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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一度创造了婚恋类节目收视率的新高,成为热点。但是静观《非诚勿扰》的构成元素,我们不难发现这档节目获得所谓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借助搞笑与真诚、庸俗与品位、物质与精神、剧情与真实之间的对立冲突寻找一种新鲜感,其暴露出来的平面化、娱乐化、情境化倾向,将使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困境。
关键词:对立 冲突 娱乐化 情境
婚恋类节目在中国开展已经有十多年,如果一定要进行历史追溯,应该是1991年北京电视台推出的《今晚我们相识》,这档节目在1999年进行改版之前一直定位在红娘的位置,凸显服务功能。中国大陆婚恋节目真正开始的标志是1998年东方电视台的《相约星期六》,此类节目达到较高收视率的标志是同年湖南卫视《玫瑰之约》的开播。1999年各省级电视台纷纷跟进,婚恋节目如火如荼。而时隔12年,江苏卫视在今年推出的《非诚勿扰》再度掀起了收视高潮。
可以肯定地说,《非诚勿扰》已经不单单是一档婚恋类节目了,它融入了太多的娱乐化元素。笔者看来这档节目收视率高的原因是它迎合了大众宣泄的情绪,在当下越来越浮躁的社会,为大众搭建起了一个无厘头的舞台。它几乎是在无数的矛盾冲突中寻找着一种娱乐化的搞笑张力,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恶搞的倾向。
搞笑VS真诚
《非诚勿扰》占据收视率高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档婚恋类节目一改昔日婚恋节目真情低调的风格,以24个女生组成一个巨大的狂欢舞台,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24个女生,每个人都在犹如广场般的舞台上尽情释放宣泄着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绪,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时而羞涩时而奔放,这一过程以24个女生对一个男生的姿态展开,或者说这是一个女性近乎女权主义式的夸张的舞台,在这一舞台上,充斥着暴力的词汇、尴尬的场景,在语言的碰撞中寻找机智和幽默,而这一机智幽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搞笑。24位女性面对一个刚开始只有被选择权的男性参与者,主持人和参与女性爆出的话题更多的带有辛辣和刺激的味道,男性气场被压在了一方小小的角落,而时代给予女性的开放度在这个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无论是“还是让我坐在宝马里哭吧”还是“我找的不是儿子”,这些暴力的词汇配上动感的音乐,使这个场景火爆而富有冲击力。
这一节目冠名为《非诚勿扰》,其“诚”更主要地表现在节目制作人是诚心博得观众一笑的,而参与的男性朋友也是诚心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至于站在舞台上的24位女性,各自因职业、年龄、性格呈现出不同的人生姿态,她们时而用真诚来拥抱男性参与者,时而又以近乎恶毒的语言对其进行毫不掩饰的攻击,而主持人在其中的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插科打诨,或者正如主持人和评论员二人的光头造型一样,这两盏“灯”在舞台上是始终亮着的,而24位女性面前的灯却随着心情的变化而亮灭无常。这是一个将真诚和搞笑统一在一起的舞台。女性参与者的眼光追随着闪光灯的变化随时变化,她们会因为男性参与者的一个动作而改变决定,会因为男性参与者的一句话而改变初衷,进而会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大胆而近乎放肆地阐述自己灭灯的理由,这其实违背了两个人进行婚恋选择的正常的流程。一个渴望走入婚姻殿堂牵手一生的人,不可能随便因为对方的一句话、一个动作而对对方定性,进而在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和决定,所以说,这档婚恋节目应该是建立在真诚出发点之上的搞笑。
庸俗VS品位
