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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全国解放的形势，马锡五首先提出的一条就是“司法与行政分开”。虽然自己也是行政干部出身，但他认为，行政首长不宜再兼任司法职务。
电视剧《苍天》这样表现马锡五离开延安时的情景：成百上千的老百姓为他送别，从山崖上垂下一条百丈条幅，上书“百姓青天”四字。
这一幕发生在1949年6月。5月西安解放，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随后由延安迁至西安。长期在边区坚持“田间地头、下乡问案”的马锡五，则以院长的身份进入了城市的司法系统。
与当时大多数红色司法干部的任务一样，马锡五此番进城，旨在建立新的司法系统。此前，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以一纸《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告废止延续了20多年的国民政府法制体系。
这位40年代红遍陕甘宁边区的传奇人物，曾以“田间地头的就地审判，携卷下乡的巡回审判”等做法，开创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实践。现在，他将用自己的经验和精神去建设一个新世界。
停用《六法全书》
所谓《六法全书》本是法律汇编的名称。它源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五法典》。日本引进后加入宪法形成了“六法”。
“六法”一般指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单独条例分别编入“六法”中，如称为“民法及关系法规”。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随后在内战期间，又将《戡乱动员令》、《紧急治罪法》等纳入《六法全书》。
不过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六法全书》也一直被根据地、解放区司法机关使用。马锡五之前采用的法规依据，特别是刑法、民法，大体也来自“六法”。《指示》称其为“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的求和条件中，有“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3天后，毛泽东就发表《评战犯求和》，驳斥“伪法统”。不久，他又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正式提出“废除伪法统”。不久，废止《六法全书》的指示出台。
在废除原有司法体系后，对于新司法系统的建设，《指示》说，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
而在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时，“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指示》要求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要“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重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
而这个“人民的司法干部”的榜样，大家就公认是马锡五了。
土生土长的马专员
马锡五1899年1月8日生于陕西省志丹县。家境贫寒的他，勉强读完小学，就开始在陕甘交界闯荡世界。
他当过记账先生，也做过小本生意。直到1930年春，马锡五找到刘志丹，逐渐成长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根据地革命干部。
马锡五在行政部门，就以细心、公正著名。1943年2月，毛泽东听取马锡五的汇报后，称赞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并亲笔为其题词“一刻也离不开群众”。
一个月之后，马锡五开始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当时边区政府只在延安设立了地方法院，各县有裁判处。但考虑到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就在各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设分庭，并由专员兼任庭长。各级司法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同级政府统一领导下工作。
担任庭长的马锡五，此前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法律教育。这在当时并非偶然现象。这一时期边区政府的司法干部，多数是从其他行当转来，专业背景缺乏。然而，这并不妨碍马锡五从一个行政官员向司法干部过渡。
马锡五受理案件，都要在区乡干部、附近群众中走访。了解基本案情后，他不仅找当事人亲自询问，还会召开群众大会。
据马锡五的秘书张和儿子马秦宁回忆，马锡五虽出身贫寒又没有什么文化，气质却很儒雅。而这并没有疏远他和群众的关系，当他坐在田间和农民谈话时，农民会觉得自己很受关注。
“三个农民佬，胜过地方官。”在马秦宁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对于马锡五来说，一旦政策法令为群众掌握，就会发挥无穷的力量。
当众审明犯罪事实后，马锡五开始征询到场群众对案件的处理意见，群众纷纷发言，最后根据大家的一致意见，结合边区政府政策，宣判才会做出。
