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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下滑态势是自身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反映，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而不利的外部冲击只是诱发性因素并会加深我国经济的下滑走势。通过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金融危机；发展方式；收入分配；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08-0018-04
一、美国式发展道路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
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引发了全球性经济衰退。美国的本轮危机和衰退孕育于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在低储蓄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是其自身储蓄的减少，是其私人和政府透支未来的结果。
在美国政府和私人透支未来的事实为既定的情况下，包括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美国，实质上是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美国则是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借款来维持投资和消费水平。美国的本轮危机和衰退的直接原因是美元流动性过剩。网络泡沫破灭后。美联储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从2001年1月连续13次降息，基准利率由6.5％降至1％的历史低水平，使得流动性过剩。在次级抵押贷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华尔街过度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衍生产品膨胀，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并演化为泡沫经济，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金融领域中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并随着包括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国家投资和持有美国资产而向世界扩散。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从2004年6月连续17次提息，基准利率由1％升至5.25％。当美国国内业已膨胀的流动性被不断抽回时，房地产价格转为下降，2007年夏全面爆发的次贷危机触发了国内业已累积的系统性风险，并且金融危机向通过国际金融和贸易而与美国经济相联系的其他经济体蔓延。
二、我国当前经济下滑是周期性波动的反映
近30年，我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GDP从1978年的0.36万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07万亿元，年均增长近10％，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以上。居世界第3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30年的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同时，高增长是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实现的。我国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下滑态势。是这种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又一次反映，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低廉的要素价格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首先，我国的体制转轨使人口由不流动转为流动，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工资水平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持续，进而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第二，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政策使资本成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还使得企业可以不必偿还本金。第三，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能源和资源价格长期偏低，加之低污染成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主要以低成本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增长必然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往复和循环。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1990年代初的14.2％下降1990年代末的7.6％的波动，已经反映出上述逻辑过程(龚刚、林毅夫：《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始于2000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还反映出，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不仅产生了过度投资而且过度投资不断向重化工业集中。
如果在生产扩大的同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应扩大，那么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相反，如果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产生，则高增长将难以为继或经济将出现衰退。通货膨胀必然引发宏观调控通过紧缩货币来抑制需求，由此产生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供给，并进一步强化了增长速度的下降或经济衰退。
我国的体制转轨客观上已经给居民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体现在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诸多方面。居民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缩减当前消费和增加储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而且收入差距拉大，使消费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
从200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一方面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方面也未从根本上摆脱不利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些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持续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必然通过经济波动反映出来。美国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我国形成了不利的外部冲击，这只是构成了诱发和加深我国当前经济下滑的外部条件。
三、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外部冲击
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与美国恰好相反，长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保持双盈余，外汇储备持续大辐增加。我国配置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持有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元资产，目前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明显，因此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国受到严重冲击，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加大。从2008年11月当月出口同比由升转降，2008年11月－2009年3月分别下降2.2％、2.8％、17.5％、25.7％和17.1％：2008年1－4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0.6％、10.1％、9.0％和618％，增速下滑明显；2008年月度CPI和PPI表现出穹顶型特征，2009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1.6％，连续第10个月下降，为六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09年1月和2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3％和4.5％。可见，在当前的全球性衰退中我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2009年被认为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我国30年的高增长是通过发挥要素组合优势和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实现的。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规模大且快速成长的市场，共同构成了要素组合优势。同时，我国将要素组合优势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产业跨国转移相契合，引进了资本、技术和营销网络等。历史性地承接了世界性产业转移。在对外开放中，我国通过FDI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全球重要的劳动密集制造基地和低成本制成品出口大国，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发展中赢家”。
实质上，超过一半的FDI是将我国作为出口基地的出口导向型项目。我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二传手”的位置，即从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经济体进口上游关键零部件，在华完成劳动密集环节的组装加工，向全球(主要是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口。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的贸易格局依然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反映了国内要素组合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实质是劳动力优势的输出。出口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这种由出口拉动的增长也使本国的实体经济、货币金融体系和虚拟经济承受着不利的外部冲击。当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由上世纪90年代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使我国的外部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出口导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失业问题凸显。
此外，能源和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必然受到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当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大幅上涨时，直接导致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而在当前全球性经济衰退背景下，世界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并不能有效刺激我国的出口。由此可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一方面迫使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相应扩大，从而货币供应量多倍扩张，造成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因此，央行不得不采取经常性的“对冲”操作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减少流动性，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这又会导致利率上升，并引发海外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热钱的涌入推动资产价格膨胀。我国近年的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与国际贸易多年持续顺差紧密相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削弱。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多年持续快速增长。2008年底达到1.95万亿美元，同时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美元的贬值和诸如当前的金融危机，都将造成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和海外投资贬值，这些损失往往是不得不被动地承担的。不仅如此，我国作为债权人还可能不得不成为债务人的“人质”。总之，我国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必然使整个经济暴露在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之下。