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其针对的对象是大众。在后工业时代,大众是流行文化的消费者,但是大众却在逐渐失去流行文化制造者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打造大众文化成为一个产业,而产业本身就存在迎合和引导的对立冲突。对于迎合来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搞笑”成为娱乐片的核心词汇。我们回顾一下香港娱乐片和大陆的贺岁片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印迹。对于中国的电视节目来说,更多的带有抄袭的痕迹,先是欧美再经过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最后进入中国大陆。我们看台湾的娱乐节目,比如说《康熙来了》这档节目其实是一档典型的八卦节目,其重要特征是隐私揭露和搞笑段子。而这一模式随着中国内地对娱乐节目管制的逐渐放开,其特征也日渐显现。我们看到《非诚勿扰》已经具备了这些特征的雏形,只是体制之内的国家电视台,还在语言的暴力倾向上有所控制和收敛,至少没有引入“下半身”语言。这其中存在着品位和庸俗化的冲突。
电视节目是面向大众,娱乐大众的,但是电视节目在面向大众,娱乐大众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提升大众的品位。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我们看到24位女性穿着打扮都带有时尚的元素,可以说这些女性参与者的着装打扮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同样的,她们的审美标准、价值评判标准和言谈举止也将在无形当中对电视观众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高收视率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保证这档节目是高品位,这一认识同样也表现在《非诚勿扰》当中。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看到了一群意欲结婚的女性的择偶标准和生活情趣,可以说这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舞台,带着对男性参与者调戏的味道,使这档节目庸俗化的特征日益显现。在笔者看来,这档节目之所以取得高收视率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引导并提升了大众的品位,而在于电视观众急于看到又有哪位男士被恶搞,又会出现什么暴力词汇,又有什么尴尬的场景出现,舞台似乎变成了杂耍的现场,观众要看的不是真诚支撑下的珍贵爱情故事的产生,而是节目进行过程中的庸俗化情境,到底女性观众还有多少围绕金钱问题的恶俗搞怪,到底男性在面对这些恶俗问题时是怎样的尴尬表现。
物质VS精神
透过这档节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女性视角下的物质与精神的角逐。通过对之前播出的节目的考察,我们发现女性参与者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围绕着物质直接或间接地展开,这些问题涉及名牌商品,比如LV包、宝马跑车等,而精神层面的角逐围绕着这些问题渐序展开,在物质和精神之间,物质决定着精神,爱需要物质来体现,而物质成了爱最佳的表达。这些抱着谈婚论嫁目的的女性参与者,将各自的物质欲展现得淋漓尽致。柏拉图式的爱情已经被台上的女性放逐到遥远的国度,虽然她们站出来为农民工讲话,为农村出身的人振臂一呼,但是她们个个充斥着强烈的物质欲,表现出明显的作秀倾向,似乎仅仅是为了获得电视机前农民朋友的支持,进而提升收视率。这些女性希望男性具有独立的人格,但却渴望男性对自己俯首帖耳做出改变,她们不希望男性依附于自己的父母,尤其是不希望男性受制于自己的母亲,却希望男性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这些对立矛盾的心理恰好表现其物质和精神的极大冲突。通过这个节目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在诸多女性看来,已经是一个物质决定一切的时代。女性一方面一改中国传统习惯,彻底颠覆自己依附男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在主张自己独立个性的张扬,意欲在将男人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的同时,希冀得到男人物质和精神双重的照顾和关怀,这是一个悖论。
《非诚勿扰》的舞台似乎刻意在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标准和风格,让这一物质、精神冲撞的事实完整呈现,而这一冲撞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巧使这一节目失去了刻意长久维持下去的灵魂。这档婚恋类节目已经完全跨越了婚恋这一题目本身,进而在一个更大的可行性空间寻找娱乐化的元素,这一元素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恰好是舞台上女性物质欲望和精神渴求严重的对立和冲突。试想在真诚寻找爱情的参与男性眼中,除了传统赋予中国男性的责任感的支撑之外,在面对一群物质和精神冲突的大胆表露的女性面前,这一节目除了搞笑,剩下的没有其他。坦诚使得参与节目的男女之间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冲突。男性坦陈自己有能力承担女性的物质要求,而女性则欣然接受这一状态,进而走到一起。这二者完全不同的坦诚分明传达出一个信息:各取所需。这是一个各取所需的时代还是一个相互融合的时代?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本来应带动精神文明的高速提升,但是透过这个舞台,我们发现,精神被物质无情地肢解了。