他甚至对刑事案件也采取就地审判、召开群众大会的方式。其中最经典的是曲子县苏发云三兄弟“谋财害命案”：三兄弟在被错押一年之后，通过马锡五的新方式被释放，真正的杀人凶犯得到惩办。
真相大白后，群众议论纷纷：“如果这个案子放在旧社会，衙门高高在上，苏氏弟兄早被枪毙了。只有人民机关的负责人，才能不冤枉好人。”
在红色司法系统内部，一种以马锡五命名的审判方式开始推广。
提倡“司法与行政分开”
张向本刊记者回忆说，1944年3月，延安《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首次公开总结其审判经验，归纳为“深入调查、注重调解，诉讼手续简便、来自民间”。
这些经验一经推出，即与国统区的司法经验形成了不同的格局，特别是“群众路线”的审判方法和作风。“国民党法院采用的是高高在上的‘坐大堂问案’的方式，而我们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地就地审判，巡回审判，在群众参与之下，解决问题。”
1944年，由李维汉执笔，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后，《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发给中外媒体，其中提到：提倡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甚至国统区的一些人士也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1944年6月，《国民公报》记者周本源来到边区了解司法工作，走前他写道：实行马锡五审判方式是边区司法的新猷。
到了1949年，延安时代所形成的陕甘宁边区司法经验和原则，成为新中国的司法建设基础。
显然，延安的作风并没有从马锡五身上消失。在大城市的环境中，他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自己的方式。
马秦宁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进驻西安后，马锡五曾在护城河边找到一块空地，发动新老干部一起翻土。他要求干部们学习、上操，下班后开荒种菜。尽管年过半百，他总是带头挑水、挑粪。
在边区人民法院的党组会议上，马锡五一再指出：我们进入大城市，生活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好了，工作既繁重又复杂，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延安时代的那种作风。
不过，对于过去的司法经验，马锡五也有了新看法。这在1948年12月，他与副院长乔松山共同主持草拟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总结报告》中可见一斑。
针对全国解放的形势，马锡五首先提出的一条就是“司法与行政分开”。虽然自己也是行政干部出身，但他认为，行政首长不宜再兼任司法职务。
与此同时，他还坦诚地指出：虽然自1937年以来，延安先后办过多次司法培训班，并在延大设立司法系，但多数学员尚未毕业就被调去做其他工作。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因司法工作是一项带专门性的工作，司法干部异常缺乏。
他提出，专业的司法干部需要大量充实和培养起来。在培养的过程中，特别要树立起“法治精神”。
这与延安时期司法干部的培养有不少差异。根据马锡五的总结，陕甘宁边区对司法干部的挑选和培养，着重于工农积极分子，首先一条就是“能够忠于革命的事业”。
离去与回归
“三反”之后，1952年5月，中央组织了四个巡视组到各地视察。巡视组的报告说，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还在横行，旧司法人员比例高，党的干部被侵蚀。各地包庇反革命、贪赃枉法等多有发生，甚至奸淫妇女。6月，中央发动了司法改革。
根据时任司法部长史良当年8月的报告，全国法院有干部2.8万余人，其中旧司法人员6000人。经司法改革后基本被清除。
各种与《六法全书》有关的观点被彻底批判。
1954年，马锡五带着陕甘宁边区的司法经验来到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很快他就赶上了各种运动。而建立完善法律新体系的努力，则延迟到上世纪80年代才告启动。
1961年，马锡五来到陕甘宁一带调查。“都是山路，蜿蜒曲折，他顾不得旅途的疲劳，白天开会，晚上就接待各地的干部群众。”张回忆说，这趟西北之行，马锡五不仅调查，还亲自纠正了一些错案，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写了五个报告。
这些报告为1962年召开全国第六次司法会议，纠正法院“左”的路线，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然而这也成了马锡五的告别之旅。回京后，他就病倒了，半年之后去世。
在马锡五进城60年后，他在延安时代所创立的“群众路线”审判方式，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2009年8月1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大法官研讨班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表示，其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所思所想，很多来自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感悟。
今年2月开始，延安全市法官在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冯迎春的带头下，深入当事人所在的学校、厂矿、乡村，进行“马锡五”式的巡回审判，现场开庭。而河南从2008年5月开始，就在全省境内全面推广“马锡五审判方式”。
