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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人们说起诗歌的时候，都说诗歌是有光的。那些闪烁在树叶上的雨水，那湖面上跳荡的灵魂，那些深藏在岩石里的愤怒，那深埋在泥土里的火焰，一旦被语言触摸，都会发出光来，那就是诗歌的力量。通过语言对世界的触摸，人们发现自己与世界的对应关系，原来我们内心的秘密，总对应着世界的一举一动。然后，诗人们企图通过语言建立一个与内心对应的世界。这是一个虚有的世界。虚有是我自己生造的一个词。虚是想象的，有是真实存在的。诗歌就是我们心灵、思想和灵魂的真实的存在。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说：“真正的诗人会把外在的世界变成内心世界，反之亦然。”（见《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阿米亥诗选》，作家出版社，2016）诗歌让人们的内心与世界共生，诗歌是“人与世界的相遇”（王家新语）的结果。
不知人世间的诗人最初是怎么写起诗来的。我想很多的原因应该是阅读。即便是在课堂上，老师的分享也是一种阅读。阅读是最好的诗歌教育。只要老师选对了阅读的文本，诗歌的门就会向学生拉开。
我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因为母亲的去世，加上贫穷，我的少年就像生活在黑暗里，那种深深的黑暗，使人窒息。记得高考结束的那天，我路过县城的邮政报刊亭，无意中买了一本诗歌刊物。从县城走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翻着杂志上的诗歌，那是与课本完全不同的诗歌，我的心怦怦地跳着。现在想来，那个走在路上的少年，他的手里捧着的是一束光。那个假期我就一边等录取通知书，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爱不释手地看着那本诗歌刊物。整个身心都处在一种萌动之中。阅读的亮光突然照进了乡村少年的世界。之后我的一生似乎是注定的了。阅读使我开始了诗歌的自我教育，直到很多年后我找到拉金、辛波斯卡、斯特内斯库、吉尔伯特、特朗斯特罗姆等老师，而这个过程，显得曲折而漫长。至于再后来从事诗歌写作教育，这是没想过的。
2016年夏天，已经写诗近二十年，在文学杂志也工作了十多年的我，突然收到朋友的邀请，给写作营的孩子们上一节诗歌课。之前十个孩子请我吃了一次晚餐，他们请我吃饭的条件就是，我要回答他们每个人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是一次愉快的交流。每个孩子都是带着光来到这世界的，对此我充满了信心。
诗歌课在一个湖边的亭子里舉行，参加的是28位8—12岁的孩子。这些没写过诗的孩子，在短短的五十分钟的时间里，能弄明白什么是诗歌吗？他们可以写诗吗？我的预感是对的，每个孩子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位诗人，他们的天真、幼稚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是诗，你只需要让他们相信那就是诗。因此我为他们准备了适合他们阅读的十多首儿童诗。用阅读去激活，只有阅读才能激活，他们不需要理论。果然，课上到十五分钟的时候，一个男孩站起来要求念诗，他是第一个被激活的孩子。接着，二十多个孩子争先恐后，在五十分钟里疯狂地写出了近百首诗。一个名叫卢君珂予的孩子在一首《西瓜藤》里写道：“西瓜边上的藤是什么？/是电线吗？/西瓜也要充电吧。”一个名叫康君麒的孩子写道：
灵魂也是分种类的，
坏人下地狱好人上天堂。
地铁是坏人的灵魂的火车，
飞机是好人的灵魂的航天器。
这首题为《灵魂的世界》的短诗，包含着自己对人性的理解，简单、粗暴，技术上不免生涩，却含着诗意。
这样的诗歌难写吗？
其实，我不过是让孩子们把自己脑子里闪过的奇怪的念头，把他们的胡思乱想，把他们的想象，把他们的心情，用分行的形式记下来。
后来，应邀去几所学校教中学生写作。应该说，孩子们都是喜欢诗歌写作的。但一提笔，落下的字几乎是一模一样：岁月、青春、迷茫、祖国、大地……符号化、大词癖，充斥了他们的写作。原来用在8—12岁孩子身上的教育方法不灵了。这些年龄更大的孩子，他们在多年的语文教育和作文训练中，已形成了记“好词好句”，用“好词好句”写作的习惯，写出来的文字即使显得华丽，看上去有模有样，却往往只是符号，看不到他们的内心。这使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作文教育背离了写作的初衷，反而把孩子们教得不会写作了。用“好词好句”写作的负影响可能持续一辈子的，我在编辑部阅读大量来稿时就发现了这问题，许多作者一辈子都没从“好词好句”写作中走出来，找到自己的语言。必须放弃“好词好句”，从内心出发，让语言的根从内心长出来——原来诗歌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去弊。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你会欣喜地发现，哪个孩子最先会放弃“好词好句”，他就开始会写作了。
