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钱荒依然严重，推行新政的清廷没有趁机统一铜币发行权，而是要求沿海、沿江省份设厂铸造铜元，以缓解制钱不足。因为余利丰厚，各省竞相滥铸，清廷难以控制。民国时期，地方军政开支增加，滥铸更趋严重。长江各省设有通商口岸，物流便捷，纷纷以邻为壑，从事套利活动，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铜元价格一路跌落，物价腾涨，民生困苦，加剧社会动荡。
　　[关键词]长江口岸，铜元，套利，贬值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4-0028-07
　　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之前，近代中国实施银铜双本位制，大额贸易用银，小额交易用铜。铜币（包括制钱、铜元）是民众日常生计买卖的主要通货。在货币流通区域中，随着长江流域系列口岸的开放，商品经济高度发达。20世纪以降，为了缓解各地制钱不足，清廷要求长江流域各省设厂铸造铜元，其后虽有归并措施，但是其始终是铜元最主要的铸造和流通区域市场之一。铜元作为庞大经济领域门类中的一种货币，铜元滥铸、造成通货膨胀，目前学界对此有一定研究成果，①给撰写本文以极大启发。由于研究角度偏重不同，这些成果或不是对铜元进行专题研究，或集中于清末时期，或以微观区域作为研究范围，对于高度整合的长江流域各省条约口岸市场②的铜元动态流通情况缺少研究。同时，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资料中，旧海关资料因为记录翔实、科学等特点，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其对于各口岸货币流通有详细的介绍，目前学界甚少利用。因此，本文主要借助旧海关资料，对长江口岸市场铜元贬值，作具体的量化动态专题研究，以求抛砖引玉。

一

　　太平天国战后，滇铜供应不足，进口的洋铜开始成为各地铸造制钱的主要币材。由于铜价飞涨，流通中制钱多被非法熔化，按铜斤出卖。如在安徽芜湖口岸，货币商将1串（1千文）制钱销毁，可得精铜7斤，按每斤最低价格三四百文计算，盈利至少在一倍之上。③在江苏镇江口岸，虽然官府对于私熔制钱，处罚极严，但利之所趋，商人冒险从事。据1901年镇江海关报告，该年至少有8家钱店，专门从事熔化制钱业务，造成严重钱荒，制钱市价由1892年1元兑换1050文，上升到兑换不足900文。④为了缓解钱荒，1901年，清廷乃谕令沿海、沿江各省，按照两广总督李鸿章在广东铸造铜元之例，仿铸铜元，以弥补制钱不足。因为铜元面值与制钱挂钩，如“当十”铜元，名义上当10文制钱使用，而所含铜斤及铸造工本，要低于10文制钱，因而存在着极大的铸造余利。有学者根据各种资料统计认为，开铸之初，各地这种余利收益率，在30%～50%之间。①同时，因各地制钱缺乏，铜元铸造，有效缓解通货不足，颇受欢迎。据海关资料报告，铜元在长江流域各口岸流通，市面升水自5%～15%不等，因此，更多省份设厂铸造。1905年之后，铜元在市场上转而贴水行销，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余利空间，如据上海《银行周报》记载，依照《国币条例》对铸造“当十”铜元成色、重量规定的计算，清末民国期间“当十”铜元余利如下表1：

　　实际上，各省并不按照《国币条例》铸造，因而余利更高。为了保持币值稳定，1905年户部造币总厂竣工，以期统一铸造，收回铸造权，将各省造币厂改为户部分厂，但没有得到地方的执行。此后，又出台《整顿圆法章程》十条。例如，禁止铸造省份大宗贩运出境，限制各省铸造数目，但是效果有限。②各省互相倾销铜元，民间私运与私铸不断。长江流域继续扩充倾销，纷纷外运。
