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流动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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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通辽-集宁的火车上

  “拍了就有,不拍就没有。”这是摄影家王福春的一句口头禅。
  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在40年的时间里。王福春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铁路线,也记录下了火车在更新迭代过程中的诸多关键时刻——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动车高铁。
  而在多年的旅途中,王福春最着力挖掘的,还是火车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代中国人在火车车厢中的生活印记、精神面貌,都被他的镜头一一定格,并最终呈现在名为《火车上的中国人》的摄影集中。
  一个寒冷的冬日,王福春在北京的家里,翻开一幅幅黑白照片,对《瞭望东方周刊》讲述起自己曾经捕捉到的一个个动人瞬间,而每一个瞬间。又都凝结着独特的人生际遇,呼应着人们对火车生活的集体记忆。

“能搭上火车,就能挣到钱”


  在一列行进的绿皮车上,几位乘客将头伸出车窗外。面对着王福春的相机,露出憨厚的笑容。若干年后,这一幕画面被选作《火车上的中国人》的封面图,也成为众多摄影展上的“常客”。
  “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伊始,这些憨厚的农民坐上绿皮火车离开自己的家乡,开始人生追梦。车厢是个大舞台,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演绎着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伴着列车的隆隆声,拉开了大戏的帷幕。”王福春在这幅图片的图说中如此写道。
20世纪90年代初,“大哥大”闯进中国,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身份象征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大潮让不少人选择离开家乡、远赴异地去寻找新的人生机遇,而火车也就成为人们开启“追梦”旅途的重要工具。
  对此,王福春也有自己的记忆:“原来火车开到北京,就像开进了胡同里,人们都说北京话;而到了上海站,四周乘客又都说起了上海话,后来打破了地域限制,人口流动起来,这样的现象也就没有了。”
  赵杨(化名)是一位在铁路上工作了34年的乘警,他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火车票非常难买,常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人们甚至会排上几天几夜的队,只为买到一张去往远方的车票。
  “当时火车的运能还比较低,超员是常有的事。”赵杨说。
  在王福春的摄影作品中,不乏对火车超员情况的展现。无论是汹涌的上车人潮、逼仄的车厢空间,还是年轻的旅客在7月酷暑中满头大汗的狼狈表情,都显现出了人们对探寻外面世界的渴望。
  “那时很多人都认为,能搭上火车,就能挣到钱。”王福春说。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日益发展,劳动力缺口大量出现,人们逐渐涌向这些地区,“打工潮”也由此兴起。
  回忆这段历史,王福春始终无法忘怀的,是从武汉开往南宁的火车上,一个站靠在车厢门口睡觉的女童。
  “这个孩子应该是农民工的小孩,当时她满身滚着泥汗,挤在车厢口,站着就睡着了,头还一点一点的。看着真是让人难过。我在她面前足足站了五分钟才按下了快门。快门声简直刺痛了我的心,我感到很自责。”王福春说。
  而在另一幅拍摄于1994年的照片中,王福春的镜头捕捉到了一个孩子踩在旅行袋上眺望车厢门外风景的背影。与同一幅照片里坐在车厢过道上一脸疲惫的两名打工者相比,孩子看到的世界,更为辽远宏阔。
乘坐高铁商务车旅行结婚,是喜上加喜,是新人永生难忘的幸福经历

