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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品书录》载程天权《读<唐律疏议>点校本》一文，对中华书局新近版刘俊文点校的《唐律疏议》中，将“疏议曰”点作“〔疏〕议曰”持不同看法，认为这样做不当，“疏议”不可分，当以〔疏议〕曰”为是。我以为刘书的作法正确，是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敦煌文书为解决这一悬案提供了实物证明。前辈学者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中，对此进行过论述：
按是书原名《律疏》，长孙无忌等《进表》云：“撰《律疏》三十卷”，又《疏》云：“与李等一十九人，撰成《律疏》，上表以进。”卷一《名例》前载疏语，述明“疏”字之义，谓取例群经义疏，欲兼经注而明之也。所述命名取义，尤为明白。《两唐志》著录并作《律疏》，宋人称引亦作《律疏》，敦煌所出唐写本书题，亦正题作《律疏》，皆其明证也。余为敦煌写本作跋，曾疑及此，然谓律疏同义，连疏于议，始于宋元人，则犹有未谛。当时余仅见岱南阁翻元本；今见《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滂斋藏宋刻本，律文之后，低一格载疏语，虽同冠“疏议”两字，元本两字并作阴文，宋本仅“疏”字作阴文，“议”字则连下为句。此一字阴阳文之差，其能启余思而助余为解者甚多。条文为律，解条文者为疏，律与疏犹经与传。长孙无忌与李等十九人所议，皆解释条文者，皆“疏”也。疏本阴文“疏”字下紧接“议曰”，正是其事。盖长孙氏等因古者律有驳议，故于所讨论之文，统冠“议曰”两字；“议曰”以下既是疏语，故又置于阴文“疏”字以下，其事甚明，其分别至易。敦煌本无“疏”字仅作“议曰”，因将“议曰”所论置于“疏”之地位，可望而知为疏也。宋本之有阴文“疏”字，敦煌本之无阴文“疏”字，其义相同，均无差误。元本将“疏议”并为阴文，则失原来本义矣。盖是书原名《律疏》或《唐律疏》，唐亡以后加一“故”字，宋本又于末加“议”一字，已不知“疏”与“议日”原是一事。元人扬宋人之波，将卷内一切“疏议”字连续，遂成大误。但数百年来，竟无人觉其误也。(见该书第145页)
其先，王重民先生还讲到：“今敦煌所出卷子本，凡解释之文，皆冠‘议曰’，无冠‘疏议曰’者，疑宋元人始不达律疏之义，连疏于议，遂改卷内‘议曰’为‘疏议曰’，其误盖近千年矣。”(见同书第144页)
程文中说：“近人王重民等均将‘疏议’指为一体。”恐是误解了王重民先生这段话的本意。
综上所述，我以为：
(1)唐人写本(敦煌文书)仅作“议曰”；
(2)宋刻本为强调“议曰”是解释之文，将其前加一阴文“疏”字，这本无必要，但亦无不可；
(3)元刻本误宋人之意，以为“疏议”当连读，将两字并作阴文，遂成大误。
(4)此后刻本，“疏议”两字均不作阴文，而为“疏议曰”，久而久之，后人便不知其意，竟连书名亦由《唐律疏》改作今名《唐律疏议》。
书名既已约定俗成，点校时可不必再改。但在内容上，点作“〔疏〕议曰”，是取宋刻本“疏”作阴文之方式，可取。
敦煌文书为解决这一悬案提供了实物证明。前辈学者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中，对此进行过论述：
按是书原名《律疏》，长孙无忌等《进表》云：“撰《律疏》三十卷”，又《疏》云：“与李
其先，王重民先生还讲到：“今敦煌所出卷子本，凡解释之文，皆冠‘议曰’，无冠‘疏议曰’者，疑宋元人始不达律疏之义，连疏于议，遂改卷内‘议曰’为‘疏议曰’，其误盖近千年矣。”(见同书第144页)
程文中说：“近人王重民等均将‘疏议’指为一体。”恐是误解了王重民先生这段话的本意。
综上所述，我以为：
(1)唐人写本(敦煌文书)仅作“议曰”；
(2)宋刻本为强调“议曰”是解释之文，将其前加一阴文“疏”字，这本无必要，但亦无不可；
(3)元刻本误宋人之意，以为“疏议”当连读，将两字并作阴文，遂成大误。
(4)此后刻本，“疏议”两字均不作阴文，而为“疏议曰”，久而久之，后人便不知其意，竟连书名亦由《唐律疏》改作今名《唐律疏议》。
书名既已约定俗成，点校时可不必再改。但在内容上，点作“〔疏〕议曰”，是取宋刻本“疏”作阴文之方式，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