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第一个按经纬度算，在1988年底以前，到达我国大陆最东最西最南最北的记者。这也算是一项全国记录吧。
　　
　　到我国大陆的最南端去
　　
　　我先去的是南边。我没有到过南沙群岛，所以我虽到过祖国最东、最西、最北的地方，却不能说到过祖国最南的地方。我只能算到过祖国大陆的最南端，那就是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是1974年去的。
　　1974年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年夏天，我参加建国25周年报道，从新华社山西分社抽到总社和总社记者邵永力到了海口市，我们从中线到屯昌县采访，再穿过五指山到乐东县采访，再到西边的莺歌海折向东路过天涯海角。当时的天涯海角，除了几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天涯”几个字，什么建筑都没有，也没人。那时中国不搞旅游，认为旅游是地主、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方式，哪个领导人敢搞？
　　在海南岛采访，我们发现那里的妇女不简单。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的农村妇女算是很能吃苦干活的了，但还比不上海南妇女。屯昌县的干部告诉我们，当地有三分之一生产队的正队长是妇女。生产队的一把手，是在生产第一线领着全队男女干活的，必须是劳动能手。由妇女当生产队长，这种现象在内地是少见的。当时内地的生产队里有妇女队长，她们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主要是管妇女干活的。到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这一级的领导人，海南也还是男人的天下。据说那里有的地方过去就有妇女劳动养活丈夫的风俗，这样的妇女自然很能干。
　　我们在去乐东县的路上，看见村边到处有离地二尺架空的小木房，人进不去，像模型。一打听，那是黎族同胞的粮仓。这样储存粮食，透风，不容易发霉。我们问当地人，这样放在屋外、路边，有的离自己家很远，没人偷吗?他们说没人偷。可见黎胞之纯朴。当时他们很穷很穷，住十分简陋的草房，除了身上穿的单衣，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
　　
　　到我国太阳最晚落下
　　的地方去
　　
　　我第二到的是祖国最西角，我国太阳最晚落下去的地方。这时我已调回总社国内部。许多人到过新疆的伊犁、喀什，就说自己到了祖国最西的地方了。其实，最西的县城是帕米尔脚下的乌恰县城，它在喀什的西北面，中国地图上最西那个角就是。那里，夏天的太阳要到22点才落下去。中国真是地大，从最东到最西，时差4个小时。那一次我从甘肃省苦甲天下的定西县开始一站一站向西走，一直走到最西头。
　　我是1984年8月去的，到的是乌恰老县城。现在的县城是地震后向东挪了重建的。我去乌恰时，城里正铺第一条沥青路，过去城里只有石子土路。我到县政府，看到不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去推销产品的宣传卡片，其中居然也有我们老家江苏金坛县乡镇企业的。街上有好多做服装的、开发廊的，是江苏、浙江农民，盖房子的是四川的农民。可见我们国家一改革开放，农民自由了，腿也长了，东西南北到处都跑。
　　乌恰县的主要民族是柯尔克孜族，以牧为主，当地政府为了适应改革以后发展商品经济的形势，也是为了方便牧民，不要买一点东西就骑马往城里跑，曾动员出19名柯尔克孜族的牧民，用骆驼、马驮上商品到牧区去做生意。结果，全赔了。牧区居住分散，没有旅店，没有饭铺，做生意的下去以后，住在牧民的毡房里。柯尔克孜人十分好客，热情招待，吃、喝、住全不要钱。这一下，到人家买东西的时候，卖东西的人还有脸算帐收人家的钱？
　　我是从阿图什市去的乌恰。阿图什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乌恰就归它管。我们在阿图什遇到北京中央民委来的贵客，柯尔克孜人接待最高贵客人，要杀马煮马肉给客人吃，而且要杀小马。去的客人坚决反对，反来反去，没反掉，我也跟着人家吃了一顿带骨马肉。
　　阿图什的维吾尔族人可十分善于经商，全国一改革开放，他们就向东跑，联合起来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倒贩料子等货物运回去批发给南疆各县的个体商贩，把当地国营公司挤得够呛。
　　
　　到我国太阳最早升起
　　的地方去
　　
　　


　　有的人到了山东半岛的头头上，就以为自己到了中国最东端了。其实，那里离我们国家最东端还差十几度。我国最东端是黑龙江省的抚远县，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的那个角角。
　　1988年7月，我和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王来喜从佳木斯市向东奔抚远，有四五百公里，一路上我只看见5个孤零零的小山。这就是有名的北大荒，一片平展展的黑土地。
　　在半路上，我看到了我国一个最现代化的农场——洪河农场。当时它种30万亩地，还在扩大。他们的农业机械是进口的，拖拉机驾驶室里有空调、步话机、电脑。一台拖拉机带播种机，一天能同时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3000亩。主要是种小麦、大豆。播种的深浅、宽窄由拖拉机手通过电脑操纵。农场还有一个小飞机场，一架农用飞机停在那里。他们收获不用打场、晒粮，有全套进口的烘干设备和现代化粮仓，粮食从地里到进仓库不落地。农场里最长的地垅有7000米长，要人工锄，非把人累死不可。当时我想，全国凡是平原地方都这样现代化了，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到哪里去呢？