有人情味的小社会


  王福春常用“临时大家庭”“流动的小社会”来形容火车车厢这一特殊的空间。“过去坐火车,人们常常聊天,看看你来自哪儿,我来自哪儿,不一会儿大家就都成了好朋友,有烟同抽,有牌同打,在一起共同度过几天几夜后,彼此就像亲人一样。”
  在他看来,“火车车厢在同一时间把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乘客可以在这个空间内自然而真实地生活、交流,可以说,社会上有的,火车上都有,而且由于车厢空间的拥挤和旅途的疲倦,乘客在无聊中往往会有特殊而有趣的举动。”
  因此。普通人在火车上某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神态,便很可能激发王福春的“灵感”,一段故事也由此而被镜头定格下来。
  在观看以往作品的过程中。王福春往往乐于指出照片背后的故事,它们或许是一段拍摄插曲,或许是照片中某位乘客的一个富有意味的眼神,又或许是构图中一处独特的视角。
  “(我的照片)虽然不是主要特写人,却能让人在情境中活灵活现。也才更能反映出人们的精神面貌。”王福春说。
  也正因为如此,王福春的镜头才捕捉到了火车车厢中流动着的浓厚人情味。
  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到暑期旅客运输的时段,铁路都要组织人员在站台上为旅客送开水,乘客手中握着的罐头玻璃瓶,以及车内车外人们的笑脸,構成了一道道温暖人心的风景线。
  1987年,在哈尔滨开往海拉尔的列车上,列车长认出了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便邀请他为大家演唱助兴。在乘客热情的掌声中,蒋大为在餐车里演唱了一曲《骏马奔驰保边疆》。而这样难得一见的场景。也借助王福春的相机,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1999年在九龙开往上海的路途上,王福春曾遇到一位年轻的喇嘛,交谈之后才得知,两人此前曾在拉卜楞寺有过数面之缘。
高铁采用人性化管理,允许导盲犬上动车。盲人调琴师陈燕和她的同行可以乘高铁外出旅游了

  而就在这位喇嘛双手捧上哈达的瞬间,王福春按下了快门:“那样诚挚的眼神,是摆拍拍不出来的,他不光是把哈达献给我,更是献给火车上所有的人,祝大家旅途平安。”
  近二十年过去了,王福春依然珍藏着那条哈达。
  “那个时代,火车承载了很多中国人的人生,也包括我。16岁,我就是坐着这样的火车奔赴北大荒,开始了人生旅途的一站。”演员濮存昕在王福春的作品前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在观看王福春的摄影作品时,人们看重的正是这份“接地气”的情感共鸣。
  2018年7月,王福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火车上的中国人”的展览,两个月后,在中国摄影展览馆,王福春又将“生活中的中国人”带给了观众。
  王福春曾在展览中观察过观众的现场反应:“观众在看我拍摄的影像时,并没有伤感的神色。而是纷纷回忆起了自己坐火车的经历、感受,‘我当年就是这样爬进火车的’‘我以前也用过这种水杯’,我的照片调动起了大家怀旧的心绪。”

为铁路留下一部历史


  1977年,乘客们还在火车上段端着印有路徽的老搪瓷水杯喝水;如今,在高铁上用专业的茶具品茗,早已不是新鲜事。
  伴随着40年的岁月变迁,火车上人们的精神面貌、生活品质、交流方式,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
  在王福春的摄影作品里,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程,都是由每一位普通乘客的生活片段连缀起来的,甚至连文化衫上的明星头像、西服袖口的商标,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语境。
  “《火车上的中国人》的落脚点是人,是在记录一个特定空间里变化着的人,展示的是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和人性的变化。”摄影家张惠宾说。
  1988年,几位青年围坐在一只收音机旁,收听邓丽君的歌曲;1994年。列车员微笑着举起印有“放像车厢”的牌子,在他身后,车厢顶部的电视机里正在放映录像片;1999年,乘客已可以在火车上租用袖珍电视机,戴上耳机观看节目……视听设备的不断优化,显现出人们娱乐生活的日益丰富。
  “过去要想去放像车厢,还要多交十元钱;如今每个车厢都配备了电视,乘客连看都不看一眼。大家都低头盯着自己的手机。”王福春感慨。
  改变还体现在人们的乘车状态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大部分车厢内还没有空调,不少男性乘客会无奈地选择赤膊乘车,也留下了许多苦中作乐的幽默影像;到了90年代后期,旅游列车开始运行后,空调进入火车车厢,却又由于集中制冷、众口难调,许多旅客不得不钻进坐席套里取暖。
  如今,裹着列车员发放的保温毯、敷上一片面膜,点下一份“外卖”,已成为不少乘客享受旅途的“标配”。
  随着列车服务意识的日益提升。乘客们也能更有“尊严”地体会到乘车的乐趣。
  曾几何时,婴幼儿在火车上的如厕需求,是困扰家长的一大难题。罐头铁罐、一次性饭盒等容器。都曾被用作小朋友们的“临时厕所”;而在2007年,动车车厢里已设有专为婴儿换尿布的操作台,列车员协助孩子母亲托起婴儿身体的温馨一刻,也被定格在了王福春的镜头里。
  2015年5月1日起,《视力残疾旅客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若干规定(试行)》正式实施,导盲犬可以陪伴乘客一起登上列车。这一年,王福春恰巧在站台上遇到了盲人调琴师陈燕与她的朋友们。便将这一颇具人性化的举措用影像予以见证。
  “改革开放这40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40年,在铁路这个小分支上,我可以说是(每个节点)都赶上了,没有留下空白。铁路成就了我。我也为铁路留下了一部历史,这就是我作为摄影师最大的成就了。”王福春说。

