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单腿跪地，张开双手虎口，压在跑道上，后腿微抬，身体前倾。我的双眼不是直视跑道，而是注视终点教练的手势。教练的手一挥，我像子弹一样射了出去……
　　我听不见发令枪响，因为我是聋子。
　　跑过终点，我有点气喘，坐在草坪上系了系鞋带。教练看了看秒表，向我走来，笑了笑，又摇了摇头，他把系着医用纱布的秒表递给我。纱布很脏，被搓成了细绳。我看见秒表上的数字：10秒38，然后神色木然地将其还给教练。
　　我在五岁时的一场怪病中失去了听觉。我的家住在离市镇不近的郊区，记得那时突发高烧，几天不退，我被送到镇里的医院时已经有些耽搁，再加上镇里的医疗水平比较落后，最后，发烧止住了，我却从此失聪。
　　我是家里惟一的孩子。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善良、木讷，他经常为此事内疚不已，总觉得亏欠了我。每次看到他愁眉不展地和母亲唠叨，仿佛都在说：“要是早点送医院就不至于这样了……”
　　其实，我并未因失去听觉就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我喜欢这个安安静静的世界，我觉得这是我独有的世界。尽管我没什么朋友，但我并不觉得孤独或自卑。我喜欢一个人躺在湖边的草地上，看湖面倒映天空中的白云，看它们千变万化，在无风的空中悠悠流淌。我喜欢看树上的小鸟，静静地跳来跳去。我有时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因为我至少还有视觉，可以看到这五彩缤纷的世界。绿色的草、蓝色的湖、白色的云……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喜欢上了跑，我围着湖边跑，一圈又一圈，顺着房子后面的小山跑上跑下。我喜欢微风拂过脖颈的感觉；我喜欢肌肉在拉伸的感觉；我喜欢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仿佛我又找回了听觉。
　　从家到镇上的学校，有十几里的距离，我每天总是跑去跑回，所幸乡间的道路车很少，不必担心听不到汽车的喇叭和引擎声而出车祸。路上见到邻居，他们总是热情地向我打招呼，或者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笑得很友善。我知道他们问得无非是我父亲干嘛呢，吃饭了没有之类的无关紧要的话。我通常只是冲他们笑笑，我知道他们只是想同我这个小聋人搭搭话。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朋友没有，我有个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叫“翔”。翔不是人，我的意思是说，翔是个有生命的石头。别以为他是珊瑚或别的什么地衣类生物，翔只是块石头，立在房子后面的山顶上。
　　翔是一块孤伶伶的白石头，被雨水冲刷得光滑清洁，大概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翔就立在那里，翔光滑、安静、温暖，而且健谈，同时又是个绝好的倾听者，和翔交谈既不用哑语，也不用写字，完全是心与心的交流，简单、惬意，我经常和他一聊一下午，直到母亲上山来找我吃饭（家人都知道，在这里会找到我）。我快乐时，会给翔画上笑脸，我要让他同我一起快乐；我不快乐时，同样会画上笑脸，我要让他使我快乐。
　　翔本来没有名字，我一直想给这个坚硬又浑圆的朋友起个响亮的名字，直到我在电视上看到夺冠后的刘翔，他身披国旗绕场奔跑的情形让我激动不已。从此，我的朋友便拥有了这个好听的名字，翔自己也很喜欢我给他起的名字。
　　我喜欢奔跑，而且越跑越快，很快被镇体校的教练发现。当他发现我是个聋人时，我看出他写在脸上的失望。他不懂哑语，我渴望奔跑的表达，在他看来是杂乱无章的手舞足蹈。
　　我只好给他写字，“我想跑，求您收我作学生。”
　　他笑着摇摇头，用笔写到，“你听不到发令枪的声音，这会影响你的起跑，成绩将很难提高。”
　　我执拗地拉着他的衣袖不放，“不，我想跑，我会跑得很快，求您收下我吧。”
　　不知道是他实在拗不过我，还是我的执著打动了他，他决定到我家看看。我兴奋地拉着他往家赶，好像生怕他会跑掉。
　　父亲听说我要参加田竞队，便一口应承下来，他总是尽量满足我的要求。父亲拉着教练的手，反复地说着什么，大概恳求教练收下我吧，父亲具体怎样说的，不得而知，但教练最后总算答应了。父亲一再留教练在家吃饭，教练还是婉言谢绝了。
　　参加田竞队后，我的成绩提高很快，动作越来越标准，速度也越来越快。但听不到发令枪的声音，始终是我的最大障碍。可我并不在意，只要跑，我就会很满足。
　　“我今天只跑了10秒38，”我躺在翔的身旁说。茂密的竹子在风中微微晃动，我在竹节上用小刀刻下10'38，昨天的成绩是10'36。
　　“没什么，只退步了一眨眼的工夫，”翔笑着说。
　　“一眨眼的工夫会发生很多事，就像这天上的云，每时每刻都在变。对了，你说聋人可以参加奥运会吗？”
　　“不知道，应该可以参加残疾人奥运会吧。”
　　“那也不错，也可以披国旗？”
　　“当然，同样可以为国争光，享受国家荣誉。”
　　“可惜我听不见奏国歌。”
　　翔说：“你的心听得见，坚持是一种最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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