面对此番热潮，张表示，如今最需继承的，应是马锡五的亲民精神。
电视剧《苍天》这样表现马锡五离开延安时的情景：成百上千的老百姓为他送别，从山崖上垂下一条百丈条幅，上书“百姓青天”四字。
这一幕发生在1949年6月。5月西安解放，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随后由延安迁至西安。长期在边区坚持“田间地头、下乡问案”的马锡五，则以院长的身份进入了城市的司法系统。
与当时大多数红色司法干部的任务一样，马锡五此番进城，旨在建立新的司法系统。此前，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以一纸《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告废止延续了20多年的国民政府法制体系。
这位40年代红遍陕甘宁边区的传奇人物，曾以“田间地头的就地审判，携卷下乡的巡回审判”等做法，开创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实践。现在，他将用自己的经验和精神去建设一个新世界。
停用《六法全书》
所谓《六法全书》本是法律汇编的名称。它源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五法典》。日本引进后加入宪法形成了“六法”。
“六法”一般指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单独条例分别编入“六法”中，如称为“民法及关系法规”。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伪国大”，通过《中华民国宪法》。随后在内战期间，又将《戡乱动员令》、《紧急治罪法》等纳入《六法全书》。
不过从抗战开始到1949年，《六法全书》也一直被根据地、解放区司法机关使用。马锡五之前采用的法规依据，特别是刑法、民法，大体也来自“六法”。《指示》称其为“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的求和条件中，有“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3天后，毛泽东就发表《评战犯求和》，驳斥“伪法统”。不久，他又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正式提出“废除伪法统”。不久，废止《六法全书》的指示出台。
在废除原有司法体系后，对于新司法系统的建设，《指示》说，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所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
而在无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规定时，“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指示》要求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要“丢下旧包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重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我们的政策、纲领、命令、条例、决议学起，把自己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人民的司法干部”。
而这个“人民的司法干部”的榜样，大家就公认是马锡五了。
土生土长的马专员
马锡五1899年1月8日生于陕西省志丹县。家境贫寒的他，勉强读完小学，就开始在陕甘交界闯荡世界。
他当过记账先生，也做过小本生意。直到1930年春，马锡五找到刘志丹，逐渐成长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根据地革命干部。
马锡五在行政部门，就以细心、公正著名。1943年2月，毛泽东听取马锡五的汇报后，称赞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并亲笔为其题词“一刻也离不开群众”。
一个月之后，马锡五开始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当时边区政府只在延安设立了地方法院，各县有裁判处。但考虑到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就在各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设分庭，并由专员兼任庭长。各级司法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在同级政府统一领导下工作。
担任庭长的马锡五，此前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法律教育。这在当时并非偶然现象。这一时期边区政府的司法干部，多数是从其他行当转来，专业背景缺乏。然而，这并不妨碍马锡五从一个行政官员向司法干部过渡。
马锡五受理案件，都要在区乡干部、附近群众中走访。了解基本案情后，他不仅找当事人亲自询问，还会召开群众大会。
据马锡五的秘书张和儿子马秦宁回忆，马锡五虽出身贫寒又没有什么文化，气质却很儒雅。而这并没有疏远他和群众的关系，当他坐在田间和农民谈话时，农民会觉得自己很受关注。
“三个农民佬，胜过地方官。”在马秦宁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对于马锡五来说，一旦政策法令为群众掌握，就会发挥无穷的力量。
当众审明犯罪事实后，马锡五开始征询到场群众对案件的处理意见，群众纷纷发言，最后根据大家的一致意见，结合边区政府政策，宣判才会做出。
