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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见证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不断壮大，农业则长期被视为一个低效率的劣势产业。两百三十九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生产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分工的发展，而分工又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因此，农业以及农村服务业低效率的关键原因就在于，相比工业，其分工潜力很小。文章的分析表明，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要依赖分工的深化，而服务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则与农业规模化经营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以小农为基础的互助合作的经营模式难以推动农村服务业走向专业化和高水平。
关键词：分工；规模化经营；农村服务业
一、 分工思想的发展
亚当·斯密最早将分工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在斯密看来，正是分工和“看不见的手”导致了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认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这主要是由于：（1）分工和专业化促使劳动者技能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得到了逐步积累；（2）分工降低了劳动者转换工作的次数，节约了劳动时间；（3）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者发明新型生产工具的可能性，物质资本得到了积累。
针对分工发展的原因，斯密认为，分工是人类内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互相交易。交换倾向决定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以分工为基本形式，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形式，而交换的能力和潜力则决定分工发展的深度，代表交换能力和交换潜力的是市场的范围，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市场范围太小，分工便难以获得发展，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分工则会逐渐深化。斯密进一步分析了制约市场范围扩大的因素--运输成本，比如水陆运输对陆路运输的替代降低了运输成本，导致市场范围的扩大。
继斯密之后，杨格（Young，1928）进一步发展了分工理论，其主要贡献在于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分工的演进。杨格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将会创造出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实现是以资本积累为前提的，这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也就是采用迂回生产方式（Roundabout Methods of Production）。一方面，迂回生产方式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有限将导致大规模的投资无利可图；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的实现，迂回生产方式将会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进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最终扩大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分工与市场规模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经济进步”便实现了。
“边际革命”使经济学开始走向新古典方向，对资源配置的静态研究逐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分工思想逐渐被边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分工思想才逐渐复兴，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将分工思想置于经济学分析的核心位置。杨小凯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斯密的分工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扩展（Yang，1991；1993；1998），主要贡献之一是分析了劳动分工与交易效率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新兴古典经济学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因为分工的发展伴随着交易费用的提高，如果分工的收益低于交易费用的上升水平，那么降低分工水平才是最优选择。
二、 中国农业劳动分工的发展历程
中国农业组织的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团队化（向国成、韩绍凤，2007）。从分工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 非市场制度下的分工：人民公社。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每个家庭都获得了一定的土地，农业产出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增长，但在“一五”计划开始后不久，家庭耕作便被集体化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在集体化制度的安排下，农民被分为两类群体：普通社员和管理者（生产队队长、会计等），普通社员按照管理者的安排进行劳动，管理者则主要负责组织生产活动和各种非生产活动，但也要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在这种简单的分工体系下，激励机制的欠缺是最大的问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1）生产者缺乏激励。对于社员来说，一方面对产出没有剩余索取权，另一方面管理者很难准确衡量生产者劳动的努力程度，劳动质量与劳动收入难以匹配，因此生产者没有积极劳动的激励，“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2）管理者缺乏激励。与生产者类似，管理人员对于产出也没有剩余索取权，因此其管理和监督行为也缺乏激励。
2. 无分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始于农业领域的重大突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农业开始转向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同时将剩余索取权赋予家庭，以此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制度内涵：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表着一种土地制度，农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属于家庭；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代表着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个体组织取代了集体的生产组织方式（许庆，2008）。