四、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
(一)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向协调拉动转变。
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显然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必然要求。
1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的扩大相协调。比较1978-2007年我国实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率，可以发现1979-1998年实际GDP平均增长9.9％，实际工资平均增长4.4％，两者相差5.5个百分点。直至1999年的工资改革之后，这一趋势才得以扭转。(统计意义上的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提高就业人数实现，而单位劳动力的收入却长时间在低水平徘徊。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学术动态》，2006年第33期)即便如此，1979-2007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仍低于GDP平均增长率2.7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低于GDP平均增长率2.9和5.29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劳动收入，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处于下降态势，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7年的11％。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客观要求。1999-2007年。我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持续高于实际GDP增长率，实际工资平均增长12.98％，实际GDP平均增长9.83％，工资涨幅比GDP增幅高出3.15个百分点。当前的金融危机可能延缓这一过程，但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不会改变。
总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被作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通过规范资本市场，让更多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增加其物质资本积累，也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
2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的公共服务，其要义在于释放我国居民当前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而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而农村人口能否较为顺利地转入工业和城镇，又是决定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从目前来看，农民在城镇就业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残缺，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将有利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同时，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将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
3 以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驱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近30年，我国的消费结构依次经历了：1980年代由衣(纺织品)食(食品)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所谓“老三样”)，1990年代再到彩电、冰箱、洗衣机(所谓“新三样”)和空调、电脑，2000年以来进一步到汽车、住宅、旅游、教育的升级过程。相应地，主导产业也经历了由轻纺工业到新一代家电产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再到汽车、住宅、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等先导性产业，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等中间投入品行业，以及能源、运输等基础行业的升级过程，并且主导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我国体制转轨中，应进一步使消费需求成为产业成长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消费结构升级与扩大消费需求结合起来，使国内消费结构的梯度升级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其中，农村消费结构的升级应给予特别的重视。
(二)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生产率提高。
依靠生产率提高而非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为此需要大规模技术进步的支撑。我国应当将自主创新与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结合起来，在扩大开放中实现技术进步和持续增长。
1 提高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的改革是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增量改革，广阔的增长空间形成了“先进入优势”。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表现为：高成长产业中先进入的企业取得优势，获得高回报→进入者不断增加。竞争加剧→企业间展开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竞争→市场外延扩张。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低成本要素投入和成熟技术的引进和扩散。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所承担的主要是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和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环节。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
技术是作为经济发展系统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技术进步显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技术进步亦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国当前的技术进步要求是经过近30年高增长后而内生出来的。开放市场条件下，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须基于本土市场需求，形成内生技术能力。技术进步是分工深化的结果，政府在技术进步当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分工的深化。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作用更多地体现于市场建设，应更 多地运用竞争政策而不是产业政策，建设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企业及其组织能力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来看，表现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其背后隐藏着大公司的影子，由大公司主导技术创新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推进公平准入，在市场竞争中生成有竞争力的大公司，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必由之路(段文斌、张曦：《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持续性》，《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 积极承接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世界性产业转移仍在深入发展，在第三次世界性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其特点主要是：产业链全球配置。产业转移与集群发展结合，单个项目、企业或产业的转移转变为相关产业链的整体转移，形成产业集群；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正在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服务外包和研发国际化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中发挥主导作用(卢中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与启示》，《国际技术贸易》，2007年第5期)。
在承接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可行路径。在实行进口替代部门(如石化、钢铁、汽车)，国内市场庞大，产业规模在全球占重要地位。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钢铁市场，第3大汽车生产国和第2大汽车市场。在实行出口导向部门(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和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环节)，我国是全球重要的劳动密集制造基地和低成本制成品出口大国，其中17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774种产品的出口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的劳动力不仅成本低而且性价比高，具有分阶段的动态成本优势，其竞争力体现为从农民工到承接服务外包和研发国际化的延续。
(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
目前美国虽然只有较少的外汇储备，但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却最大。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美元是国际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这就奠定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充分反映出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美国依靠其货币的霸主地位，通过扩张货币来满足政府和私人支出，并造成全球流动性膨胀。在只能通过经济危机来结束泡沫经济的情况下，所有持有美元的国家不得不承受资产贬值的风险，并成为债务人的“人质”。
我国应当从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起步，在国际贸易中积极推进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进而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我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为推进这一进程提供担保性基础。因此。我国要尽快扩展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为人民币持有者提供投资渠道。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人民币升值应先于开放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不能解决我国的结构性失衡，应当把调整我国经济结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作为人民币升值的基础。