　　汉口是长江流域重要的铜元生产市场之一，1901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设局铸造铜元，1902年汉口海关开始有第一次铜元出口记录。汉口为长江中上游核心城市，从广州、福州输入以及自身生产的铜元向周边口岸倾销。例如，四川重庆口岸，据旧海关资料中的《重庆十年海关报告 1902—1911》（简称：“十年海关报告”），“当十”铜元由1902年1150～1200文兑换1两白银，贬值到1911年的1550～1620文。下降的原因有三：一是1902年成都造币厂开始铸造铜元，而且1905—1909年间白银供给不足，银价上涨。二是本土鸦片种植缩减。1906年清廷颁布《禁烟章程》，四川作为本土鸦片最主要生产区域之一，鸦片贸易锐减，降低了对铜元流通的需求。三是货币套利的原因。因为四川下游的湖北与江苏，是清末主要铸造铜元省份。湖北造币厂，每日鑄造铜元在百万枚以上，造成铜元跌价，刺激民船主和商人在湖北宜昌口岸购入铜元，向四川走私，获得利润。③
　　湖南省岳州口岸，1908年，湖北造币厂“当十”铜元，运入500万枚，使得铜元价格下降到1元兑换130～140枚，年底岳州禁止铜元输入。④因而1909年底，价格又上升到1元兑换129.75～130.87枚。⑤长沙口岸，1904年本省“当十”铜元，在长沙只能兑换8文大钱，而在汉口可兑10文，因此大量输出，造成本地供应不足，引起政府恐慌。⑥然而到1905年，除旧铜元局之外，竣工的新省造币厂每天有100万枚生产能力，大量铸造“当十”铜元，导致制钱需求降低，价格下降。⑦1907年京汉铁路通车，铁路沿线的北方省份，特别是河南，对制钱需求很大，该年长沙海关净输出到汉口的制钱，价值增加40万海关两，以便转运河南。⑧1907年，在清廷归并措施下，长沙的三家省造币厂关闭，加以制钱不足，1908年长沙海关，主要从汉口输入将近700万枚铜元。因而1908年6月，其中一家造币厂，为图牟利，不顾清廷禁令，重新营业。⑨
　　江西省九江口岸，1904年在南昌设立的省造币厂，开始铸造“当十”铜元，数量不足需求，该年甚至从安徽安庆输入48931海关两铜元。⑩1905年因大量铸造，铜元价格从1月1日1230文兑换1两库平银，下降到12月31日需要1648文。?1907年南昌造币厂关闭，铜元价格上涨，1元最低兑换1064文，最高兑换1170文。?兑换率的差异，使1908年南京铜元大量涌入九江，海关计价值达70.3万海关两，铜元价格也从1月1日的1140文/元，贬值到12月31日1340文/元。1908年底，江西省政府开始禁止铜元输入。① 　　江苏省镇江口岸，因为1905年清廷规定铸造铜元各省，8月之后禁止大宗铜元出省。在这个政策的刺激下，在8月份之前，有300余万海关两铜元由海关输入，还有大量由民船输入未记在海关统计之内。1905年之后，本省南京造币厂被清廷保留，继续铸造，而且又有他省铜元走私而入，使得“当十”铜元价格，从1903年1200文/元贬值到1908年1883文/元。②这些铜元也可由镇江输入淮盐集散地扬州以及苏北的清江浦，再转入山东、河北等地。
　　苏州口岸，1902年海关从上海转入南京“当十”铜元，价格为889文/元。因为当时铜元不敷需求，各地都有升水，例在江北每元可兑800文，升水可达20%。因此苏州商人将南京铜元，转运江北获取厚利，虽然苏州官府严加禁止，但因携带方便，很难查获。③而到1908年，各地铜元充塞苏州市面，转而跌价贴水倾销。例如，苏州所属的盛泽镇商会就呈文度支部：江苏苏州、松江等府，处处与浙省比邻，现浙江各府将铜元作七或八折使用，大肆灌输不已，深受充塞之害。④
　　上海口岸是中国金融中心，成为各地铜元销售和中转市场。如据1905年6月，两江总督周馥奏：本省金陵、苏州、清江三厂，铸造铜元以足本省使用，但湖北、浙江、广东、福建，或委员设局销售，或发照招商贩卖，皆聚于上海、镇江等处，致使钱价大跌。⑤
　　安徽芜湖口岸，同样因为清末安庆造币厂存在时间不长，因而外省铜元充斥皖省市场，几乎所有以他省和造币厂命名的铜元，都在芜湖流通。显然，不同地方的兑换率投机，是对这种现象最好的解释。⑥
