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青奥会闭幕式上，有外国人用激光笔干扰演出，成了一个“小插曲”。有人发起众议，讨论如果有中国人在外国用激光笔扫外国领导人的脸，中国舆论会怎么说？
　　回应者踊跃。大量网民戏仿韩寒、李承鹏等人，将一人的行为同国民素质联系起来，同中国的巨额海外宣传广告联系起来，同“金牌机器”、“毒奶粉”、“毒大米”等等联系起来，甚至同体制联系起来。
　　于是有人感慨：民智大开，早几年“臭公知”们呼风唤雨的时代已远了。
　　“民智”表现为什么，因应时局之变而变，但大体上，它要体现一种冷冷的独立，一贯的反强势者之姿，不管强势的是当权者，还是批评当权者的“公知”。
　　看这场戏仿“公知”的小小狂欢，我便想起那年，上海一栋旧楼着火，死伤惨重。那时“民智”的倾向与现在显然不同。一位高级官员在哀悼现场的哭泣，被添上了各种潜台词，不外乎“哭自己的乌纱帽要掉了”之类。
　　韩寒那年写了篇大火现场记，说火初起时，路边之人以为是开发中的房子，皆“面有喜色”。这个描写很可能是作者“脑补”的产物：“喜”者原因很多，同误认开发商的房子之间真有强因果？
　　可是当时，极少有人会注意这些，因为时局的重心不同于今日。制造快感，回应人们的心理需要，是一门技术。好的写手都善于联想，组织对比，配搭出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传递强烈的暗示，激成分贝更高的“民意”。这很容易形成习惯，化批判为“丑诋”。用句流行语，叫做“走得太远（也太顺），忘了为什么出发”。
　　其实“公知”兴旺的时候，就已伴随着对他们的怀疑、攻击和丑化。他们的句式、思维方式往往一成不变，夸大，滥用修辞，故发危言，好作惊人之语。最大的毛病在于话语习惯的固化：知识体系可以拓展，而话语习惯，使用的语言，常用的词汇，惯性的逻辑编排，或许定型之后就再也改不了了——甚至让你无法反思，如同你无法拔着头发把自己拎起来那样。
　　“民意”向来无力意识到自己的偏执，要靠“民智”，但“民智”之开又有赖于“民意”之广历变局，经验积聚。“公知”的狂欢，和戏仿“公知”的狂欢，都离不开载舟覆舟的水。
　　“公知”们虽也少不了互发牢骚，可他们之间有时真的蛮相似，因为都必须标榜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就像一些弗洛伊德主义者，坚持用恋母情结、童年创伤、性欲等等去解释一切人的一切行为。这些都会成为俗套，被戏仿，被遗弃。当他坚持的理念广入人心，他也就不再被需要了。所以，一个被遗忘的“公知”未必是圆满的，但一个功德圆满的“公知”，必然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