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由西向东，从北到南

　　为什么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华大一统的奇迹？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秦统一六国以前，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崇山峻岭，北为荒芜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万～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较而言，从古希腊开始，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其面积就可达战国时期中国的近10倍。因此，大一统的“任务”对欧洲来说要艰巨得多。
　　然而，核心地域面积小并不意味着就能完成大一统。比如，印度次大陆的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且四面与外界隔绝。按理来说，其形成统一的条件应该与中国差不多，但是在历史上印度却从来就没有过长时间的统一，第一次把全印度持久地“统一”起来的反倒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东印度公司。
　　此外，在秦朝统一之初，中国的核心地域有限，虽然统一之后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有些朝代的地域甚至超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但是古代中国版图的增大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大一统局面。为何会如此，这是因为中国在有限的核心地域内摸索出了一条大一统的历史规律：从西向东地统一中国，从北向南地征服各族。
　　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结束，大胜的刘邦却十分苦恼：汉朝的首都，究竟是建在长安还是洛阳？对于刘邦来说，他属于关东（函谷关以东）人，定都洛阳，毗邻家乡，并且洛阳地势险峻，东有虎牢关，西有崤山，背靠黄河，面临洛河，可谓少有的宝地。
　　正当刘邦属意洛阳之时，来自齐地一小兵献言说：大王为何要选择洛阳呢？“秦地（关中平原、长安一带）被（崤）山带（黄）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其美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就在刘邦犹豫时，张良也分析道，洛阳虽然险固，但地方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地，“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相反，长安隶属关中地区，东有崤山、函谷关之险，西有甘肃、四川作为后方，“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邦这才恍然大悟，四年楚汉之争，幸亏有驻守在关中长安一带的萧何及时征兵、运粮救急，他才能多次逃過大难，反败为胜。刘邦最终由此定计，汉朝正式定部长安。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曾言：“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自西向东，这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段。在刘邦之前，周武王也是依托关中，征伐灭亡位处河南安阳一带的商国;秦始皇则是依据泰国立足关中平原的地理优势，最终得以挞伐东方、消灭六国;而在汉朝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是凭借着立都长安、坐拥关中的有利形势，最终以弱小的国力消灭了位处东方的强大北齐，从而统一北方，并为后来的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在由西向东的神奇路径之外，中国的大一统历史中，还潜藏着另外一个法宝，那就是：从北向南。公元280年，西晋沿袭曹魏的强大根基，最终渡江南征，消灭东吴、一统天下;公元588年，隋文帝派遣大军渡江消灭南陈，最终统一全国，结束了为时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乱世……
　　公元960年，北宋袭后周立国，建都开封。开国皇帝赵匡胤也看到了由北向南的历史趋势。他认为，开封位处黄河南岸的平原地区，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不是立都的最佳选择，关中平原的长安城，由于唐未和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立都的基础条件已经被破坏。与之相比，洛阳“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为相对较佳的立都宝地，想迁都洛阳。但大臣们激烈反对，因为他们的身家财产早已安定在开封，况且开封毗邻黄河和大运河，“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赵匡胤遂作罢。可100多年后，公元1127年，北面无险可守的北宋最终迎来了从北向南的军事威胁，金军攻破开封，北宋灭亡。历史最终以赵匡胤最不愿意见到的形势，呈上了一个残酷的结局。
　　北宋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从北向南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金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南宋，满清灭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击溃国民党大军。尽管中间也有明朝从南京起兵灭元，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开始北伐等案例，但最终的历史走向，仍然是从北向南的胜利。
　　北京邮电大学倪健中教授在《东西论衡》中指出：“‘十’字是中国人的天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从上到下，十字的运笔方向与中国历史重心由西向东，从北到南的轨迹惊人吻合。”可以说，一个“十”字，潜藏着中国能够完成大一统的地域“秘密”。

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然，地域条件显然不是中国完成大一统的决定因素。对于中国大一统的原因，很多历史学家都给出过回答。但对于这种宏观问题的解释，从来没有一种唯一、终极、正确的答案。因此，从多个角度、多个学科来解读是非常有意义的，比如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中国的地域条件和自然环境;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中国人的基因特征;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的制度等。这种学科交叉式的研究可以使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得到更好的诠释。不过，无论从哪方面解读，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殊途同归，无可避免地将中国的大一统归因于中国儒家文化所构建的文化认同、道德认同和家国认同。
　　文化是中国大一统能够生生不息的终极奥秘。从古至今数千年，中国是唯一一个传承至今还闪耀着光辉的文明。中国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凝聚力和包容性，是永恒不灭的。这种凝聚力和包容性为大一统提供了精神温床，而这种精神又促使一个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层面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诞生了，那就是中国。通俗点来说就是，无论朝代怎么更替，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中国。“中国观”将不同地域，不同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的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成为中国人，熔铸威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中国观念绵长悠久的历史性，是属于我们的一笔宝贵和辉煌的遗产。
　　《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的最初含义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后世因此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公元前221年，在李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思想指引下，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融合的大一统王朝。虽然15年后秦就走向崩溃。但是，秦朝所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模式却成了今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主流历史形态，即使是南北朝时代的长期分裂也未能彻底打破这一状态。那么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是怎么维持和发展的呢？ 　　在传统文化中，中国社会没有宗教的外在超越，更多依靠的是一种“人文信仰”。家国情怀以一种特有的信仰魅力超越种族和民族、宗族和地域，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家国情怀的“家”在此处不是现代意义的家，而是家族或宗族的意思。从西周开始，“国”的范围空前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关系逐渐淡化，在这种情况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血缘和政治的联姻为家国一体提供了前提和纽带，古代中国的家与国从来就没有被割裂过，“家”与“国”是一体的。正如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家国情怀的内在超越，其终极目的是“天下”，天下观念就是要打破种种隔离和限制，把不同文明和社会融为一炉，共同进步。这就是《礼记·大学》篇中所说记载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这样，在儒家传统天下观的影响下，“大一统”目标有了最初的思想遵循。
　　而真正系统发挥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说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意思是大一统是天地古今之道，是不可改变的。有了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具有适应这种大一统国家的统一思想，这种思想便是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儒学。
　　经汉武帝的推崇，“官方儒学”上升为政治显学。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政治形态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儒法国家”，即一个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一政治体制为国家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在政权与人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存关系。西汉后，儒学始终保持着作为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优势。即使是在儒学相对式微的南北朝时代，如日中天的佛教也无法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国的统治意识形态。官方儒学的产生给予了中国人对“大一统”的文化认同感，民心所向，成为了大一统在两千多年中能得以维持的关键。
　　自秦朝统一天下到如今2200多年的历史里，中国经历过分裂，也经历过外族入侵，但几乎每一次的分裂都会带来更大的统一。中国犹如鳳凰一样，每浴火一次都能涅槃重生。比较而言，西方的帝国一旦倒下去就很难站起来，即使站起来也难复当年之勇。比如古罗马帝国、奥斯曼±耳其帝国等。近代后，中国饱受列强的侮辱侵略，在一次次的苦难中，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大一统的重要性。徐世昌曾感叹，中国近代免于彻底沦为殖民地，正赖统一国家也。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士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