剧情VS真实
套用《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的话说,这档节目男性是系列剧,女性是连续剧。无论是系列剧还是连续剧,二者一个共同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剧”。既然是“剧”,就要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非诚勿扰》可以看做是一档由24位女主角演绎的戏剧,戏剧一开始,24位女性一齐亮相登场,然后由选出来的男性来配合女性的戏剧展开,男性毫无疑问在整幕戏剧中充当配角的角色,随着剧情的展开,故事也要一点点推进和发展,而发展的结果是配角要频繁更换,为了避免观众的视觉疲劳,部分女性也要退出舞台由新人替代。只有这样,舞台才不失魅力,戏剧才有看头。我们看到,在故事演绎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母女同台选男友的情形,可以说是好戏连台,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男性仅仅是这台戏剧的作料,他们的到来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为了给舞台上的女性提供更充分的展示自己的机会。24位女性各自不同的特点,支撑起一片绚烂多彩的天空,每一位前来参与的男性,上台之前都会有一位心仪的女性,他们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按下数字键对此进行确认。而之后所进行的展现,无论是朋友、同事的评价,还是个人才艺的表演,都带有明显的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在这些环节进行的同时,我们可以听到夸张的灭灯声音不停地出现,追随着这一声音,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舞台上男女的表情和动作变化,我们甚至在现场观众情绪的推动下,如同置身其中感受到娱乐化效果带给我们的刺激和冲动。
婚恋类节目的本意是为了给有婚姻需求的男女搭建一个认识和交往的平台,是为舞台下真实的交往搭建一座桥梁,但《非诚勿扰》给我们更多的是戏剧性的感触。网友甚至在讨论哪位女性留在台上的时间够久了,应该让一位男性把她带走,而很少有网友讨论哪位女性所具有的气质和内涵是我们所真正渴求和欣赏的。从这个角度看,《非诚勿扰》是在一种剧情化结构和真实性交往的矛盾冲突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进而在这一轨道上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地。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非诚勿扰》在火爆的同时已经面临困境。从电视节目自身的发展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多种元素融合的进步,但从婚恋类节目自身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退步。
平面化。这档节目在收视率这一指挥棒的引导下,几乎放弃了深度追求,毫无迟疑地转向了平面化、庸俗化。生活当中很多无法被人尊重的语言和想法被赤裸裸地呈现,其不需要引导人们思考,甚至不需要人们非常正式地专心致志地收看节目,仅仅通过断片式的语言和镜头就能引导观众获取最直接的信息。这就如同大家在网上看到凤姐的照片一样,不需要对凤姐的故事做任何了解,只要看一眼其照片,就知道新闻效果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说这是这档节目的败笔。
娱乐化。婚恋类节目区别于其他文艺节目的重要一点在于,其并不是以娱乐为主要的目的,娱乐化在这类节目当中所占的比重不能太大,这类节目不拒绝娱乐化,但娱乐化要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而绝非搞笑甚至是恶搞。语言在这档节目当中应该充满温情和善意的幽默,而绝非针对对方缺点的大胆批判。
这档节目应该充满对生命真诚的关怀,在问题的预设和引导上,应尽量避免纯娱乐化的倾向,不应该以此为切入点,寻找火爆和刺激的舞台场面,借此拉动收视率。
