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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整个社会意识到，高考不再能改變命运、也不该承担改变命运的功能时，这样的高考才会“不惑”。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不少媒体都推出高考40周年的纪念专栏，一看主题，大多是“高考改变命运”。
高考确实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起着改变人的命运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刚恢复高考那会儿的人来说，这一记忆是十分强烈的。
但是，不能把“改变命运”作为高考的主题曲。事实上，当高等教育已经要进入普及化阶段时，还以“改变命运”作为高考的功能，这不但错位，可能误导高考改革与教育发展，而且会制造社会的高考焦虑与教育焦虑。现在，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
从考大学到考名校
有人说，现在考上大学也很难改变命运，不像以前，参加高考，就是考上专科也改变命运。
这是脱离教育的发展与高考的变化在谈论高考。1977年，中国高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人，录取率只有5%。事实上，直到199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0.5%。
但到2015年，中国高考人数为942万，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接近75%，部分地方高考录取率超过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根据这些数据，上大学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再以40年前的“上大学”观察当下的“上大学”，无疑是刻舟求剑。
直到1992年，中国都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实行“国家包分配”，大学毕业生有“铁饭碗”。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中，高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从农村户籍变为城镇户籍），也可改变命运。当高考录取率在有的省份已经达到接近90%时，还希望考上大学就获得“特殊身份”，变得不现实。
随着大扩招，社会上对待高考的看法，从以前考大学过独木桥，逐渐变为考名校过独木桥——不是要上一所大学，是必须进重点大学、名校。当高考变为名校争夺战后，再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都难以缓解高考焦虑。
如果以进入重点大学来论改变命运，能改变命运的学生有多少？全国每年的高考生只有8%能进重点大学，其余考进非重点大学的学生，怎么对待大学？
在国际上，对高等教育有个基本的区分：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5%时，是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早在2002年就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但中国社会对上大学的认识，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这是严重错位的。
改革进行时：
淡化学校身份标签
追逐名校，从好的一方面看，可以给人动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在制造应试的漩涡。一些在求学阶段感到进入重点大学无望的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初中就萌生辍学念头。中考没有考入普通高中，进入中职的学生，容易有受挫感。在“高考改变命运”的心态中，社会要形成“淡化学历，崇尚技能”的氛围，十分困难。这会直接导致教育的质量和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更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存在十分功利的教育观，即升学有用、读书无用。
2014年颁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明确要取消高考录取批次，调整志愿填报方式。根据高考改革部署，2016年，已有15个省市取消三本，与二本融合；上海市从2016年起率先取消一本二本划分，从2017年起实行院校专业组志愿填报方式（一所大学根据专业选科要求不同分为若干专业组）；浙江在2017年的高考录取中，取消所有本科和高职批次划分，并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推进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淡化学校等级、身份标签，促进学校间平等竞争，由此淡化考生的名校情结。这是好的方向，要起到改革效果，有待于社会功利教育观的转变。
真正的公平
当前，高考承载了社会对公平的期望，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高考公平最直观的表达。这种公平还需要仔细推敲，而且，分数公平也制造着唯分数论。但要突破分数公平，建立多元的高考升学评价体系，却困难多多。
对部分农村学生、家庭贫困学生而言，可能未必真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个来自农村、没上过幼儿园、在教育质量很低的农村学校读书的学生，和在城市、从小接受更好教育的学生，在一张试卷上竞争，从一张试卷分数角度，是公平的，但教育起点和过程却并非如此。
调查显示，农村学生的高考平均分数比城市地区学生低40分，这就是农村学生占大学生比例接近60%，但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日益走低（在2012年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之前）的重要原因。由于高考分数不能和城市学生比拼，农村学生更多地进入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
分数公平，对学生的个性、素质发展也不公平。目前的分数公平，是在设定的高考科目范围内的公平，按这几门高考科目的分数从高到低，结合学生志愿录取。
之前，为了矫正这一评价方式对学生个性、特长的关注不够问题，而实施加分政策，包括艺术特长加分、体育特长加分、学科特长加分和综合荣誉加分。但高考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加分造假和加分腐败。
要真正扩大农村学生高考公平和素质评价公平，应该实行高校自主招生和多元评价。可是，对于大学自主招生和多元评价，社会的信任度并不高，宁愿要单一的分数评价，以维持脆弱的公平。
政府也想在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方面进行改革突破。但是，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一路走来，一路遭遇质疑。人们的主要担心，是其中是否存在潜规则。
高考改革的理想局面，应该是招考分离，大学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但是，由于高考承载了社会对基本公平的期待，而目前有效约束权钱干预教育、干预招生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高考陷入大家都知道的要改却难改的困境。
四十应不惑，但如果高考一直背负着社会赋予其“改变命运”的沉重使命，就会依然存在诸多困惑。或许，只有整个社会意识到，高考不再能改变命运、也不该承担改变命运的功能时，只有消除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歧视、消除社会对人才评价的学历歧视时，高考升学、进哪一类学校，才能变为学生自主的选择，而不是唯一的“成才出口”，这样的高考才会“不惑”。而这，需要改革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教育管理制度、人才评价制度，等等。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不少媒体都推出高考40周年的纪念专栏，一看主题，大多是“高考改变命运”。