从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业劳动分工的组织形式，由原来低效率的非市场化分工转变为高效率的无分工生产方式。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生产活动和管理活动合二为一，虽然从表面上看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农业的劳动分工水平下降了，但是农民的生产活动获得了足够的激励，进而提高了农业的产出水平。
3. 农业内部分工的发展。趋向市场化的经济力量必然导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使得农村的劳动分工退化为个体生产模式，同时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原来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农业机械被农民的个体劳动和畜力所代替，这导致农业生产的迂回程度大大下降，但随着农产品交易以及中间产品市场化的发展，分工必定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中青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业生产必然要再次走向分工。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初期，人们往往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随着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农村家庭越来越难以依靠自有劳动力来完成农业生产，因此产生了对各种中间生产环节服务的需求，从整理土地、播种、施肥到收割等环节都出现了专业化服务的供给。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早已成为常态，比如有专门从事农田耕作的农耕公司，专业防治虫害的公司，代为收获作物的收割公司，承包家畜防役治病的兽医公司等，这种在工业中普遍存在的分工日趋细密的情况也出现在农业的发展中（樊亢、戎殿新，1994）。 4. 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目前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主要方式包括：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模式，种植大户模式等，从表面上看，规模化经营并不必然导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仍然保持原有的中间产品采购渠道不变，仍然从同一生产服务商获取各种专业化服务，但规模化经营却内在地要求这些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专业化，这是由于：（1）交易费用的下降。规模化经营使得原来的多个农业经营主体变为一个，这大大降低了农业经营主体与其他服务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2）中间产品和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有了成长的空间。在分散经营的条件下，这些企业往往需要经营多种产品、提供多种服务，实现规模经营之后，这些企业有了走向专业化的空间和激励，完全可以提供各种专业化的服务。
除了规模化经营之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分工水平。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本质是产业链的延伸，随着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不断完善，各种农产品加工与流通企业大量涌现，1996年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规模为11 824个，1998年上升到30 344个，2000年发展到66 000个，其中绝大部分是龙头企业带动的（牛若峰，2002）。
三、 规模化经营与农村服务业的发展
农村服务业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公共服务。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对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影响，虽然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远远落后于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同时未能实现与农业规模化生产活动的良好互动。
1. 农业经济活动的分散化特征。目前三个层次的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水平低，农民消费服务落后，服务手段单一，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供给效率低下（张颖熙、夏杰长，2009）。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府政策，往往对三个层次的服务业进行分别处理，就事论事，没有深入思考农村服务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分工水平过低，而分工水平又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这种有限的市场规模根源于农业经济活动分散化的根本特征。
中国农业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集中化程度低，截至2013年底，全国农业合作社大约有98万家，涉及农户7 400万户，经营在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为287万家，平均规模200亩的家庭农场达到87万家，还有30万家各种各样的产业化的经营组织。虽然合作社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平均经营规模并没有显著上升。生产活动的分散化导致农村的服务业难以实现集聚效应，技术、信息、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难以实现充分共享，每个农业生产主体都会在购买中间产品和各种生产性服务的过程中承担大量的、重复的交易费用，这导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难以发挥出来。
2. 农村服务业发展模式：“一对一”与“一对多”的比较。关于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目前的争论集中在两条不同道路的选择上：一是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实现土地的集中，二是在小农基础上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两种道路各有长短，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提高机械化的效率，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但如果城市就业能力不能跟上规模化经营的步伐，那么农村将会出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城市流民问题也会更加严重；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将小农经营与规模化服务结合起来，各种服务协会和组织可以使分散经营的农户享受到各种规模化收益，这正是这些组织具有生命力的原因，但互助合作的经营方式面临着巨大的协调成本和较高的交易费用，比如为了降低农药的使用，转向“有机”农业，各种互助组织可以发挥一定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但对农户并没有强制影响力，监督的困难导致农户可能会出现各种机会主义行为。
