听歌，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过后是梁静茹的《一夜长大》。突然之间我就笑了。忽然之间，一夜长大，不就是忽然长大吗？
　　抬眼一望，全世界都眯眼，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