　　长江流域作为铜元铸造主要区域之一，口岸市场铜元充斥，迫切需要寻求域外市场。而在全国货币市场，北方经济相对落后，对铜元需求更大，并且造币厂设立时间较晚。因而长江各省铜元，可由上海转往北方市场，追逐套利。据20世纪初期上海历年海关铜元输出入记录，上海市场铜元主要来自福州、广州，以及长江流域的汉口、南京、苏州等地，最主要输出到烟台、胶州、天津等北方口岸市场。⑦1905年烟台海关年度报告记载，烟台从南方口岸输入350万两铜元，8月，省造币厂铸造铜元，山东省开始阻止他省铜元输入。⑧但禁者自禁、运者自运。如该年10月，财政处奕劻参劾浙江巡抚聶缉槼，不顾中央禁令，雇和记洋行，装运铜元35箱，运赴烟台，尚有230箱准备运往青岛，要求交部议处。⑨青岛海关也记载，1905年之前，铜元依靠他省供应，“当十”铜元80枚兑换1元。1905年省造币厂在济南建立后，能实现30%的余利，因而大量铸造，导致1906年底，铜元下降到100枚兑换1元。从1907年5月开始，铜元更需贴水行销。到1907年10月，更下降到132枚兑换1元。在铜元来源上，60%是本省铜元，40%是外省流入。⑩
　　各地铜元滥铸，信用跌落。因而1909年4月16日，度支部奏请颁布《币制则例》，准备发行新铜币，以代替旧铜元，重新规范币制，但是没能将其实施。
　　民国之后，军阀混战，地方军政开支严重不足，铸造货币为筹款最隐蔽、最便捷的方法。为追逐余利，铸造面值更大、成色更低的轻质铜元为趋势所在。如在清末，前文所述的铜元都是“当十”铜元。民国之后，湖南、湖北开始偏重“当二十”铜元;四川更有“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铜元铸造。各地为降低成本，也多不用紫铜，而用质量较差的黄铜，铜元继续贬值。四川轻质铜元，大肆向外省倾销，湖北首当其冲。据海关资料统计，1913年重庆海关向万县输出2368海关两铜币，为该海关第一次铜元输出记录。?同时湖北官府虽努力阻止四川铜元涌入，但是仍然有通过边界走私而入，到1921年，湖北宜昌市场已以四川“当五十”铜元使用最多。湖北沙市市场，也因民船输入四川铜币，而绕过海关检查，排斥湖北铜币，造成物价暴涨。①
　　江西九江，1916年，“当十”铜元140枚可兑1元，镇江市场只需130枚，因而该年九江海关输出1913.89万余枚铜元，均系运往镇江。②1917年输出更达6734万余枚。1918年，因连续两年大量输出，九江市场铜元缺乏，影响本地贸易流通。③
　　江苏镇江，除外省铜元输入之外，更是省内南京造币厂重要用款市场。1914年镇江海关净输入1.02亿枚“当十”铜元，主要来自南京。④1919、1920年，湖南“当二十”铜元，也洪水般涌入镇江，贬值严重，逐渐被市场抛弃。湖南又迅速销入“当十”铜元，这些省内外铜元涌入，使镇江市场“当十”铜元价格，从1912年的130枚/元，贬值到1921年的165枚/元。
　　在北方的山东烟台口岸，1912—1921年间，山东省尽管屡有禁止铜元输入政策，海关十年报告记录，仍有4.75亿枚铜元主要从长江流域输入，“当十”铜元价格从1912年137枚/元，贬值到1921年150枚/元。在青岛口岸，1912—1921年期间，流通中的铜元60%是由江苏省输入。⑤
　　1920年代之后，轻质铜元倾销现象更趋严重。“当十”铜元重量，由清末统一规定的库平二钱二分，不断降低，最低省份甚达一钱二分。铜元面额更趋增大，到1920年代中期，宜昌市場完全被四川“当五十”铜元占据，湖北“当二十”铜元已被淘汰。⑥1925年汉口商会也报告，在汉口，以前通行的湖北“当十”“当二十”铜元、四川“当二十”铜元都已消失，现通行四川“当五十”、甚至“当五百”铜元。⑦在安徽芜湖，1922年后，安庆造币厂铸造的轻质铜元，已不在本省销售，专门用于外省倾销。⑧以致上海、山东、广州各地商会，纷纷致电中央、地方官府，要求皖省停铸。但是皖省军政机关，均恃造币厂为开支、饷源所依，皖省省长、督军都不同意停铸。⑨在上海，据《钱业月报》记载，1922年将重庆铜元运往上海，可获利40%～50%，因此大肆辗转贩运。⑩在山东青岛，“当二十”比“当十”铜元，余利更高，导致“当十”多被熔化，供给缺乏，价格从280枚上升到200枚兑换1元。而盛行的“当二十”铜元，价格日益跌落。?