高考确实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起着改变人的命运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刚恢复高考那会儿的人来说，这一记忆是十分强烈的。
但是，不能把“改变命运”作为高考的主题曲。事实上，当高等教育已经要进入普及化阶段时，还以“改变命运”作为高考的功能，这不但错位，可能误导高考改革与教育发展，而且会制造社会的高考焦虑与教育焦虑。现在，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
从考大学到考名校
有人说，现在考上大学也很难改变命运，不像以前，参加高考，就是考上专科也改变命运。
这是脱离教育的发展与高考的变化在谈论高考。1977年，中国高考人数570万人，录取27万人，录取率只有5%。事实上，直到199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0.5%。
但到2015年，中国高考人数为942万，全国平均高考录取率接近75%，部分地方高考录取率超过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根据这些数据，上大学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再以40年前的“上大学”观察当下的“上大学”，无疑是刻舟求剑。
直到1992年，中国都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实行“国家包分配”，大学毕业生有“铁饭碗”。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中，高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从农村户籍变为城镇户籍），也可改变命运。当高考录取率在有的省份已经达到接近90%时，还希望考上大学就获得“特殊身份”，变得不现实。
随着大扩招，社会上对待高考的看法，从以前考大学过独木桥，逐渐变为考名校过独木桥——不是要上一所大学，是必须进重点大学、名校。当高考变为名校争夺战后，再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都难以缓解高考焦虑。
如果以进入重点大学来论改变命运，能改变命运的学生有多少？全国每年的高考生只有8%能进重点大学，其余考进非重点大学的学生，怎么对待大学？
在国际上，对高等教育有个基本的区分：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15%时，是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毛入学率达到15%，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达到50%，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早在2002年就达到15%，进入大众化阶段。但中国社会对上大学的认识，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这是严重错位的。
改革进行时：
淡化学校身份标签
追逐名校，从好的一方面看，可以给人动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在制造应试的漩涡。一些在求学阶段感到进入重点大学无望的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初中就萌生辍学念头。中考没有考入普通高中，进入中职的学生，容易有受挫感。在“高考改变命运”的心态中，社会要形成“淡化学历，崇尚技能”的氛围，十分困难。这会直接导致教育的质量和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更严重的问题是，整个社会存在十分功利的教育观，即升学有用、读书无用。
2014年颁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明确要取消高考录取批次，调整志愿填报方式。根据高考改革部署，2016年，已有15个省市取消三本，与二本融合；上海市从2016年起率先取消一本二本划分，从2017年起实行院校专业组志愿填报方式（一所大学根据专业选科要求不同分为若干专业组）；浙江在2017年的高考录取中，取消所有本科和高职批次划分，并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推进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淡化学校等级、身份标签，促进学校间平等竞争，由此淡化考生的名校情结。这是好的方向，要起到改革效果，有待于社会功利教育观的转变。
真正的公平
当前，高考承载了社会对公平的期望，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高考公平最直观的表达。这种公平还需要仔细推敲，而且，分数公平也制造着唯分数论。但要突破分数公平，建立多元的高考升学评价体系，却困难多多。
对部分农村学生、家庭贫困学生而言，可能未必真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个来自农村、没上过幼儿园、在教育质量很低的农村学校读书的学生，和在城市、从小接受更好教育的学生，在一张试卷上竞争，从一张试卷分数角度，是公平的，但教育起点和过程却并非如此。
调查显示，农村学生的高考平均分数比城市地区学生低40分，这就是农村学生占大学生比例接近60%，但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日益走低（在2012年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之前）的重要原因。由于高考分数不能和城市学生比拼，农村学生更多地进入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
分数公平，对学生的个性、素质发展也不公平。目前的分数公平，是在设定的高考科目范围内的公平，按这几门高考科目的分数从高到低，结合学生志愿录取。
之前，为了矫正这一评价方式对学生个性、特长的关注不够问题，而实施加分政策，包括艺术特长加分、体育特长加分、学科特长加分和综合荣誉加分。但高考加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加分造假和加分腐败。
要真正扩大农村学生高考公平和素质评价公平，应该实行高校自主招生和多元评价。可是，对于大学自主招生和多元评价，社会的信任度并不高，宁愿要单一的分数评价，以维持脆弱的公平。
政府也想在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方面进行改革突破。但是，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一路走来，一路遭遇质疑。人们的主要担心，是其中是否存在潜规则。
高考改革的理想局面，应该是招考分离，大学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但是，由于高考承载了社会对基本公平的期待，而目前有效约束权钱干预教育、干预招生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高考陷入大家都知道的要改却难改的困境。
四十应不惑，但如果高考一直背负着社会赋予其“改变命运”的沉重使命，就会依然存在诸多困惑。或许，只有整个社会意识到，高考不再能改变命运、也不该承担改变命运的功能时，只有消除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歧视、消除社会对人才评价的学历歧视时，高考升学、进哪一类学校，才能变为学生自主的选择，而不是唯一的“成才出口”，这样的高考才会“不惑”。而这，需要改革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教育管理制度、人才评价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