责任编辑 史小今
[关键词]金融危机；发展方式；收入分配；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9)08-0018-04
一、美国式发展道路是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
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引发了全球性经济衰退。美国的本轮危机和衰退孕育于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在低储蓄率基础上的发展方式。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是其自身储蓄的减少，是其私人和政府透支未来的结果。
在美国政府和私人透支未来的事实为既定的情况下，包括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美国，实质上是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美国则是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借款来维持投资和消费水平。美国的本轮危机和衰退的直接原因是美元流动性过剩。网络泡沫破灭后。美联储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从2001年1月连续13次降息，基准利率由6.5％降至1％的历史低水平，使得流动性过剩。在次级抵押贷款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华尔街过度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衍生产品膨胀，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并演化为泡沫经济，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金融领域中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并随着包括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国家投资和持有美国资产而向世界扩散。美联储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从2004年6月连续17次提息，基准利率由1％升至5.25％。当美国国内业已膨胀的流动性被不断抽回时，房地产价格转为下降，2007年夏全面爆发的次贷危机触发了国内业已累积的系统性风险，并且金融危机向通过国际金融和贸易而与美国经济相联系的其他经济体蔓延。
二、我国当前经济下滑是周期性波动的反映
近30年，我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GDP从1978年的0.36万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07万亿元，年均增长近10％，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以上。居世界第3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30年的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同时，高增长是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实现的。我国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下滑态势。是这种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又一次反映，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低廉的要素价格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首先，我国的体制转轨使人口由不流动转为流动，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工资水平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持续，进而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第二，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政策使资本成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还使得企业可以不必偿还本金。第三，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能源和资源价格长期偏低，加之低污染成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主要以低成本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增长必然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往复和循环。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1990年代初的14.2％下降1990年代末的7.6％的波动，已经反映出上述逻辑过程(龚刚、林毅夫：《过度反应：中国经济‘缩长’之解释》，《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始于2000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还反映出，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不仅产生了过度投资而且过度投资不断向重化工业集中。
如果在生产扩大的同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应扩大，那么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相反，如果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产生，则高增长将难以为继或经济将出现衰退。通货膨胀必然引发宏观调控通过紧缩货币来抑制需求，由此产生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供给，并进一步强化了增长速度的下降或经济衰退。
我国的体制转轨客观上已经给居民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体现在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诸多方面。居民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缩减当前消费和增加储蓄。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而且收入差距拉大，使消费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
从200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一方面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方面也未从根本上摆脱不利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些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持续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必然通过经济波动反映出来。美国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对我国形成了不利的外部冲击，这只是构成了诱发和加深我国当前经济下滑的外部条件。
三、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外部冲击
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与美国恰好相反，长年保持着较高的储蓄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保持双盈余，外汇储备持续大辐增加。我国配置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持有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美元资产，目前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明显，因此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我国受到严重冲击，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加大。从2008年11月当月出口同比由升转降，2008年11月－2009年3月分别下降2.2％、2.8％、17.5％、25.7％和17.1％：2008年1－4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0.6％、10.1％、9.0％和618％，增速下滑明显；2008年月度CPI和PPI表现出穹顶型特征，2009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1.6％，连续第10个月下降，为六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09年1月和2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3％和4.5％。可见，在当前的全球性衰退中我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2009年被认为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我国30年的高增长是通过发挥要素组合优势和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实现的。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规模大且快速成长的市场，共同构成了要素组合优势。同时，我国将要素组合优势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产业跨国转移相契合，引进了资本、技术和营销网络等。历史性地承接了世界性产业转移。在对外开放中，我国通过FDI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全球重要的劳动密集制造基地和低成本制成品出口大国，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发展中赢家”。
实质上，超过一半的FDI是将我国作为出口基地的出口导向型项目。我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二传手”的位置，即从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经济体进口上游关键零部件，在华完成劳动密集环节的组装加工，向全球(主要是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口。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的贸易格局依然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反映了国内要素组合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竞争优势实质是劳动力优势的输出。出口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这种由出口拉动的增长也使本国的实体经济、货币金融体系和虚拟经济承受着不利的外部冲击。当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由上世纪90年代的30％上升到目前的60％。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使我国的外部需求减少。进而造成出口导向型企业经营困难，失业问题凸显。
此外，能源和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必然受到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当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国际价格大幅上涨时，直接导致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而在当前全球性经济衰退背景下，世界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并不能有效刺激我国的出口。由此可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随着我国国际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一方面迫使基础货币的投放规模相应扩大，从而货币供应量多倍扩张，造成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因此，央行不得不采取经常性的“对冲”操作和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减少流动性，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这又会导致利率上升，并引发海外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热钱的涌入推动资产价格膨胀。我国近年的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与国际贸易多年持续顺差紧密相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削弱。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多年持续快速增长。2008年底达到1.95万亿美元，同时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美元的贬值和诸如当前的金融危机，都将造成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和海外投资贬值，这些损失往往是不得不被动地承担的。不仅如此，我国作为债权人还可能不得不成为债务人的“人质”。总之，我国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必然使整个经济暴露在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之下。