　　如上文所述，自清末各省设厂铸造，铜元逐渐供过于求，1905年铜元开始贴水流通。因此为了追逐套利，各省大肆推销，即使在省内，也是如此。如1905年南京造币厂，制定铜元推销办法：在淮盐采办中心扬州设立分局;在贸易口岸镇江设立代庄;在本土鸦片生产区域徐州，添设分局;在棉花、蚕茧产地的通州、无锡，设立代销处。更在上海设立驻沪江南官银钱局，选熟悉上海情形的可靠绅商为管事、管账。其目的不在于缓解金融，而在于追逐套利。为了保证收入，规定各处必须按月向总局报明账务，一旦出现亏损，即将该处拆并。?对省外，各省一面推广外销，一面严禁外省输入。如英国和记洋行，在禽蛋品收购过程中，就遇到这种障碍。1915年，该行在安徽亳州，每星期购货，需用一二千万枚“当十”铜元流转，从南京运入。因为安徽禁止铜元入境，要求该洋行改用现银运入。和记不愿承担南京、亳州两地银钱兑换率差异的损失。后由英公使朱尔典向清廷提出照会，?转由中国银行安庆分号在亳州设立汇兑所，才解决了洋行货款汇兑困难。? 　　不仅是安徽禁止铜元入境，其他各省均是如此。如1921年江苏省出台《禁止贩运大宗铜元章程》，规定江宁、上海等八处，为限制铜元入境之处。入境之客，每人携带不得超过五千枚。①同年浙江省也出台《限制铜元入境章程》，规定杭州、嘉兴等十二县，为限制入境区域。入境之客，每人携带不得超过一千枚。②1926年，湖北财政厅出台《禁运铜元办法》，规定输入铜元，以“当十”“当二十”为限，“当十”每枚必须重一钱八分之上，“当二十”重二钱八分之上，不合规定的轻质铜元，一律禁绝入境。③但禁者自禁，运者自运，利之所趨，行政疆域无法阻止。

二

　　货币套利行为盛行，归根到底是近代中国币制不统一的产物。近代中国，银有银两、银元，钱有制钱、铜元，等等。但是，相互之间没有法定兑换率，因而在实际流通中，银两、银元、制钱、铜元之间兑换率波动不已。就铜元而言，作为小额交易的主要货币，虽然铸造讲究技术，民间难以仿制，但是为追逐余利，正如上节所述，各省造币厂成为滥铸主体，导致铜元持续贬值，是货币市场普遍现象。
　　如在宜昌，1900年代之初，因为制钱严重缺乏，价格从1901年底1282文/海关两，升值到1903年底1123文/海关两。其后铜元洪水般地涌入，到1904年末，兑换1海关两需要铜元1237文，1905年1703文，1911年更贬值到2100文。④
　　汉口，1901年湖北造币厂开始铸造“当十”铜元，该年价格为800文/元，升水明显，以致造币厂找到了生财之道，结果是市场泛滥。⑤1903年日夜生产。1904年，名义兑换率为1050文，实际在1075～1257文/两变动。⑥在1912—1921年，“当十”“当二十”铜元大量铸造，作为收入来源，导致折扣增加。汉口作为湖北造币厂所在地，比其他城镇，更容易遭受贬值的冲击（见表2）。⑦

　　而湖北上游的四川，1920年代，军阀混战，造币厂有数十个之多，铜元价格贬值更为离谱，跌破全国记录（见表3）。

　　在湖南长沙，湖南造币厂1922年招商承办，劣币更加充斥，“当十”铜元由1922年186枚兑换1元，贬值到1931年的580枚。在岳州口岸，从1922年280枚兑换1元，贬值到1926年540枚。⑧到1930年代，据1932年12月金融机构对湖南各县市调查，每元兑换“当十”铜元最低在580枚，最高在800枚。因为湘西各县通用四川“当五十”“当一百”铜元，所以湘西贬值最为严重。⑨
　　在安徽芜湖，1902年安庆造币厂，开始铸造“当五”“当十”铜元，1903年制钱780文可兑1墨西哥元。⑩但到1921年12月，“当十”铜元贬值到157枚兑换1元，为1912—1921年十年期间最低价格。?1922—1931年，铜元极度贬值仍是皖省金融最引人注目特点。虽然安庆造币厂于1926年关闭，但1930年铜元仍贬值到318枚兑换1元。①
　　在江苏苏州，“当十”铜元，由1902年88枚贬值到1911年132枚兑换1元，1921年153枚，1931年270枚。②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城市，有各种内、外汇货币市场，不仅是长江流域，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货币市场具有典型代表性，我们据铜元/银元和英金/关平银汇率作出图1：

　　从图1可见，在1905—1934年间，除一战期间银价上涨之外，其余年份两种兑换率都处于明显的下降趋势。就铜元价格而言，除极个别年份之外，更是呈现一路下跌的轨迹。如果计入银价下降的影响，则铜元跌落的幅度比图1更为明显。这种跌落主要就是各地滥铸的结果，近代上海没有造币厂，各地铜元涌入上海，追逐余利，造成铜元一路狂泄。因为长江流域市场高度整合，这种货币现象显然极具代表性。
　　铜元泛滥，1909年2月18日，山东巡抚袁树勋上清廷《铜元十弊》折，痛陈十大弊端如下：现铜元仅值制钱十之四五，弊一。利之所趋，官府滥铸，弊二。局员舞弊盗铸，弊三。外洋铜元，逐利而入，弊四。贫民以铜元折算银两，完粮纳税，加重负担，弊五。铸造省份，互相禁制，弊六。一国之币，彼此不相流通，弊七。铜元贬值，贫民不足糊口，铤而走险，弊八。铜元贬值，减少生产收入，增加洋货消费支出，弊九。上无法定之币，下无守法之官，上下交征而国危，弊十。③因为篇幅有限，我们仅论述以上十大弊端中，铜元滥铸，对民生的影响。因为铜元是小额贸易的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是穷人收入的货币。铜元贬值，除投机者可以乘机牟利之外，民生受困甚深。
　　例如，根据海关资料记录，1902—1911年，在汉口，铜元贬值和人口增长，引起需求的增加，导致食物、燃料、房租的涨幅远大于工资。在苏州，工资的增加，无法弥补生活费用上涨，铜币贬值是物价普遍上涨的主要因素。1902年，一名丝织工人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家生计;1911年不得不让妻女去做帮佣，以补贴家用。在宁波，普通工人工资有60%～80%上涨幅度，而粮价增长了100%。④