情境化。婚恋类节目可以呈现社会热点,但不应追求情境化。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社会负面的观点允许呈现,但不能成为主流,负面观点呈现的初衷是通过节目话题的预设来帮助人们调整思路,从而走上一条未婚男女一起寻找人性光芒的路,它拒绝情境化的定位。简单粗暴的选秀模式的套用无法将这一类型的节目推向良性发展的轨道,只会使这一节目流于娱乐化的情境化模式中停滞不前进而无法自拔,从而丧失此类节目应有的魅力。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
编校:赵 亮
关键词:对立 冲突 娱乐化 情境
婚恋类节目在中国开展已经有十多年,如果一定要进行历史追溯,应该是1991年北京电视台推出的《今晚我们相识》,这档节目在1999年进行改版之前一直定位在红娘的位置,凸显服务功能。中国大陆婚恋节目真正开始的标志是1998年东方电视台的《相约星期六》,此类节目达到较高收视率的标志是同年湖南卫视《玫瑰之约》的开播。1999年各省级电视台纷纷跟进,婚恋节目如火如荼。而时隔12年,江苏卫视在今年推出的《非诚勿扰》再度掀起了收视高潮。
可以肯定地说,《非诚勿扰》已经不单单是一档婚恋类节目了,它融入了太多的娱乐化元素。笔者看来这档节目收视率高的原因是它迎合了大众宣泄的情绪,在当下越来越浮躁的社会,为大众搭建起了一个无厘头的舞台。它几乎是在无数的矛盾冲突中寻找着一种娱乐化的搞笑张力,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恶搞的倾向。
搞笑VS真诚
《非诚勿扰》占据收视率高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档婚恋类节目一改昔日婚恋节目真情低调的风格,以24个女生组成一个巨大的狂欢舞台,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24个女生,每个人都在犹如广场般的舞台上尽情释放宣泄着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绪,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时而羞涩时而奔放,这一过程以24个女生对一个男生的姿态展开,或者说这是一个女性近乎女权主义式的夸张的舞台,在这一舞台上,充斥着暴力的词汇、尴尬的场景,在语言的碰撞中寻找机智和幽默,而这一机智幽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搞笑。24位女性面对一个刚开始只有被选择权的男性参与者,主持人和参与女性爆出的话题更多的带有辛辣和刺激的味道,男性气场被压在了一方小小的角落,而时代给予女性的开放度在这个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无论是“还是让我坐在宝马里哭吧”还是“我找的不是儿子”,这些暴力的词汇配上动感的音乐,使这个场景火爆而富有冲击力。
这一节目冠名为《非诚勿扰》,其“诚”更主要地表现在节目制作人是诚心博得观众一笑的,而参与的男性朋友也是诚心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至于站在舞台上的24位女性,各自因职业、年龄、性格呈现出不同的人生姿态,她们时而用真诚来拥抱男性参与者,时而又以近乎恶毒的语言对其进行毫不掩饰的攻击,而主持人在其中的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插科打诨,或者正如主持人和评论员二人的光头造型一样,这两盏“灯”在舞台上是始终亮着的,而24位女性面前的灯却随着心情的变化而亮灭无常。这是一个将真诚和搞笑统一在一起的舞台。女性参与者的眼光追随着闪光灯的变化随时变化,她们会因为男性参与者的一个动作而改变决定,会因为男性参与者的一句话而改变初衷,进而会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大胆而近乎放肆地阐述自己灭灯的理由,这其实违背了两个人进行婚恋选择的正常的流程。一个渴望走入婚姻殿堂牵手一生的人,不可能随便因为对方的一句话、一个动作而对对方定性,进而在完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和决定,所以说,这档婚恋节目应该是建立在真诚出发点之上的搞笑。
庸俗VS品位
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其针对的对象是大众。在后工业时代,大众是流行文化的消费者,但是大众却在逐渐失去流行文化制造者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打造大众文化成为一个产业,而产业本身就存在迎合和引导的对立冲突。对于迎合来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搞笑”成为娱乐片的核心词汇。我们回顾一下香港娱乐片和大陆的贺岁片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印迹。对于中国的电视节目来说,更多的带有抄袭的痕迹,先是欧美再经过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最后进入中国大陆。我们看台湾的娱乐节目,比如说《康熙来了》这档节目其实是一档典型的八卦节目,其重要特征是隐私揭露和搞笑段子。而这一模式随着中国内地对娱乐节目管制的逐渐放开,其特征也日渐显现。我们看到《非诚勿扰》已经具备了这些特征的雏形,只是体制之内的国家电视台,还在语言的暴力倾向上有所控制和收敛,至少没有引入“下半身”语言。这其中存在着品位和庸俗化的冲突。