四、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
(一)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向协调拉动转变。
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显然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必然要求。
1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的扩大相协调。比较1978-2007年我国实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率，可以发现1979-1998年实际GDP平均增长9.9％，实际工资平均增长4.4％，两者相差5.5个百分点。直至1999年的工资改革之后，这一趋势才得以扭转。(统计意义上的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提高就业人数实现，而单位劳动力的收入却长时间在低水平徘徊。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学术动态》，2006年第33期)即便如此，1979-2007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仍低于GDP平均增长率2.7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低于GDP平均增长率2.9和5.29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劳动收入，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处于下降态势，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7年的11％。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客观要求。1999-2007年。我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持续高于实际GDP增长率，实际工资平均增长12.98％，实际GDP平均增长9.83％，工资涨幅比GDP增幅高出3.15个百分点。当前的金融危机可能延缓这一过程，但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趋势不会改变。
总之，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被作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通过规范资本市场，让更多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增加其物质资本积累，也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
2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的公共服务，其要义在于释放我国居民当前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而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而农村人口能否较为顺利地转入工业和城镇，又是决定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从目前来看，农民在城镇就业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残缺，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将有利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同时，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将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
3 以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驱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近30年，我国的消费结构依次经历了：1980年代由衣(纺织品)食(食品)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所谓“老三样”)，1990年代再到彩电、冰箱、洗衣机(所谓“新三样”)和空调、电脑，2000年以来进一步到汽车、住宅、旅游、教育的升级过程。相应地，主导产业也经历了由轻纺工业到新一代家电产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再到汽车、住宅、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等先导性产业，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等中间投入品行业，以及能源、运输等基础行业的升级过程，并且主导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我国体制转轨中，应进一步使消费需求成为产业成长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消费结构升级与扩大消费需求结合起来，使国内消费结构的梯度升级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其中，农村消费结构的升级应给予特别的重视。
(二)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生产率提高。
依靠生产率提高而非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为此需要大规模技术进步的支撑。我国应当将自主创新与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结合起来，在扩大开放中实现技术进步和持续增长。
1 提高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的改革是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增量改革，广阔的增长空间形成了“先进入优势”。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表现为：高成长产业中先进入的企业取得优势，获得高回报→进入者不断增加。竞争加剧→企业间展开以低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竞争→市场外延扩张。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低成本要素投入和成熟技术的引进和扩散。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所承担的主要是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和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环节。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
技术是作为经济发展系统中的一个内生变量，技术进步显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技术进步亦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我国当前的技术进步要求是经过近30年高增长后而内生出来的。开放市场条件下，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须基于本土市场需求，形成内生技术能力。技术进步是分工深化的结果，政府在技术进步当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交易效率来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分工的深化。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作用更多地体现于市场建设，应更 多地运用竞争政策而不是产业政策，建设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企业及其组织能力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来看，表现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其背后隐藏着大公司的影子，由大公司主导技术创新的本质并没有改变。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推进公平准入，在市场竞争中生成有竞争力的大公司，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必由之路(段文斌、张曦：《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持续性》，《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 积极承接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世界性产业转移仍在深入发展，在第三次世界性产业转移中，发达国家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其特点主要是：产业链全球配置。产业转移与集群发展结合，单个项目、企业或产业的转移转变为相关产业链的整体转移，形成产业集群；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正在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服务外包和研发国际化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中发挥主导作用(卢中原：《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趋势与启示》，《国际技术贸易》，2007年第5期)。
在承接第三次世界产业转移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实现我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可行路径。在实行进口替代部门(如石化、钢铁、汽车)，国内市场庞大，产业规模在全球占重要地位。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钢铁市场，第3大汽车生产国和第2大汽车市场。在实行出口导向部门(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和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环节)，我国是全球重要的劳动密集制造基地和低成本制成品出口大国，其中17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774种产品的出口居世界第一。此外，我国的劳动力不仅成本低而且性价比高，具有分阶段的动态成本优势，其竞争力体现为从农民工到承接服务外包和研发国际化的延续。
(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
目前美国虽然只有较少的外汇储备，但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却最大。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美元是国际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这就奠定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充分反映出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美国依靠其货币的霸主地位，通过扩张货币来满足政府和私人支出，并造成全球流动性膨胀。在只能通过经济危机来结束泡沫经济的情况下，所有持有美元的国家不得不承受资产贬值的风险，并成为债务人的“人质”。
我国应当从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起步，在国际贸易中积极推进以人民币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进而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我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为推进这一进程提供担保性基础。因此。我国要尽快扩展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可兑换的进程，为人民币持有者提供投资渠道。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人民币升值应先于开放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不能解决我国的结构性失衡，应当把调整我国经济结构(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作为人民币升值的基础。
责任编辑 史小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