他甚至对刑事案件也采取就地审判、召开群众大会的方式。其中最经典的是曲子县苏发云三兄弟“谋财害命案”：三兄弟在被错押一年之后，通过马锡五的新方式被释放，真正的杀人凶犯得到惩办。
真相大白后，群众议论纷纷：“如果这个案子放在旧社会，衙门高高在上，苏氏弟兄早被枪毙了。只有人民机关的负责人，才能不冤枉好人。”
在红色司法系统内部，一种以马锡五命名的审判方式开始推广。
提倡“司法与行政分开”
张向本刊记者回忆说，1944年3月，延安《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首次公开总结其审判经验，归纳为“深入调查、注重调解，诉讼手续简便、来自民间”。
这些经验一经推出，即与国统区的司法经验形成了不同的格局，特别是“群众路线”的审判方法和作风。“国民党法院采用的是高高在上的‘坐大堂问案’的方式，而我们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地就地审判，巡回审判，在群众参与之下，解决问题。”
1944年，由李维汉执笔，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后，《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发给中外媒体，其中提到：提倡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甚至国统区的一些人士也对此产生了极大兴趣。1944年6月，《国民公报》记者周本源来到边区了解司法工作，走前他写道：实行马锡五审判方式是边区司法的新猷。
到了1949年，延安时代所形成的陕甘宁边区司法经验和原则，成为新中国的司法建设基础。
显然，延安的作风并没有从马锡五身上消失。在大城市的环境中，他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自己的方式。
马秦宁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进驻西安后，马锡五曾在护城河边找到一块空地，发动新老干部一起翻土。他要求干部们学习、上操，下班后开荒种菜。尽管年过半百，他总是带头挑水、挑粪。
在边区人民法院的党组会议上，马锡五一再指出：我们进入大城市，生活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好了，工作既繁重又复杂，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延安时代的那种作风。
不过，对于过去的司法经验，马锡五也有了新看法。这在1948年12月，他与副院长乔松山共同主持草拟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总结报告》中可见一斑。
针对全国解放的形势，马锡五首先提出的一条就是“司法与行政分开”。虽然自己也是行政干部出身，但他认为，行政首长不宜再兼任司法职务。
与此同时，他还坦诚地指出：虽然自1937年以来，延安先后办过多次司法培训班，并在延大设立司法系，但多数学员尚未毕业就被调去做其他工作。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因司法工作是一项带专门性的工作，司法干部异常缺乏。
他提出，专业的司法干部需要大量充实和培养起来。在培养的过程中，特别要树立起“法治精神”。
这与延安时期司法干部的培养有不少差异。根据马锡五的总结，陕甘宁边区对司法干部的挑选和培养，着重于工农积极分子，首先一条就是“能够忠于革命的事业”。
离去与回归
“三反”之后，1952年5月，中央组织了四个巡视组到各地视察。巡视组的报告说，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还在横行，旧司法人员比例高，党的干部被侵蚀。各地包庇反革命、贪赃枉法等多有发生，甚至奸淫妇女。6月，中央发动了司法改革。
根据时任司法部长史良当年8月的报告，全国法院有干部2.8万余人，其中旧司法人员6000人。经司法改革后基本被清除。
各种与《六法全书》有关的观点被彻底批判。
1954年，马锡五带着陕甘宁边区的司法经验来到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很快他就赶上了各种运动。而建立完善法律新体系的努力，则延迟到上世纪80年代才告启动。
1961年，马锡五来到陕甘宁一带调查。“都是山路，蜿蜒曲折，他顾不得旅途的疲劳，白天开会，晚上就接待各地的干部群众。”张回忆说，这趟西北之行，马锡五不仅调查，还亲自纠正了一些错案，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写了五个报告。
这些报告为1962年召开全国第六次司法会议，纠正法院“左”的路线，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然而这也成了马锡五的告别之旅。回京后，他就病倒了，半年之后去世。
在马锡五进城60年后，他在延安时代所创立的“群众路线”审判方式，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2009年8月1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大法官研讨班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表示，其对人民法院“人民性”的所思所想，很多来自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感悟。
今年2月开始，延安全市法官在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冯迎春的带头下，深入当事人所在的学校、厂矿、乡村，进行“马锡五”式的巡回审判，现场开庭。而河南从2008年5月开始，就在全省境内全面推广“马锡五审判方式”。
面对此番热潮，张表示，如今最需继承的，应是马锡五的亲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