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小的“通缉犯”

　　1922年，朝鲜独立运动领袖金九流亡到中国已经近三年，这一年，他的小儿子金信出生了，出生在上海永庆坊十号。
　　此时，作为职业革命家的金九，处境十分艰难，妻子生下金信后由于产后虚弱，失足从楼梯上滚下，得了肋膜炎，后转成肺病，三十四岁便病死在洋人经营的肺病医院里，家里只剩下金信的祖母照顾金信和年幼的哥哥。
　　祖母看到一家人忍饥挨饿，十分痛心，经常半夜去屋后垃圾桶里挑拣一些可以吃的东西。金九的朋友看到他们祖孙三人实在可怜，时常接济他们一些，解决了母亲去世后金信喝牛奶的钱。但年幼的金信仍因奶水（牛奶）不足，晚上常饿得不能入睡，啼哭不止。
　　那时，抗日运动处于低潮，坚持抗日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一些人开始动摇，有的干脆投降了日本人，回国享福去了。金九却义无反顾地站在独立运动的最前列，他鼓励自己的战友，说：“如果我们都不干，抗日复国的火种就会熄灭，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了减少负担，金九让母亲把不足四岁的金信带回朝鲜黄海道乡下老家抚养。为了支持儿子的抗日事业，这位老母亲不顾年迈体弱，带着金信踏上了艰难的回国之路。一年后，金信的哥哥金仁也被送回家乡。
　　当祖母带著两个孙子艰难度日时，金九正在上海指挥李奉昌东赴日本行刺天皇，未果;又在上海虹口公园指挥尹奉吉成功爆炸日军庆祝“天长节”的会场，当场炸死炸伤日军多人。日军曾悬赏六十万大洋要金九的人头。金九为防日军在朝鲜报复其家人，于1933年秘密派人回国将祖孙三人接回中国。
　　他们从新义州出发后，日本特务一路追踪搜捕。在战后解密的日本档案中明文记载着当年在日本军部和日本总督府的通缉令上，写着他们祖孙三人的名字。金信当时十一岁，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通缉犯”。从此，金信开始了在中国长达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后来，金信每次与中国朋友交谈，总会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或“我是半个中国人”。

发誓要在祖国的蓝天上驾驶一架属于韩国的飞机

　　金信到中国后，辗转来到嘉兴南湖边一处民宅，因当时他的父亲金九正在褚辅成（嘉兴人，1996年被韩国政府授予“独立运动勋章”）的安排下于嘉兴避难。
　　金信清楚地记得，他们住的地方就在南湖边上，屋后便是湖，湖边系一只小船，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就立即下船，躲到湖中间去。一天，门开了，一个高大健壮的黑脸大汉在三四个人的护卫下匆匆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祖母面前，嘴里喊着“妈妈”。祖母流着热泪喊道：“信，快过来，这就是你的父亲！”金信终于见到了已在中国流亡了十几年的父亲。金信说，那是自己有印象以来听到父亲讲的第一句话。

　　1937年秋，在南京读书的金信在城东看到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连飞机上印着的“膏药旗”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在这时，几个小黑点从机腹滑下，紧接着，尖厉的呼啸声划破了城市的平静，轰然而起的巨响惊天动地，顿时硝烟弥漫……金信亲眼看着日本鬼子将炸弹扔在了中国人的头上！
　　后来，金信随父亲逃离南京，在长沙、柳州、重庆一带一路奔逃。日本飞机在身后一路追赶，他们逃到哪里，飞机就炸到哪里……他不禁想到在老家黄海道海州读小学时的一件事。
　　那时，他是班上最穷的学生，连最低标准的学费也交不起。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到平壤远足，每人要交三元钱，他交不起。幸好同桌的一个女孩回家将此事告诉了父亲，女孩父亲非常同情金信的处境。他立即赶到金家，送给金信三元钱，说：“孩子，你的父亲为了抗日，到中国去了，你也应该出去见见世面。”这三元钱让金信记了一辈子，也让他在远足中第一次看到了飞机。当螺旋桨转动机器轰鸣时，他兴奋不已，心里暗想：“是男人就得干！”他发誓要在祖国的蓝天上驾驶一架属于自己国家的飞机。现在，他目睹日本飞机在中国上空肆意轰炸，更加仇恨日本人，要驾驶飞机跟日本人战斗的决心也更坚定了。

成为自己国家驾驶战机第一人

　　重庆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金信后来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特批安排到中央大学附中读书。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当时因战事紧张，许多防空洞没有建成就投入使用，有些洞是死洞，不通气，所以大轰炸时，市民死伤惨重。有一次轰炸后，金信从防空洞中出来，看到街市上到处是尸体残肢，一片狼藉，他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当时的状况——惨不忍睹。
　　中大附中环境也十分差。校舍是竹篱笆搭的，外面糊上一层泥巴，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无雨无水，同学们称其为“风波亭”。晚自习时，同学们在教室内点的是桐油灯，风一吹，一闪一闪的，听到警报声就立即吹灭。学校伙食也极差，米饭中常有沙粒、稗子甚至老鼠屎，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白菜、豆腐是当家菜，伸长脖子半个月才吃一次红烧肉。每个学生每天只能用一盆水，洗脸、洗澡、洗脚、洗衣服都在这一个盆中，同学们戏称为“四喜汤”。而这样的生活在重庆还算是中等的，那些逃难的百姓，随时会毙倒在马路边……金信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坚持学习着，他对日寇充满了仇恨，与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
　　金信后来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1943年，他从昆明西南联大肄业。1944年，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了独山，重庆震惊了。金信清楚地记得，当时国民政府和民众团体喊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不少同学热血沸腾，投笔从戎。中国同学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打动了金信，他说：“当时我心里想，我是韩国人，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到了中国，如果中国灭亡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