　　抚远县城隔着黑龙江的斜对面是俄罗斯的远东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这里是我国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我去时，早上3点天就开始亮了。我喜欢水，早晚去黑龙江里走走。江面很宽，当时正是捕捞鲟鱼鳇鱼的时候，有很多小机动船穿来穿去。鲟鱼大的一条有200多斤，鳇鱼有上千斤的，肉味还可以，最值钱的是它们的蛋，比小米粒大一点，是做黑鱼子酱的，其价格比红黄色的大马哈鱼子高出二三十倍，主要是出口。一条大鳇鱼有时可掏出100多斤鱼子，这就发财了。尽管我爱吃鱼，对这种高贵东西却享受不了，腥得要命。当地人把鲟鱼、鳇鱼的鼻软骨切成片，调以佐料，吃起来倒是挺脆，别有风味。把鲟鱼、鳇鱼切成丝，用醋杀一杀，用佐料一拌，生吃，这大概是当地赫哲族人的吃法，也挺好。那里街上也有一批江、浙去的农民做生意。
　　我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看见许多江、浙农民做服装，开发廊，做新式家具，背着修鞋机在大街上修鞋，当地传统手艺人竞争不过江、浙农民。江、浙农民工有的还带着孩子。他们就这样，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及早动手为自己后来的发展赚了第一桶金。这种人来人往的交流也给经济不发达地区带去了许多新观念，带动了那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在乌鲁木齐一个国营建筑工程公司的大楼外面，我看见一条大字标语：“在竞争中求生存”。他们也被江、浙去的农民工程队挤得够呛。可见过去不让人流动竞争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
　　
　　到我国最北的地方去
　　
　　我们国家最北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的漠河县了。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把漠河县城大部分烧完了。我是1988年7月去的。我一路上看见，上一年烧黑的树又大片地冒芽活了。大火时，风太大，太急，一烧而过，有的树看上去死了，实际上没烧死。
　　到那里，有的观念得变一变。漠河县是因漠河村而得名，县政府设在西林吉，也就是西林吉林业局，林业局就是县政府，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按法律，县长、副县长应该是县人民代表大会选的；按另一种规矩，林业局局长、副局长都是由上级林管局任命的。这两个本无法统一的行政机关，在这里硬是统一了。
　　大兴安岭的林木不像内地山区那么稀稀拉拉，整个大兴安岭从河谷到山顶，树林远看就像人浓密的头发，人进去迷路要死在里头。那么密的山林大面积烧起来，正逢干旱季节，风又大，温度之高，人不能靠近。救火，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砍树，打隔火道，而且要打得很宽，否则火球100米都能刮过去。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打火镜头，那是打小火，打余火，大火没法打。当地人都告诉我，灭大火主要是下雨帮了大忙。
　　从漠河县城（西林吉）到中国的“北极村”——漠河村，还有100多公里。实际上那里不能算北极，还离北极圈很远。漠河村在黑龙江岸边，我没想到在那里遇到了几百年前流落在那里的同乡。他是漠河乡政府的秘书，是南京人。他祖先是明朝派到东北的高级军官，后来留了下来，成了一个大家族。
　　大兴安岭里有一种“龙肉”，都说是天下最好吃的肉。东北人说好吃莫过于“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这“龙肉”就是指那里的“飞龙”肉。“飞龙”是一种飞禽，鸽子那么大，吃松子等东西。在大兴安岭里飞来飞去，炼就一个强健的胸肌和两个有力的翅膀，腿却很细小。我当时没吃到，后来在北京吃了，味道还可以，只是肉很粗硬。在大兴安岭里，正赶上许多原来在林区修建森林铁路的铁道兵领导干部去那里，跟上他们吃上了犴鼻子肉，价钱奇贵。我尝了小小的三片，觉得和猪鼻子没有多少区别，只是物以稀为贵而已。
　　作为老农村记者，我到过全国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农村，只有去了，住下来，才知道那些地方有多苦，多么不适应那么多人口在那里生存。那些地方缺可耕地，缺水（洗脸水都缺，更不用说洗澡，喝的水也不干净），缺燃料，缺钱，缺衣，缺被褥，甚至有的农家缺吃饭的碗，当然缺医，缺药，缺新知识，缺新思维，缺新技能。当地经济不发达，就业机会很少，地方财政很可怜。1993年我去青海一个县时，当地县委宣传部连一张稿纸都没有了，部长对领导说：“放假算了。”我当即把带去的两本稿纸捐献给了他们。后来县里领导批给他们300元，印了些稿纸和信封，还欠印刷厂25元多，赖帐了。这种县多数部门欠款很多，出差的报销单也报不了帐。财政上规定，上面来钱应专款专用，这些县做不到，上面拨款来了，先保工资，保职工吃饭。由于长期闭塞，那些地方老百姓的观念、习俗也千差万别。那里人能生孩子，人口增长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造成难上加难。这些都不是北京、上海等城里人能想像到的。移民行不行？中国到处人满为患，大量移民，移不动。而且穷家难舍，也不那么好移。光给钱也不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没少给钱、给物，造成很大的依赖性。这种情况不仅是西部地区有，中部地区也有，甚至经济发达省的边缘山区也有。北京的一些报纸上登过《治穷先治懒》的文章。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太伤人，不是批评几句能解决问题的。有一位县委书记对我说：“谁有本事谁来干。”这使我深感中国的改造之路十分艰难，是要长期努力的，甚至是痛苦的，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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