上述两种经营道路都能给予农村服务业一定的发展空间，主要区别是：服务提供企业与规模化经营主体之间主要体现为“一对一”的关系，而在小农基础上的互助合作模式则体现为互助组织与农户之间的“一对多”的关系。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农村服务业有着更为广阔的专业化成长空间：从服务需求方来看，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在选择中间产品供应渠道以及各种生产性服务时，比如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等，更愿意与一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尤其是当长期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比如谈判成本、监督成本、价格调整成本等等，都会由于涉及较少的交易主体以及长期关系的建立而大大下降，此外，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还有助于信用关系的建立，这对于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尤其重要；从服务供给方来看，由于面对一个有着较大需求的农业生产者，完全可以专业化提供某项服务，同时提供多种服务不仅对资本投入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将导致企业无法通过专业化服务提供活动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服务供给企业不仅有专业化的动力，也有专业化的压力。
“一对多”的服务业发展模式鼓励的不是专业化服务提供活动，而是综合性服务提供组织。这种由一家服务机构向多家农户提供服务的模式与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因为单个农户从一家服务机构购买所有服务的成本要低于从多家专业化服务提供机构分别购买服务的成本，因此这种服务业发展模式在某些地区也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比如在山西省永济市的蒲州、韩阳两镇就活跃着一个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合作组织——“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这个农民自愿成立的农业协会不仅为农民会员提供基本的服务，比如农资购买，还提供技术推广、合作金融、联合销售等服务，甚至还承担着一部分社会功能，比如组织儿童夏令营、民间手工艺传承、居家养老服务等（姜斯栋等，2015）。这种“一对多”的模式之所以也具有较好的发展成效，是因为农户经营规模较小，从一个服务提供机构获得各种生产服务甚至消费服务将会节省农户大量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等等。但这种模式限制了服务业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空间，以蒲韩农协为例，其提供经济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业务范围仅限于蒲州、韩阳两镇，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业务扩张，还要面临如下问题：（1）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业务的大规模扩张要求设立更多的营业网点，同时要求雇佣更多的管理人员；（2）更高的管理水平要求。更大规模的业务范围要求管理能力必须随之提高，但这种专业管理工作往往会超出普通农民的能力范围；（3）跨地区业务扩展的协调、信息问题。如果业务拓展到其他地区，如何协调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民群体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此外还涉及到信息问题，互助组织的管理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地域知识”来开展业务，比如可以依据对当地农户信用的了解来提供金融服务，由于利用了近乎免费的“地域知识”，这种信息收集工作的成本很低，但一旦展开跨区域服务，则获取信息的成本就将大大上升。 鉴于“一对多”服务提供模式存在的上述问题，服务业很难实现大规模扩张，而有限的规模则会制约分工的深化，而分工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是决定农村服务业是否能够走向专业化、高水平的根本因素，专业化和分工水平不能提高，其他旨在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只能在边际上进行改进，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服务业落后的面貌。反观“一对一”的农村服务业发展模式，规模化经营天然地要求相关企业必须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服务，而不是综合性的服务，分工和专业化不仅能促使企业不断改进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同时这些专业化服务提供企业也不受上述各种问题的困扰，比如可以不断地将业务拓展到其他地区，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可以承担更高的管理成本，可以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等工作。
四、 结论
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的“二元结构”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村服务业远远落后于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而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与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有着重要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规模化经营更加有利于农村服务业走向专业化，而在小农基础上的互助合作道路则与综合服务提供模式更加匹配，但这不利于农村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农业活动中分工的扩展空间确实难以与工业相比，但是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能使农业生产中“服务”的成分越来越多，将农业生产活动中原有的内部服务职能转移出来，交给专业化的服务组织来完成，这对于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村服务业来说是一个“双赢”的过程。这正是“斯密定理”的力量，各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并不是解决农村服务业落后的根本之计。
参考文献：
[1] Yang，Xiaokai and Jeff Borland.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60-482.
[2] Yang，Xiaokai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93.
[3] Yang，Xiaokai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Survey，in K.Arrow，Y-K.Ng， and Xiaokai Yang （eds），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London：Macmillan，1998.
[4] 樊亢，戎殿新.论美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J].世界经济，1994，（6）：4-12.
[5] 姜斯栋，崔鹤鸣，王小鲁.综合性农民合作社组织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J].比较，2015，（7）：164-182.
[6] 牛若峰.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特点与方向[J].中国农村经济，2002，（5）：4-12.
[7] 向国成，韩绍凤.分工与农业组织化演进：基于间接定价理论模型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07，6（2）：513-538.