写诗的准备何其简单：一支笔，一张纸，一颗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心就够了。但孩子们往往不敢动手写第一首诗。在他们心目中，诗歌太高大上了，他们真的能写吗？原来诗歌教育的第二步，就是要突破心理障碍。这有点像鼓励森林里的树出走。开始的时候每一棵树都将信将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还是有些树先抬起了脚。当森林里的树迈开自己的步子，诗歌就开始了。那些挪开步子的树，他们再也回不去。他们都变成了诗人。
2019年3月，我完成了自己职业的转变，从杂志社调到大学，开始写作教育。接手的第一门课，就是诗歌课。
诗歌可以教吗？这是诗人们问过无数次的问题。有的诗人说，诗歌是天才的事业，是无法教的。我是不相信天才论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写作潜质，只是很多人都没有被激发。要说天才，其实孩子才是天才，如果想象力是每个孩子的翅膀，我们的作文教育把孩子们的翅膀都剪掉了，他们都成了没有翅膀的人了。大学生的诗歌教育，老师能做的也许只有启蒙，让他们从内心出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最终找回自己的翅膀。
诗歌需要押韵吗？诗歌怎么分行？许多问题横亘在诗人和普通读者之间，诗人的写作似乎不用回答这些问题。诗人只需要用他的作品不断回答。这也许是不断上升的过程。确实是没有天才的，有的只是人的灵性不断被触发。而诗歌写作，其实就是不断触发人的灵性的过程。
诗歌写作的种种问题拿到课堂上其实都很简单。要让学生学会写作，正如前面说的，第一要去弊：丢掉“好词好句”写作，从内心出发，让语言从心里长出。第二要克服写作障碍，要敢于动手写，不怕写烂诗。这得从简单出发，慢慢激发潜能，一步步抵达丰富。我选择从儿童诗和口语诗入手，进行进阶式教育。在课堂上，每讲完一个问题，我们就开始动手写同题诗。文学与传媒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都是诗人，每次布置同题诗，他们都参与进来，这使诗歌班的写作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2018级诗歌班同题诗《风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2019级同题诗《白云从屋顶升起，仿佛大地送给天空的礼物》，分别以整版或专辑的形式在报刊发表。数十位同学同时出发，文字的亮光，使他们的青春显得异样光彩。
诗歌教育能让一个写作者形成自己的风格吗？不能。诗歌教育能直接培养出大诗人，甚至伟大的诗人吗？不能。写作是一个自我摸索和自我成长的过程。能让一个诗人成为大诗人、伟大的诗人，只有他内心与面对的世界的搏斗。这个世界会以美好作用于他，也会以暴力和丑恶作用于他。他就在这美好和丑恶的砥砺中，不断开拓出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把握世界的能力，并运用语言，营构出一个独立的世界。他在那个世界里，散发着语言的光亮。所以诗歌教育能做的，只是启蒙。
启蒙，就是类似盲人摸象的过程。作为写作老师，我摸到的大象也许只是一片树叶。但启蒙能让大学生写诗者从语言里找到自己，明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一位名叫卢华斌的学生写了一首关于马铃薯的诗歌后，感慨道，我终于明白老师所说的，你写什么，其实都是写自己。写马铃薯就是写他自己。他终于成了一个带着光的人，从此迈入了诗歌的世界。
附：
那个马铃薯知道它很丑
卢华斌
江北市场73号摊，
靠右边架上的马铃薯，
它知道它很丑。
当它被从泥土里挖出来，
看到了别的马铃薯，
它才知道它很丑。
当它被从三块钱的区域，
挑到两块五的区域的时候，
它知道它很丑。
当满怀期待地被一个家庭妇女，
单手捡起，再放下，
它知道它很丑。
当它在架子上摆放了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一个月，
它知道它很丑。
于是，
这些很丑的马铃薯，
趁着还没有腐烂，
独自发芽。
不知人世间的诗人最初是怎么写起诗来的。我想很多的原因应该是阅读。即便是在课堂上，老师的分享也是一种阅读。阅读是最好的诗歌教育。只要老师选对了阅读的文本，诗歌的门就会向学生拉开。
我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因为母亲的去世，加上贫穷，我的少年就像生活在黑暗里，那种深深的黑暗，使人窒息。记得高考结束的那天，我路过县城的邮政报刊亭，无意中买了一本诗歌刊物。从县城走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翻着杂志上的诗歌，那是与课本完全不同的诗歌，我的心怦怦地跳着。现在想来，那个走在路上的少年，他的手里捧着的是一束光。那个假期我就一边等录取通知书，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爱不释手地看着那本诗歌刊物。整个身心都处在一种萌动之中。阅读的亮光突然照进了乡村少年的世界。之后我的一生似乎是注定的了。阅读使我开始了诗歌的自我教育，直到很多年后我找到拉金、辛波斯卡、斯特内斯库、吉尔伯特、特朗斯特罗姆等老师，而这个过程，显得曲折而漫长。至于再后来从事诗歌写作教育，这是没想过的。