　　在1912—1921年，宜昌工人工资收入的增加，赶不上米价的上升。例如，收入相对高的木工，1901年日工资220文，1911年增长到350文，1921年为900文。而米价每石（200斤），从1901年5200文，增长到1911年的7530文，到1921年的28000文，增长幅度更大。在汉口，1912年一名工人每月花费2.20元用于食物消费，1921年至少需要5.60元，而因为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工资增加有限，不断发生要求涨薪的斗争。在南京，生活成本上涨显著，工人深受到铜元贬值之苦，罢工经常发生。在上海，根据工部局市场调查员调查，一般物价上涨了40%～50%。米、面粉等日用必需品上涨最烈。一般工人工资上涨的幅度，比铜元贬值的幅度要小得多，他们实际生活水平有很大幅度的降低。① 　　在1922—1931年，如图1所示，铜元贬值更为厉害。据《申报》记载，1925年重庆口岸，反对“当二百”铜元充塞，全城工商业一律罢市。②1922年11月，南洋烟草公司沪厂工人，掀起要求涨薪的罢工。③芜湖因为铜元贬值，黄包车夫每日所得不能糊口，1922年3月、1926年5月，掀起两次罢工。④这样的新闻记录，不胜枚举。
　　铜元滥铸，正如梁启超痛陈：“受害最剧烈者则内地小农小工也，夫小农小工，国之石民也，而且胼手胝足，终岁勤勞之所得，仅数月间而为政府之恶政取其泰半，其祸烈于洪水猛兽，而其惨过于兵燹矣。”⑤
　　综合以上各节所述，可见货币铸造权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和体现。20世纪初，清廷针对钱荒严重，没有乘机收回铜币铸造权，而是委托给沿海、沿江省份，自行设厂铸造，虽然短期内有效缓解了货币不足的问题，但是由于货币发行并不统一，各省追逐套利，滥铸盛行，清廷企图再加强控制，为时已晚。民国之后，军阀割据，滥铸更为严重，各省一面大肆向外倾销，一面抵制外省铜元进入，自然形成恶性竞争，造成乱局。而长江流域各省，都设有通商口岸，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发达，中外轮船航行便捷，在通商口岸体系下，市场高度整合，依赖口岸-腹地路径，在省内外市场，大肆倾销，劣币驱逐良币，造成各地市场铜元贬值，一路下泄，从而剥夺了普通民众的部分实际工资，收入下降，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
　　Copper Coin Arbitrage and Currency Devalu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Port Market
　　Abstract： Early 20th century， the copper cash shortage was still severe，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in the New Deal， did not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unify copper money distribution right， but commanded the provinc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to mold copper coin，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copper money. Because Yu Li was rich， the provinces competed to mol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difficulty to control. In Republic of China， the loc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pending was increasing， created the mold abuse to be more serious. Each provi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had a trading port at least， logistics was convenient， they engaged in arbitrage activities in the expense of others， that leading to Gresham’s Law， the price of copper coin to be falling， Commodity price rising， increasing the burden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social unrest. Finally in 1935，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monetary policy method to solve issues such as the unified currency.
