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在等待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间隙，一个人从渤海湾路辗转向南，越过琼州海峡，第一次将脑海中热带风情的想像照进现实，用临时租来的单车，围着海南岛骑行圈儿。从此以后，几乎每个寒暑假，我都在他乡混迹，也成为我后来钻入户外的铺垫基础。
　　《户外探险》杂志的朋友5月份就跟我约关于户外救援10年的稿，我答应下来但却一直提不起笔。如果不想用诸如户外运动起源、什么叫户外运动、每项运动形式的特点等这些文字堆砌空洞，户外救援这件事儿，还真是不太好说。下面只是记录了我作为一个户外救援志愿者，在十几年来经历的个人户外和救援的感受。
　　事后看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户外事故，都会涉及到责任，主观也好客观也罢无论究竟哪个责任更大，发生事故的最终结果总会有人要承担痛苦。本质上，没有任何起户外事故可以归结为天灾，皆为人祸。更需要反思的当然是主动责任，当事人缺乏户外知识和经验，不具备从事相关户外运动的技能及装备，选锚队伍跟锚人，不熟悉所从事户外运动的区域，个人身体、体能以及心理素质等原因，这些都是可以规避的。
　　10年前，从连续四十多天的昏迷中醒来，传说中头部被缝合的一百八十多针刚刚开始脱痂，我被泥石流困在雅鲁藏布江边去往墨脱的原始森林中。最终拖着副被饥寒交迫、蚂蝗吸干的骨架回到家时，相处10年的初恋女友终于身心崩溃离开了我，当然失去的还有被泥石流带走的多年来陪我出死入生的行囊。生活真幽默，总是让你在真正意识到曾经拥有过某样东西的时候，也失去了它。在我此前的所有探险经历中，从来都是只关乎自我的，出发前没有旅行计划、不调研目的地、不与亲友告别，也无法体会担心和被担心的滋味。终于有段空闲思考：一个人背井离乡地游走，要走多远的路登多高的山才是尽头?每个旅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一定有天边变换的云朵，有草甸上盛开的花儿，有他乡文化的新奇，有挑战极限的快感，还有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的帮助和关爱!
　　2003年，北京登山协会的王鑫老师组建山岳救援队，我便加入其中。原因有好几个：既然户外已经成为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不让它成为全部呢。还有个理由，王老师实在太会忽悠了，当他把那套救援者无欲则刚的言论灌输给我时，我被兄弟了。如果也算个理由的话，通过做名救援志愿者，可以把那些阳光下的温暖分享给更多人，给正在经历风雨的人点分担，与更多热爱生命、大自然的人，平安地享受生活。分享，也许是多年以来，众多救援队的兄弟来了、走了、离开、加入的原因。无论什么理由，想成为一名志愿者、特别是救援者，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几乎包括户外救援组织在内的各类民间NGO组织，在大环境上缺少政府支持、社会大众的公民意识尚未觉悟的当下，NGO成员大部分也只是普通志愿者，都需要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着爱与善满怀希望地来，带着挫折甚至伤痛离开，就成为各类民间NGO组织不得不面对的常态。基于爱和善的行动，能够温暖人心，能够让人有希望，有方向。为了让所有人逐渐从根本上认识到“为人服务”才是以人为本的开端，更需要有包括户外救援队这样的各类民间NGO组织以公民行动来提示民众的需求所在。
　　在历次救援行动中，被媒体曝光较多的各地区民间户外救援队伍，比如深圳、新疆、西藏、四川、青海、河南、陕西、杭州以及北京的绿野、蓝天等救援队，再加上官方(国家地震救援队)或半官方(山岳救援队)的专业户外救援队、消防及武警部队等，构成了线救援主力。近些年，无论是诸如小五台等城市周边的徒步路线发生的迷路、还是高海拔地区山峰攀登发生的山难或失踪。甚至是些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时候，都能够看到民间救援队的身影。与欧美等国政府对救援队的配合相比，我们还存在着很大差距。2011年初春北京某山区有几位山友傍晚迷路报警，我们凌晨两点赶到当地镇政府临时救援指挥部，先是听取情况汇报，再由户外救援队、消防和武警等提出专业性分析意见，再展开讨论，形成个领导亲自指挥的救援实施方案，此时已经早上8点。根据分工，在准备带着队员出发搜救时，被要求带上媒体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原本三至五人的搜救小队变得浩浩荡荡，除了无奈你没有时间愤怒，因为这个队伍里随时有人需要你救援或配合。当然。很多时候政府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今年以来开始尝试动用直升机与救援，以生命高于切的名义而不用顾虑成本。因此，并不是政府或有关部门不作为，而是不懂得如何恰当地作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政府只需负责救援资源的统筹、协调等保障工作。
　　最后，作为媒体，除了报道山高人为峰的荣誉、户外事故发生后的生死别离，是否也能够挖掘一些成功者登顶途中所付出的代价。另外，户外也从来不只是成年人的游戏，让孩子们懂得必要的户外安全常识和生存技能，才会换来人与自然相处的长久平安。引用磨房网的
　　句话与热爱自然、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共勉：不论登过多么高的山峰，我们最终都要回到出发时的海拔。内心的平和安乐，也许更为重要，让户外事故能够离我们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