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下午，全国“两会”会场上，广东团开完第一次全体会议，东莞市长袁宝成被一群记者围了上来。
　　“简单谈一谈嘛”，记者央求道。袁宝成本来是走向“1号门”，见记者就要形成“包围圈”，他突然向后转，低头快步迈向距离电梯最近的“3号门”。
　　“我真有事”，袁宝成边走边躲，不断重复几句话，“对不起，你们太辛苦”。他旁边紧跟着二三十名记者，照相机不停闪烁。最后终于堵在了电梯门口，”“对保九有没有信心？”“您今年带了什么建议？”……记者们抛来问题。
　　袁宝成始终没有回答，一度面露难色，“你们会影响后面其他代表上电梯，我都不好意思”。见电梯迟迟不来，他连摁控制键，“这电梯怎么这么慢”。围堵历时10分钟，直到对面有人喊，他才钻进了另一个电梯，摆脱记者。
　　同乘电梯的其他代表还不忘开他玩笑，“被包围了”。
　　类似这样的一幕几乎成了两会上的常态。人民大会堂前、会议室门口、走廊过道，甚至厕所旁边都成了记者们“围追堵截”的场所。而。
　　在自己的任职地，官员们基本习惯了当地媒体的宣传手法和口径，很少就敏感问题接受采访。到了全国“两会”上，面对紧追不舍的记者，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官员们大多会“给个说法”，甚至“秀上一把”。这其中的风格，多少有些不同。

坦诚直率型

　　刘炳江坦言，在外面他不敢说自己是环保部的司长。一次打车上班，出租车司机看他“像是个当官的”，硬是没让他插上一句话，劈头盖脸数落他一路，“你看看你们把这天搞成什么样！”
　　一位来自两会现场的记者告诉《南都周刊》记者，3月5日开幕式之后，人民大会堂随处可见一团一团记者围着官员的采访。“有些记者生怕错过了什么，看到别人围上去，他也赶紧围过去，但事后发现那个采访可能并不是他需要的。”
　　除了热点人物，一些热点话题也会被记者拿去询问。比如公务员工资，在一片喊“涨”的声音中，全国政协常委、社法委主任孟学农泼了冷水：“不赞成当前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群众会有意见。”
　　“我是正部级干部，（工资）也是一万多块，一年20万块钱”，孟学农自曝工资收入，笑言，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可以“下海”畅游去。
　　热点话题还有雾霾。3月4日下午，在民建界别小组讨论中，环保部总量司司长刘炳江好几次想结束发言，却被其他委员不断追问。
　　刘炳江坦言，在外面他不敢说自己是环保部的司长。一次打车上班，出租车司机看他“像是个当官的”，硬是没让他插上一句话，劈头盖脸数落他一路，“你看看你们把这天搞成什么样！”
　　“谁不希望蓝天啊，”刘炳江跟在场的委员说，“可中国30年的发展，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汽车每年增加2000万辆，煤炭每年两个亿两个亿往上增，咱们的水泥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二。大家都在喊‘我要原生态’，其实自己活得最现代。”
　　刘炳江说完，会场一片笑声。在这次两会上，环保部的官员“不好过”。
　　根据360新闻搜索的数据，截至3月7日，今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占据了热搜榜第一名。而他同样是两会记者围堵最热烈的对象。
　　3月6日下午，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涌入了近300名中外记者。会议结束后，张春贤正要步出会场，被100多名记者团团围住。两名女记者被挤倒在地，“我的记者证被挤断，头发挤散，裤子快掉了”，香港卫视记者秦枫发微博称。
　　记者的问题多是围绕“暴恐事件”。“是不是对恐怖分子严打造成的恐怖事件上升？”一位境外记者提出。
　　“（暴恐）不是说哪个地方‘打得多’、‘打得少’，它是必然产生的……不严打就不发生？正是因为现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才将暴恐限制在最低限度。”张春贤回应，“现在新疆的暴恐，90%是（通过）‘翻墙’，根据网络上的视频不断形成的。”
　　提到云南“3·01”暴力恐怖事件，张春贤一度哽咽，“我曾一个人在房子里，静静考虑这件事，究竟为什么这些人会丧尽天良？”
　　“我认为应该对反恐立法”，张春贤再次强调他三年前的看法：对暴恐分子不能施仁政，只能严打高压，以雷霆之势将其嚣张气焰打下去。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张春贤边走边回答。从围堵位置到门外约10米，他走了12分钟，离开时，额头渗出汗珠。
　　3月6日，在海南团的开放日活动上，该省省委书记罗保铭提出：“记者朋友关注什么尽管提问，敏感问题不回避。”
　　同一天的四川省会场，主持人宣布采访结束后，数十名记者大声呼喊，希望有关人士回应有关官员落马的问题。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不得不”再做表态，“反腐败斗争，党和政府是坚决的”。他认为，腐败分子、害群之马是“极少数”，不能代表党员干部的主流，“四川党员干部完全是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

“这个事呢，那个什么”

　　3月7日，有记者问环保部巡查河北偷排问题，以及“石家庄环保局长被免是否与雾霾有关”。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指定省工信厅长王昌作答。王昌停了十几秒，“哦，这个事呢，那个什么”。
　　每年两会记者围堵代表采访是一大看点。但上诉记者说，今年两会不再允许记者到铺着红地毯的“部长通道”拦部长，各省开放日结束后，官员走的路线和记者之间也有间隔。“这些都给‘围堵’造成了一些困难。”
　　有人持开放姿态，当然也有人躲躲闪闪，尤其当面对记者“有些刁难”的问题时。
　　上述两会记者告诉《南都周刊》，官员接不接受采访，或者回答问题的态度如何，跟他们的个人性格有很大关系。“比如盛光祖，就是很好的一个人，你什么时候采访他，他都会坦诚回答。而有些人就不太喜欢媒体。”
　　类似的“刁难”问题同样抛给了环保部部长周生贤。3月5日，人大开幕式结束后，记者围住了他。周生贤首先拿出一番数据—— 去年京津冀PM2.5浓度最高值1000多，今年最高值降到了900多，“这样的数值变化老百姓感觉不到，但表明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
　　“您家里用空气净化器吗？”记者并没有放过他。
　　这是个老问题，周生贤已经被问过N次，去年的回答是“没有”。今年，他选择笑而不语。
　　到了3月6日，有记者“逮着”了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您抽烟吗？”
　　“我不抽烟。”凌成兴爽快回答。
　　“您是一直不抽烟还是后来戒的烟？”记者追问。
　　“一直都不抽。”凌成兴说。
　　“八项规定以及党政机关的‘禁烟令’对烟草市场有什么影响吗？”
　　“八项规定与‘禁烟令’对烟草市场是正能量，能有效遏制公款买烟、抽烟。”
　　环保问题是热点，也是难点。作为“雾霾大省”的河北，官员也难逃“责问”。3月7日，有记者问环保部巡查河北偷排问题，以及“石家庄环保局长被免是否与雾霾有关”。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指定省工信厅长王昌作答。王昌停了十几秒，“额，这个事呢，那个什么”。
　　随后该省环保厅厅长陈国鹰谈起了如何整改，但并未正面回答。直到省长回答完其他问题，他才表示，石家庄环保局长已调任市农工委，是正常交流。
　　提起各省代表团的开放日活动，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有自己的看法。他举出四川省的例子：160多名记者前来，但组织方留给媒体的时间仅有半个小时，且中央级媒体明显更易于获得主持人的青睐。
　　“开放日对新闻记者提问，应该还是要更开放、开明一点，选择性太强，也是一种失真。”他直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