　　Key Words： The Yangtze River Ports， Copper Coin， Arbitrage， Devaluation
　　① 参见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编：《中国铜元资料选编》，江苏省钱币研究会，1989年;贺水金：《不和谐音：货币紊乱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民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熊亚平、安宝：《近现代天津铜元市价变动对商民经济生活的影响》，《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9期;王显国、李延祥：《清末铜元余利及其影响》，《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年第3期;梁辰：《铜元问题研究（1900—1935）》，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等。
　　② 自《南京条约》签署以来，长江流域自下而上，先后有宁波、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岳州、长沙、沙市、宜昌、重庆作为约开口岸开放，并设有海关。本文即以这些口岸为例。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24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第235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3册），第461页。
　　① 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3分册），1993年。
　　②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134～144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5册），第272～273页。
　　④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7册），第364、351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9册），第427页。
　　⑥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39册），第315、404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1册），第330、390～391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5册），第329、394页。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7册），第423页。
　　②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5册），第422、382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35册），第360页。
　　④ 江苏省钱币研究会编：《中国铜元资料选编》，第127页。
　　⑤⑨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970、946，953页。
　　⑦ 笔者根据《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相关各册，对20世纪初期江海关历年货币进出口表数据统计得出该结论。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41册），第270页。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5册），第233、252页。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64册），第502页。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6册），第246、270、279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73册），第119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81册），第94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65册），第89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6册），第390、204、212页。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8册），第4页。
　　⑦ 《武汉商会条陈整理铜元办法》，《银行月刊》1925年第5卷第5期。
　　⑧ 《皖省铜元问题之新风潮》，《银行月刊》1922年第2卷第4期。
　　⑨ 《皖省铜元之流毒 市面大受影响》，《申报》1922年3月1日，第10版。
　　⑩ 《铜元充斥之原因》，《钱业月报》1921年第1卷第4期。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7册），第583页。
　　? 《江南商务局详议分销铜元办法六条》，《四川官报》1905年第21期。
　　? 《和记英行因铜元不准运往亳州以致贸易亏耗请设法整理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全宗号：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03-22-003-04-012，第53页。
　　? 《英商在皖购货需用铜元事已由中国银行分行议在亳州设立汇兑所希转达英使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全宗号：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03-22-003-04-016，第64页。
　　① 《关于苏省禁运铜元事金陵关监督所陈办法希查照办理并见复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全宗号：北洋政府外交部，档号：03-18-112-03-015，第59页。
　　② 《限制铜元入境章程》，《钱业月报》1921年第1卷第5期。
　　③ 《禁运铜元办法》，《银行周报》1926年第10卷第4期。
　　④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5册），第283、357～358页。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35册），第271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6册），第315、346页。
　　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8册），第33、50页。
　　⑨ 《湖南全省各县市每银元兑换铜元枚数调查表》，《统计月刊》1933年第1卷第2～3期。
　　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37册），第325页。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8册），第756页。
　　② 陆允昌编：《苏州洋关史料》，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7、112、123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著：《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72～973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5册），第371～372、491、522页。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6册），第274、335、383、461页。
　　② 《渝埠反對当二百铜元之剧烈，全城工商业一律罢市》，《申报》1925年6月23日，第7版。
　　③ 《南洋烟草公司罢工余闻》，《申报》1922年11月9日，第14版。
　　④ 《芜湖黄包车夫罢工风潮》，《申报》1922年3月25日，第10版;《芜湖人力车夫罢工》，《申报》1926年5月10日，第9版。
　　⑤ 沧江：《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国风报》1910年第1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