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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场“干部下海”高潮在全国兴起。我也投身其中，于1996年组建了华泰财产保险公司，当时是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
商场与官场不同。做官，总要希望谋求更高的职位。而在商场里，我能把一个公司从小做到大，职务没变、公司在变，感觉很不错。
“我还能干好什么”
1969年，年仅16岁的我作为哈尔滨知青来到了柳河五七干校。我一边从事着体力劳动，一边开始接触马列著作。那时候的我们几乎什么农活都做，犁地、铲地、耕地、割麦子、插秧、种菜、喂猪、护林、打井、盖房子等等。
那时的我对政治充满了兴趣。期间，干校需要派人到山里养蜂，由于养蜂辛苦孤单，山里又经常有野兽出没，所以没有人敢报名去。可我却选择了去养蜜蜂。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我能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接触《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通史》等“大部头”，并足足做了几大本子的笔记。
1973年，柳河五七干校从知青中挑选了10个人到校部马列教研室当教员，我被选中了。两年后，我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吉林大学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政治经济学。黑龙江省里的许多高级干部们都听我讲过课。
不过，站在省一级党校的讲台上，我觉得自己的学识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又努力考取了中央党校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中央党校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要不要留在这所中共中央的最高学府当一名教员呢?我知道这是一份很稳定、也很有吸引力的工作，甚至可以预见到平坦的未来。可是，就这样过一辈子吗?不!我在中央党校毕业生留言簿上写下了“做时代的弄潮儿”这句话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
1985年，拒绝了留校教书机会的我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因为工作关系，我对中国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和方式的改革产生了兴趣，开始大量涉猎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承担了研究室大量的法理研究和调研任务，并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民法通则讲话》。在政策理论研究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我逐渐感悟出，要想更好地发挥自己所学，施展自己所能，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线，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于是，我决定再次变换自己的角色。
1991年，我调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经贸办(后改为国家经贸委)，而当时，我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的提职报告已经递交上去了。我在朱镕基担任主任的国家经贸委工作了四、五年后，又一次问自己：我到底还能干什么，还能干好什么?于是，我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一下海创办实业。
“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13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把我这个一心想下海的人叫了过去，听我汇报创办保险公司，的想法。此时，我已担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主持司里工作。1995年，综合司的另两位司长分别被派到昆明和青岛任市长，并且早已升任部长。显然，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前途光明的位置。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朱镕基总理和我的谈话。
“你在经贸委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筹建保险公司?”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向朱总理道来：中国保险业还很落后，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也需要有人来实践，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你的股本金从哪来的?”朱镕基又问我，我就给朱镕基列出股东名单，都是国有大企业。
“国有企业赚点钱可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不怕搞丢吗?”朱镕基反问道。我就讲了一大堆办好公司的理由，他没反对。最后我问总理，您还对我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他回答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我当时觉得，做企业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施展能力的机会和空间也大一些；而政府官员的行为约束比较多，有很多框框，不能越雷池，甚至有时会扭曲人性。而我下过乡，当过教员，当过政府干部，就没有做过企业。
“下海，五米跳台最好”
针对下海的时机、年龄和方式，我曾经悟出三个理论。
一个是“跳水理论”。跳水一定要选择五米跳台。三米太低，没什么意思；十米太高，很危险；五米最好。我选择在司长这一级，感觉正好站在五米跳台上，这个时候再不下海，就永远也别下去了。为什么?太早了下去，体制内积累不足，难以做大；职位太高了再跳，动静太大，有失常理，别人会认为你真的疯了。
第二个是“抵押理论”。我之所以敢下决心下海，并放弃了很多，至少是用后来的20年的政治前途做抵押的，那就没有理由不干好，这样会使股东放心。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59岁现象”，其实就是因为年龄太大，抵押物不足。就像到银行贷款，是有抵押人家放心，还是没有抵押人家放心?当然是前者，下海不能等到老来时。
第三个理论是“造船理论”，即下海之前不仅要看准时机、选好落点，还得造只好船。中国商海里风浪依然大，波涛汹涌，这只船得撑得下去，走得出来。要是船太小很容易就会被风浪吞没，你刚跳下去就回头要救生圈，挺没意思。所以，要造船下海，船的规模要尽量大。我选择保险业就是因为保险业是朝阳产业，保险公司是一条很好的船。
公司开业那天，来了很多领导，副委员长也来了好几位，但我们把茶话费节省了下来。当时河北一个县发大水，我们就放发大水的镜头，看到孩子从泥水里捞破桌椅，领导们都震撼了。那次，我们就把节省的钱捐了出去，建了一所华泰小学。领导们很理解也很高兴。
我刚从国家经贸委下来的时候还不懂企业，但我当时搞了现代企业的政策制度调研，我认为制度很重要，比如股权分散，不能一股独大，要均衡化，我当初构建华泰时就是股权分散和均衡化。因为我深知，一个企业能否办好，制度高于一切，制度好了，没有人也可以有人，因为制度可以培养人，制度可以选择人。华泰就是从制度建设开始，一步步成长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优秀保险企业。
