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今年《读书》第四期《来自伦理学界的声音》的一组文章，看到四位作者对传统道德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或弃如敝屣、金刚怒目的温和、激烈的援引、冲决的泾清渭浊、悬若天渊的不同态度，忽然想起了鲁迅。
　　鲁迅是以“挖祖坟”著称的革命斗士、力倡“拿来主义”的文学旗手、连死后都不愿“宽恕”一个敌人的民族英雄。然而，事实上如何呢？关于这点，中国思想史界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但我宁愿引一个外国研究者的话语视为同道，那就是列文森(JosephR.Levenson)讲的：鲁迅思想上面向未来，情感上系恋过去。这其实也是对与鲁迅相濡以沫的许广平看法的浓缩。许广平说：“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也许触到了鲁迅的痛处，他反省说：“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的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更将不能动弹。”为什么鲁迅要写包裹满腔怒火的《呐喊》，为什么要写肝肠寸断、苦涩而美丽的《彷徨》？这个远未被思想史界揭发出来的奥秘，如果略予省视，大概还是援引萨特那屡为人所诟病的话较为真切，即“存在先于本质”也。也正因此，对传统也才想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
　　我的一个直觉告诉我，这四位作者分别表现或折射了鲁迅的不同侧面。当然，这只是“直觉”，因为我主要凭借了他们的“话语文本”，而未能“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地了解那话语后面的生活。但如果白纸黑字的真实，能代表他们的心声，那么下面的判断也许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了。传统道德“衰朽已极”(王海明)、宋明理学“令人窒息”(赵汀阳)，好像倾向于鲁迅批判诅咒的一面；而企图转换出“忠恕”、“诚信”的“底线”成分、舍弃其中蕴含的“成圣”因素(何怀宏)、钟情“我们这个缺乏统一性和权威宗教文化却拥有较丰厚美德伦理资源的国度”(万俊人)，似乎更认同鲁迅留恋过去的情感层面。当然，这四位作者的论著可能比鲁迅更注重逻辑推理、严密系统，也参考、借鉴了鲁迅逝世后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西方伦理学著述，但我总觉得在根本精神上、在总体水平上大概还没有超过鲁迅，如西西弗斯式的鲁迅话语，在四位作者的书中似都未安营扎寨。
　　“伦理学只能接受生活本身定义的价值概念”(赵汀阳)，没有比这更使我感兴趣的了。但我想略作补充的是，如果不拘泥于共时态而侧重于历时态，即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分割的生活之流，才会更有力地把握住生活，从而伦理学、美学总之一切“表述”才有“意义”。
　　历史、传统是我们无法回避、逃脱的东西，从这一方面，我赞成何、万二人的看法。另一方面，我又支持赵、王的批判，因为传统的尘垢常常拖住活人的脚步。这里，我无意摆出“中庸”的面孔来调和诸位的矛盾，我想说的是，在“相反相成”中进步，正是生活的辩证法，也是伦理学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