[8] 许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特点及改革方向[J].世界经济文汇，2008，（1）：93-100.
作者简介：王铁成（1981-），男，汉族，河北省迁安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201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5-12-15。
关键词：分工；规模化经营；农村服务业
一、 分工思想的发展
亚当·斯密最早将分工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在斯密看来，正是分工和“看不见的手”导致了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斯密认为，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这主要是由于：（1）分工和专业化促使劳动者技能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得到了逐步积累；（2）分工降低了劳动者转换工作的次数，节约了劳动时间；（3）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劳动者发明新型生产工具的可能性，物质资本得到了积累。
针对分工发展的原因，斯密认为，分工是人类内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互相交易。交换倾向决定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以分工为基本形式，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形式，而交换的能力和潜力则决定分工发展的深度，代表交换能力和交换潜力的是市场的范围，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市场范围太小，分工便难以获得发展，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分工则会逐渐深化。斯密进一步分析了制约市场范围扩大的因素--运输成本，比如水陆运输对陆路运输的替代降低了运输成本，导致市场范围的扩大。
继斯密之后，杨格（Young，1928）进一步发展了分工理论，其主要贡献在于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分工的演进。杨格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将会创造出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实现是以资本积累为前提的，这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也就是采用迂回生产方式（Roundabout Methods of Production）。一方面，迂回生产方式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市场规模有限将导致大规模的投资无利可图；另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的实现，迂回生产方式将会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进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最终扩大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分工与市场规模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经济进步”便实现了。
“边际革命”使经济学开始走向新古典方向，对资源配置的静态研究逐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分工思想逐渐被边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分工思想才逐渐复兴，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重新将分工思想置于经济学分析的核心位置。杨小凯在一系列文章中对斯密的分工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扩展（Yang，1991；1993；1998），主要贡献之一是分析了劳动分工与交易效率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新兴古典经济学指出，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因为分工的发展伴随着交易费用的提高，如果分工的收益低于交易费用的上升水平，那么降低分工水平才是最优选择。
二、 中国农业劳动分工的发展历程
中国农业组织的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集体经济→家庭经营→农业商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团队化（向国成、韩绍凤，2007）。从分工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业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 非市场制度下的分工：人民公社。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每个家庭都获得了一定的土地，农业产出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增长，但在“一五”计划开始后不久，家庭耕作便被集体化取代，人民公社成为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在集体化制度的安排下，农民被分为两类群体：普通社员和管理者（生产队队长、会计等），普通社员按照管理者的安排进行劳动，管理者则主要负责组织生产活动和各种非生产活动，但也要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在这种简单的分工体系下，激励机制的欠缺是最大的问题，这体现在两个方面：（1）生产者缺乏激励。对于社员来说，一方面对产出没有剩余索取权，另一方面管理者很难准确衡量生产者劳动的努力程度，劳动质量与劳动收入难以匹配，因此生产者没有积极劳动的激励，“搭便车”行为难以避免；（2）管理者缺乏激励。与生产者类似，管理人员对于产出也没有剩余索取权，因此其管理和监督行为也缺乏激励。
2. 无分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始于农业领域的重大突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农业开始转向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同时将剩余索取权赋予家庭，以此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制度内涵：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表着一种土地制度，农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属于家庭；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代表着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改变--个体组织取代了集体的生产组织方式（许庆，2008）。
从人民公社的生产方式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业劳动分工的组织形式，由原来低效率的非市场化分工转变为高效率的无分工生产方式。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下，“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生产活动和管理活动合二为一，虽然从表面上看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农业的劳动分工水平下降了，但是农民的生产活动获得了足够的激励，进而提高了农业的产出水平。