电视节目是面向大众,娱乐大众的,但是电视节目在面向大众,娱乐大众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提升大众的品位。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我们看到24位女性穿着打扮都带有时尚的元素,可以说这些女性参与者的着装打扮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同样的,她们的审美标准、价值评判标准和言谈举止也将在无形当中对电视观众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高收视率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保证这档节目是高品位,这一认识同样也表现在《非诚勿扰》当中。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看到了一群意欲结婚的女性的择偶标准和生活情趣,可以说这是一个“群魔乱舞”的舞台,带着对男性参与者调戏的味道,使这档节目庸俗化的特征日益显现。在笔者看来,这档节目之所以取得高收视率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引导并提升了大众的品位,而在于电视观众急于看到又有哪位男士被恶搞,又会出现什么暴力词汇,又有什么尴尬的场景出现,舞台似乎变成了杂耍的现场,观众要看的不是真诚支撑下的珍贵爱情故事的产生,而是节目进行过程中的庸俗化情境,到底女性观众还有多少围绕金钱问题的恶俗搞怪,到底男性在面对这些恶俗问题时是怎样的尴尬表现。
物质VS精神
透过这档节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女性视角下的物质与精神的角逐。通过对之前播出的节目的考察,我们发现女性参与者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围绕着物质直接或间接地展开,这些问题涉及名牌商品,比如LV包、宝马跑车等,而精神层面的角逐围绕着这些问题渐序展开,在物质和精神之间,物质决定着精神,爱需要物质来体现,而物质成了爱最佳的表达。这些抱着谈婚论嫁目的的女性参与者,将各自的物质欲展现得淋漓尽致。柏拉图式的爱情已经被台上的女性放逐到遥远的国度,虽然她们站出来为农民工讲话,为农村出身的人振臂一呼,但是她们个个充斥着强烈的物质欲,表现出明显的作秀倾向,似乎仅仅是为了获得电视机前农民朋友的支持,进而提升收视率。这些女性希望男性具有独立的人格,但却渴望男性对自己俯首帖耳做出改变,她们不希望男性依附于自己的父母,尤其是不希望男性受制于自己的母亲,却希望男性在自己的可控范围之内。这些对立矛盾的心理恰好表现其物质和精神的极大冲突。通过这个节目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在诸多女性看来,已经是一个物质决定一切的时代。女性一方面一改中国传统习惯,彻底颠覆自己依附男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在主张自己独立个性的张扬,意欲在将男人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的同时,希冀得到男人物质和精神双重的照顾和关怀,这是一个悖论。
《非诚勿扰》的舞台似乎刻意在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标准和风格,让这一物质、精神冲撞的事实完整呈现,而这一冲撞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巧使这一节目失去了刻意长久维持下去的灵魂。这档婚恋类节目已经完全跨越了婚恋这一题目本身,进而在一个更大的可行性空间寻找娱乐化的元素,这一元素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恰好是舞台上女性物质欲望和精神渴求严重的对立和冲突。试想在真诚寻找爱情的参与男性眼中,除了传统赋予中国男性的责任感的支撑之外,在面对一群物质和精神冲突的大胆表露的女性面前,这一节目除了搞笑,剩下的没有其他。坦诚使得参与节目的男女之间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冲突。男性坦陈自己有能力承担女性的物质要求,而女性则欣然接受这一状态,进而走到一起。这二者完全不同的坦诚分明传达出一个信息:各取所需。这是一个各取所需的时代还是一个相互融合的时代?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本来应带动精神文明的高速提升,但是透过这个舞台,我们发现,精神被物质无情地肢解了。