去年我曾经给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公司成立12年，成为中国唯一自成立起就连续盈利和分红的保险公司。除分红外，公司的净资产是当年股本金的3倍。还没计算无形价值。我说，我对得起朱镕基总理，我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钱搞丢，还真正实现了保值增值，也没有去给朱锫基总理“找事添乱”。
商场与官场不同。做官，总要希望谋求更高的职位。而在商场里，我能把一个公司从小做到大，职务没变、公司在变，感觉很不错。
“我还能干好什么”
1969年，年仅16岁的我作为哈尔滨知青来到了柳河五七干校。我一边从事着体力劳动，一边开始接触马列著作。那时候的我们几乎什么农活都做，犁地、铲地、耕地、割麦子、插秧、种菜、喂猪、护林、打井、盖房子等等。
那时的我对政治充满了兴趣。期间，干校需要派人到山里养蜂，由于养蜂辛苦孤单，山里又经常有野兽出没，所以没有人敢报名去。可我却选择了去养蜜蜂。也正是这个决定，让我能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接触《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通史》等“大部头”，并足足做了几大本子的笔记。
1973年，柳河五七干校从知青中挑选了10个人到校部马列教研室当教员，我被选中了。两年后，我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吉林大学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政治经济学。黑龙江省里的许多高级干部们都听我讲过课。
不过，站在省一级党校的讲台上，我觉得自己的学识还远远不够，于是，我又努力考取了中央党校第一届研究生。毕业时，中央党校决定让我留校任教。
要不要留在这所中共中央的最高学府当一名教员呢?我知道这是一份很稳定、也很有吸引力的工作，甚至可以预见到平坦的未来。可是，就这样过一辈子吗?不!我在中央党校毕业生留言簿上写下了“做时代的弄潮儿”这句话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
1985年，拒绝了留校教书机会的我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因为工作关系，我对中国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和方式的改革产生了兴趣，开始大量涉猎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承担了研究室大量的法理研究和调研任务，并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民法通则讲话》。在政策理论研究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我逐渐感悟出，要想更好地发挥自己所学，施展自己所能，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线，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于是，我决定再次变换自己的角色。
1991年，我调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经贸办(后改为国家经贸委)，而当时，我的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的提职报告已经递交上去了。我在朱镕基担任主任的国家经贸委工作了四、五年后，又一次问自己：我到底还能干什么，还能干好什么?于是，我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一下海创办实业。
“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13年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把我这个一心想下海的人叫了过去，听我汇报创办保险公司，的想法。此时，我已担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主持司里工作。1995年，综合司的另两位司长分别被派到昆明和青岛任市长，并且早已升任部长。显然，这是一个在别人看来前途光明的位置。
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朱镕基总理和我的谈话。
“你在经贸委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筹建保险公司?”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向朱总理道来：中国保险业还很落后，需要加快改革和发展，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也需要有人来实践，在实践中闯出一条可行的道路来。“你的股本金从哪来的?”朱镕基又问我，我就给朱镕基列出股东名单，都是国有大企业。
“国有企业赚点钱可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不怕搞丢吗?”朱镕基反问道。我就讲了一大堆办好公司的理由，他没反对。最后我问总理，您还对我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他回答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我当时觉得，做企业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施展能力的机会和空间也大一些；而政府官员的行为约束比较多，有很多框框，不能越雷池，甚至有时会扭曲人性。而我下过乡，当过教员，当过政府干部，就没有做过企业。
“下海，五米跳台最好”
针对下海的时机、年龄和方式，我曾经悟出三个理论。
一个是“跳水理论”。跳水一定要选择五米跳台。三米太低，没什么意思；十米太高，很危险；五米最好。我选择在司长这一级，感觉正好站在五米跳台上，这个时候再不下海，就永远也别下去了。为什么?太早了下去，体制内积累不足，难以做大；职位太高了再跳，动静太大，有失常理，别人会认为你真的疯了。
第二个是“抵押理论”。我之所以敢下决心下海，并放弃了很多，至少是用后来的20年的政治前途做抵押的，那就没有理由不干好，这样会使股东放心。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59岁现象”，其实就是因为年龄太大，抵押物不足。就像到银行贷款，是有抵押人家放心，还是没有抵押人家放心?当然是前者，下海不能等到老来时。
第三个理论是“造船理论”，即下海之前不仅要看准时机、选好落点，还得造只好船。中国商海里风浪依然大，波涛汹涌，这只船得撑得下去，走得出来。要是船太小很容易就会被风浪吞没，你刚跳下去就回头要救生圈，挺没意思。所以，要造船下海，船的规模要尽量大。我选择保险业就是因为保险业是朝阳产业，保险公司是一条很好的船。
公司开业那天，来了很多领导，副委员长也来了好几位，但我们把茶话费节省了下来。当时河北一个县发大水，我们就放发大水的镜头，看到孩子从泥水里捞破桌椅，领导们都震撼了。那次，我们就把节省的钱捐了出去，建了一所华泰小学。领导们很理解也很高兴。
我刚从国家经贸委下来的时候还不懂企业，但我当时搞了现代企业的政策制度调研，我认为制度很重要，比如股权分散，不能一股独大，要均衡化，我当初构建华泰时就是股权分散和均衡化。因为我深知，一个企业能否办好，制度高于一切，制度好了，没有人也可以有人，因为制度可以培养人，制度可以选择人。华泰就是从制度建设开始，一步步成长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优秀保险企业。
去年我曾经给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公司成立12年，成为中国唯一自成立起就连续盈利和分红的保险公司。除分红外，公司的净资产是当年股本金的3倍。还没计算无形价值。我说，我对得起朱镕基总理，我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钱搞丢，还真正实现了保值增值，也没有去给朱锫基总理“找事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