3. 农业内部分工的发展。趋向市场化的经济力量必然导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使得农村的劳动分工退化为个体生产模式，同时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原来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农业机械被农民的个体劳动和畜力所代替，这导致农业生产的迂回程度大大下降，但随着农产品交易以及中间产品市场化的发展，分工必定向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中青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业生产必然要再次走向分工。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初期，人们往往是通过互助的形式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随着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农村家庭越来越难以依靠自有劳动力来完成农业生产，因此产生了对各种中间生产环节服务的需求，从整理土地、播种、施肥到收割等环节都出现了专业化服务的供给。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早已成为常态，比如有专门从事农田耕作的农耕公司，专业防治虫害的公司，代为收获作物的收割公司，承包家畜防役治病的兽医公司等，这种在工业中普遍存在的分工日趋细密的情况也出现在农业的发展中（樊亢、戎殿新，1994）。 4. 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目前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主要方式包括：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模式，种植大户模式等，从表面上看，规模化经营并不必然导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比如仍然保持原有的中间产品采购渠道不变，仍然从同一生产服务商获取各种专业化服务，但规模化经营却内在地要求这些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专业化，这是由于：（1）交易费用的下降。规模化经营使得原来的多个农业经营主体变为一个，这大大降低了农业经营主体与其他服务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2）中间产品和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有了成长的空间。在分散经营的条件下，这些企业往往需要经营多种产品、提供多种服务，实现规模经营之后，这些企业有了走向专业化的空间和激励，完全可以提供各种专业化的服务。
除了规模化经营之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分工水平。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本质是产业链的延伸，随着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不断完善，各种农产品加工与流通企业大量涌现，1996年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规模为11 824个，1998年上升到30 344个，2000年发展到66 000个，其中绝大部分是龙头企业带动的（牛若峰，2002）。
三、 规模化经营与农村服务业的发展
农村服务业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公共服务。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对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改善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重要影响，虽然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远远落后于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同时未能实现与农业规模化生产活动的良好互动。
1. 农业经济活动的分散化特征。目前三个层次的服务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水平低，农民消费服务落后，服务手段单一，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程度不高，供给效率低下（张颖熙、夏杰长，2009）。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府政策，往往对三个层次的服务业进行分别处理，就事论事，没有深入思考农村服务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分工水平过低，而分工水平又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这种有限的市场规模根源于农业经济活动分散化的根本特征。
中国农业经济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集中化程度低，截至2013年底，全国农业合作社大约有98万家，涉及农户7 400万户，经营在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为287万家，平均规模200亩的家庭农场达到87万家，还有30万家各种各样的产业化的经营组织。虽然合作社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平均经营规模并没有显著上升。生产活动的分散化导致农村的服务业难以实现集聚效应，技术、信息、市场、各种生产要素难以实现充分共享，每个农业生产主体都会在购买中间产品和各种生产性服务的过程中承担大量的、重复的交易费用，这导致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难以发挥出来。
2. 农村服务业发展模式：“一对一”与“一对多”的比较。关于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目前的争论集中在两条不同道路的选择上：一是走规模化经营道路，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实现土地的集中，二是在小农基础上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两种道路各有长短，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提高机械化的效率，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但如果城市就业能力不能跟上规模化经营的步伐，那么农村将会出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城市流民问题也会更加严重；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将小农经营与规模化服务结合起来，各种服务协会和组织可以使分散经营的农户享受到各种规模化收益，这正是这些组织具有生命力的原因，但互助合作的经营方式面临着巨大的协调成本和较高的交易费用，比如为了降低农药的使用，转向“有机”农业，各种互助组织可以发挥一定的指导和协调作用，但对农户并没有强制影响力，监督的困难导致农户可能会出现各种机会主义行为。
