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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粗略统计，在中纪委通报的查处干部中，近2/3违法违纪涉及官员亲属，他们往往借助官员的职务影响力不当得利，这一点在近期查处的深圳市原市委常委、原政法委书记蒋尊玉案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公开信息披露，蒋尊玉全案共涉及公职人员、私企老板97人，其中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7人，涉案金额2.5亿元，这其中包括蒋尊玉的前妻、女儿、女婿、亲家，甚至妻子的妹妹、女婿的舅舅，办案人员用“前门当官、后门经商”来形容蒋尊玉和家人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类干部为了规避纪委审查，采取迂回策略，让家人收受贿赂；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官员对家人疏于管理，甚至纵容他们受贿。为解决第一个问题，我国刑法在2009年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在2015年增设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明确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行为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惩处的案例极少。
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为重要，因此，如何在源头上在官员与其家人间建立“防火墙”、“隔离带”，避免官员对家人的纵容就显得至关重要。其实党中央早就关注到这一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党和政府发布涉及“禁止官员及亲属经商”规定先后将近20份。其中，1985年5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这是首次对官员亲属经商的明文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再如，1989年7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須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1997年2月27日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规定：“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的党员干部，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或者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友经商办企业谋利益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2008年6月22日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从业的有关规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曾多次痛批官员亲属非法经商的事情。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曾指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党纪国法都有明确规定，问题是没有落实好。对领导干部，要求就是要严一些。”另外，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
近期全国各地为进一步落实反腐败策略，北京、广东等多地对官员亲属行为进行规范。2015年5月，上海《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正式公布实施，在对全市1802名省部级和司局级官员情况甄别后，有182人需要“规范”。在这182名领导干部中，如今10人被免去职务、10人被调岗，还有1人辞职，另有3人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上述政策如果能够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不仅利国利民，对官员及其家人来讲也是保护。但这些规定如果变成一纸空文，就本文提及的蒋尊玉，其最早受贿时间可以追溯到1996年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局长期间。此后，他的腐败行为几乎伴随着他职务调动的全过程。由此可以推算，至2014年10月落马，其带病提拔时间接近20年。由此可见，“管好身边人”不缺规则，而在于如何落实规则。蒋尊玉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2014年7月1日，蒋尊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许多人说法不责众。为什么？我看执法不严是重要原因。讲人情，讲关系，这是执法部门的大忌。怎么杜绝这种痼疾？一句话，执法要公开，审判要透明！”
有学者指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类干部为了规避纪委审查，采取迂回策略，让家人收受贿赂；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官员对家人疏于管理，甚至纵容他们受贿。为解决第一个问题，我国刑法在2009年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在2015年增设了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明确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行为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惩处的案例极少。
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为重要，因此，如何在源头上在官员与其家人间建立“防火墙”、“隔离带”，避免官员对家人的纵容就显得至关重要。其实党中央早就关注到这一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党和政府发布涉及“禁止官员及亲属经商”规定先后将近20份。其中，1985年5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这是首次对官员亲属经商的明文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所有干部子女特别是在经济部门工作的干部子女，都不得凭借家庭关系和影响，参与或受人指派，利用牌价议价差别，拉扯关系，非法倒买倒卖，牟取暴利。”再如，1989年7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須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1997年2月27日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规定：“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的党员干部，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或者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友经商办企业谋利益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2008年6月22日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从业的有关规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曾多次痛批官员亲属非法经商的事情。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曾指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党纪国法都有明确规定，问题是没有落实好。对领导干部，要求就是要严一些。”另外，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
近期全国各地为进一步落实反腐败策略，北京、广东等多地对官员亲属行为进行规范。2015年5月，上海《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正式公布实施，在对全市1802名省部级和司局级官员情况甄别后，有182人需要“规范”。在这182名领导干部中，如今10人被免去职务、10人被调岗，还有1人辞职，另有3人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上述政策如果能够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不仅利国利民，对官员及其家人来讲也是保护。但这些规定如果变成一纸空文，就本文提及的蒋尊玉，其最早受贿时间可以追溯到1996年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局长期间。此后，他的腐败行为几乎伴随着他职务调动的全过程。由此可以推算，至2014年10月落马，其带病提拔时间接近20年。由此可见，“管好身边人”不缺规则，而在于如何落实规则。蒋尊玉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2014年7月1日，蒋尊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许多人说法不责众。为什么？我看执法不严是重要原因。讲人情，讲关系，这是执法部门的大忌。怎么杜绝这种痼疾？一句话，执法要公开，审判要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