“绝不能断档”


  “生在哪里就拍哪里,从事什么职业就拍什么,选对方向,一拍到底”,这是王福春一贯的选题理念,在他看来,“感情充沛的作品,才最能打动别人。”
  王福春是东北人,1977年,他在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段做工会宣传干事时,偶然拿起了一台双镜头海鸥牌相机,原本学画的他,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摄影人生。
  从铁路职工的技术练兵拍起,王福春陆续拍出了“黑土地”“东北虎”“东北人家”等专题,也正是他的摄影作品,让雪乡的美景从深山走向世界。
  而作为铁路系统的职工,王福春着力最深的,还是火车上不断变迁的人生风景。
  2010年,王福春在“我要上春晚”的节目中讲述了《火车上的中国人》背后的时代变迁、人物故事。此后,他时常在火车上被乘客认出来。然而,大多数乘客都不知道的是,王福春长年坚持的,还是“潜伏摄影”的拍摄方式。
  “我先把相机挎在肩上,再穿上外衣,就开始在车厢里‘流窜’,发现拍摄对象后,赶紧拽出相机、按下快门,手一松相机就回到了衣服里,这样被拍摄者即使听见了快门声,一看没有相机,也就顺过去了。”王福春说。他常自嘲为职业“小偷”,只不过他“偷”走的,不是财物,却是人们的影像。
  “摄影是发现美的瞬间艺术,要想拍到好照片,摄影师要练就‘贼眼’‘贼胆’和‘贼心’。”王福春坦言。
  为寻找合适的拍摄素材,王福春要不停地在车厢中走走停停,几趟下来,心思细密的乘客不免生了疑心,有时甚至他刚拍下一张照片,拍摄对象就去向乘警通报,也闹出了不少误会。
  2002年,王福春从哈尔滨铁路局退休,来到了北京。由于经常乘坐地铁出行,他也渐渐关注到了人们在地铁上的种种举止神态,用小巧的数码卡片机拍下了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中的“地铁生态”,记录下另一种交通工具中流动着的时代印记。
  为了随时抓拍到生活中的精彩瞬间,王福春随身携带一台卡片机,“出门忘带手机没事,没带相机,我是一定要回去取的,有些場景就是不经意间出现在眼前的,错过就没有了。”说到此处,王福春顺手从左边裤兜中取出了一只小巧的相机。
  在王福春看来,拍摄火车,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种使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艺术却能永远流传下去。火车拍摄是一环扣一环的,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绝不能断档。”
  如今,已经75岁的王福春,依然忙碌地穿行在火车车厢中寻找拍摄灵感。每次受到邀请外出,无论目的地是哪里,王福春都会坚持乘坐火车:“不能放过一切拍火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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