上述两种经营道路都能给予农村服务业一定的发展空间，主要区别是：服务提供企业与规模化经营主体之间主要体现为“一对一”的关系，而在小农基础上的互助合作模式则体现为互助组织与农户之间的“一对多”的关系。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农村服务业有着更为广阔的专业化成长空间：从服务需求方来看，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在选择中间产品供应渠道以及各种生产性服务时，比如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等，更愿意与一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尤其是当长期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费用，比如谈判成本、监督成本、价格调整成本等等，都会由于涉及较少的交易主体以及长期关系的建立而大大下降，此外，双方长期合作关系的建立还有助于信用关系的建立，这对于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尤其重要；从服务供给方来看，由于面对一个有着较大需求的农业生产者，完全可以专业化提供某项服务，同时提供多种服务不仅对资本投入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将导致企业无法通过专业化服务提供活动降低生产成本，因此，服务供给企业不仅有专业化的动力，也有专业化的压力。
“一对多”的服务业发展模式鼓励的不是专业化服务提供活动，而是综合性服务提供组织。这种由一家服务机构向多家农户提供服务的模式与小规模农业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因为单个农户从一家服务机构购买所有服务的成本要低于从多家专业化服务提供机构分别购买服务的成本，因此这种服务业发展模式在某些地区也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比如在山西省永济市的蒲州、韩阳两镇就活跃着一个提供综合性服务的合作组织——“蒲韩种植专业合作联合社”，这个农民自愿成立的农业协会不仅为农民会员提供基本的服务，比如农资购买，还提供技术推广、合作金融、联合销售等服务，甚至还承担着一部分社会功能，比如组织儿童夏令营、民间手工艺传承、居家养老服务等（姜斯栋等，2015）。这种“一对多”的模式之所以也具有较好的发展成效，是因为农户经营规模较小，从一个服务提供机构获得各种生产服务甚至消费服务将会节省农户大量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等等。但这种模式限制了服务业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空间，以蒲韩农协为例，其提供经济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业务范围仅限于蒲州、韩阳两镇，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业务扩张，还要面临如下问题：（1）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业务的大规模扩张要求设立更多的营业网点，同时要求雇佣更多的管理人员；（2）更高的管理水平要求。更大规模的业务范围要求管理能力必须随之提高，但这种专业管理工作往往会超出普通农民的能力范围；（3）跨地区业务扩展的协调、信息问题。如果业务拓展到其他地区，如何协调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民群体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此外还涉及到信息问题，互助组织的管理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地域知识”来开展业务，比如可以依据对当地农户信用的了解来提供金融服务，由于利用了近乎免费的“地域知识”，这种信息收集工作的成本很低，但一旦展开跨区域服务，则获取信息的成本就将大大上升。 鉴于“一对多”服务提供模式存在的上述问题，服务业很难实现大规模扩张，而有限的规模则会制约分工的深化，而分工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是决定农村服务业是否能够走向专业化、高水平的根本因素，专业化和分工水平不能提高，其他旨在促进农村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只能在边际上进行改进，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服务业落后的面貌。反观“一对一”的农村服务业发展模式，规模化经营天然地要求相关企业必须提供专业化、高水平的服务，而不是综合性的服务，分工和专业化不仅能促使企业不断改进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同时这些专业化服务提供企业也不受上述各种问题的困扰，比如可以不断地将业务拓展到其他地区，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可以承担更高的管理成本，可以专门从事信息收集等工作。
四、 结论
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的“二元结构”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村服务业远远落后于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而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与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有着重要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规模化经营更加有利于农村服务业走向专业化，而在小农基础上的互助合作道路则与综合服务提供模式更加匹配，但这不利于农村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农业活动中分工的扩展空间确实难以与工业相比，但是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能使农业生产中“服务”的成分越来越多，将农业生产活动中原有的内部服务职能转移出来，交给专业化的服务组织来完成，这对于农业生产活动和农村服务业来说是一个“双赢”的过程。这正是“斯密定理”的力量，各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并不是解决农村服务业落后的根本之计。
参考文献：
[1] Yang，Xiaokai and Jeff Borland.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60-482.
[2] Yang，Xiaokai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93.
[3] Yang，Xiaokai and Ng.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Survey，in K.Arrow，Y-K.Ng， and Xiaokai Yang （eds），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Analysis，London：Macmill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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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铁成（1981-），男，汉族，河北省迁安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201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收稿日期：2015-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