剧情VS真实
套用《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的话说,这档节目男性是系列剧,女性是连续剧。无论是系列剧还是连续剧,二者一个共同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剧”。既然是“剧”,就要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非诚勿扰》可以看做是一档由24位女主角演绎的戏剧,戏剧一开始,24位女性一齐亮相登场,然后由选出来的男性来配合女性的戏剧展开,男性毫无疑问在整幕戏剧中充当配角的角色,随着剧情的展开,故事也要一点点推进和发展,而发展的结果是配角要频繁更换,为了避免观众的视觉疲劳,部分女性也要退出舞台由新人替代。只有这样,舞台才不失魅力,戏剧才有看头。我们看到,在故事演绎过程中甚至出现了母女同台选男友的情形,可以说是好戏连台,而那些或成功或失败的男性仅仅是这台戏剧的作料,他们的到来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为了给舞台上的女性提供更充分的展示自己的机会。24位女性各自不同的特点,支撑起一片绚烂多彩的天空,每一位前来参与的男性,上台之前都会有一位心仪的女性,他们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按下数字键对此进行确认。而之后所进行的展现,无论是朋友、同事的评价,还是个人才艺的表演,都带有明显的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在这些环节进行的同时,我们可以听到夸张的灭灯声音不停地出现,追随着这一声音,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舞台上男女的表情和动作变化,我们甚至在现场观众情绪的推动下,如同置身其中感受到娱乐化效果带给我们的刺激和冲动。
婚恋类节目的本意是为了给有婚姻需求的男女搭建一个认识和交往的平台,是为舞台下真实的交往搭建一座桥梁,但《非诚勿扰》给我们更多的是戏剧性的感触。网友甚至在讨论哪位女性留在台上的时间够久了,应该让一位男性把她带走,而很少有网友讨论哪位女性所具有的气质和内涵是我们所真正渴求和欣赏的。从这个角度看,《非诚勿扰》是在一种剧情化结构和真实性交往的矛盾冲突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进而在这一轨道上不断拓展自己的领地。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非诚勿扰》在火爆的同时已经面临困境。从电视节目自身的发展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多种元素融合的进步,但从婚恋类节目自身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退步。
平面化。这档节目在收视率这一指挥棒的引导下,几乎放弃了深度追求,毫无迟疑地转向了平面化、庸俗化。生活当中很多无法被人尊重的语言和想法被赤裸裸地呈现,其不需要引导人们思考,甚至不需要人们非常正式地专心致志地收看节目,仅仅通过断片式的语言和镜头就能引导观众获取最直接的信息。这就如同大家在网上看到凤姐的照片一样,不需要对凤姐的故事做任何了解,只要看一眼其照片,就知道新闻效果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说这是这档节目的败笔。
娱乐化。婚恋类节目区别于其他文艺节目的重要一点在于,其并不是以娱乐为主要的目的,娱乐化在这类节目当中所占的比重不能太大,这类节目不拒绝娱乐化,但娱乐化要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而绝非搞笑甚至是恶搞。语言在这档节目当中应该充满温情和善意的幽默,而绝非针对对方缺点的大胆批判。
这档节目应该充满对生命真诚的关怀,在问题的预设和引导上,应尽量避免纯娱乐化的倾向,不应该以此为切入点,寻找火爆和刺激的舞台场面,借此拉动收视率。
情境化。婚恋类节目可以呈现社会热点,但不应追求情境化。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社会负面的观点允许呈现,但不能成为主流,负面观点呈现的初衷是通过节目话题的预设来帮助人们调整思路,从而走上一条未婚男女一起寻找人性光芒的路,它拒绝情境化的定位。简单粗暴的选秀模式的套用无法将这一类型的节目推向良性发展的轨道,只会使这一节目流于娱乐化的情境化模式中停滞不前进而无法自拔,从而丧失此类节目应有的魅力。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