2016年夏天，已经写诗近二十年，在文学杂志也工作了十多年的我，突然收到朋友的邀请，给写作营的孩子们上一节诗歌课。之前十个孩子请我吃了一次晚餐，他们请我吃饭的条件就是，我要回答他们每个人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是一次愉快的交流。每个孩子都是带着光来到这世界的，对此我充满了信心。
诗歌课在一个湖边的亭子里舉行，参加的是28位8—12岁的孩子。这些没写过诗的孩子，在短短的五十分钟的时间里，能弄明白什么是诗歌吗？他们可以写诗吗？我的预感是对的，每个孩子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位诗人，他们的天真、幼稚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是诗，你只需要让他们相信那就是诗。因此我为他们准备了适合他们阅读的十多首儿童诗。用阅读去激活，只有阅读才能激活，他们不需要理论。果然，课上到十五分钟的时候，一个男孩站起来要求念诗，他是第一个被激活的孩子。接着，二十多个孩子争先恐后，在五十分钟里疯狂地写出了近百首诗。一个名叫卢君珂予的孩子在一首《西瓜藤》里写道：“西瓜边上的藤是什么？/是电线吗？/西瓜也要充电吧。”一个名叫康君麒的孩子写道：
灵魂也是分种类的，
坏人下地狱好人上天堂。
地铁是坏人的灵魂的火车，
飞机是好人的灵魂的航天器。
这首题为《灵魂的世界》的短诗，包含着自己对人性的理解，简单、粗暴，技术上不免生涩，却含着诗意。
这样的诗歌难写吗？
其实，我不过是让孩子们把自己脑子里闪过的奇怪的念头，把他们的胡思乱想，把他们的想象，把他们的心情，用分行的形式记下来。
后来，应邀去几所学校教中学生写作。应该说，孩子们都是喜欢诗歌写作的。但一提笔，落下的字几乎是一模一样：岁月、青春、迷茫、祖国、大地……符号化、大词癖，充斥了他们的写作。原来用在8—12岁孩子身上的教育方法不灵了。这些年龄更大的孩子，他们在多年的语文教育和作文训练中，已形成了记“好词好句”，用“好词好句”写作的习惯，写出来的文字即使显得华丽，看上去有模有样，却往往只是符号，看不到他们的内心。这使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的作文教育背离了写作的初衷，反而把孩子们教得不会写作了。用“好词好句”写作的负影响可能持续一辈子的，我在编辑部阅读大量来稿时就发现了这问题，许多作者一辈子都没从“好词好句”写作中走出来，找到自己的语言。必须放弃“好词好句”，从内心出发，让语言的根从内心长出来——原来诗歌教育的第一步就是去弊。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你会欣喜地发现，哪个孩子最先会放弃“好词好句”，他就开始会写作了。
写诗的准备何其简单：一支笔，一张纸，一颗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心就够了。但孩子们往往不敢动手写第一首诗。在他们心目中，诗歌太高大上了，他们真的能写吗？原来诗歌教育的第二步，就是要突破心理障碍。这有点像鼓励森林里的树出走。开始的时候每一棵树都将信将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还是有些树先抬起了脚。当森林里的树迈开自己的步子，诗歌就开始了。那些挪开步子的树，他们再也回不去。他们都变成了诗人。
2019年3月，我完成了自己职业的转变，从杂志社调到大学，开始写作教育。接手的第一门课，就是诗歌课。
诗歌可以教吗？这是诗人们问过无数次的问题。有的诗人说，诗歌是天才的事业，是无法教的。我是不相信天才论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写作潜质，只是很多人都没有被激发。要说天才，其实孩子才是天才，如果想象力是每个孩子的翅膀，我们的作文教育把孩子们的翅膀都剪掉了，他们都成了没有翅膀的人了。大学生的诗歌教育，老师能做的也许只有启蒙，让他们从内心出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最终找回自己的翅膀。
诗歌需要押韵吗？诗歌怎么分行？许多问题横亘在诗人和普通读者之间，诗人的写作似乎不用回答这些问题。诗人只需要用他的作品不断回答。这也许是不断上升的过程。确实是没有天才的，有的只是人的灵性不断被触发。而诗歌写作，其实就是不断触发人的灵性的过程。
诗歌写作的种种问题拿到课堂上其实都很简单。要让学生学会写作，正如前面说的，第一要去弊：丢掉“好词好句”写作，从内心出发，让语言从心里长出。第二要克服写作障碍，要敢于动手写，不怕写烂诗。这得从简单出发，慢慢激发潜能，一步步抵达丰富。我选择从儿童诗和口语诗入手，进行进阶式教育。在课堂上，每讲完一个问题，我们就开始动手写同题诗。文学与传媒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都是诗人，每次布置同题诗，他们都参与进来，这使诗歌班的写作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氛围。2018级诗歌班同题诗《风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2019级同题诗《白云从屋顶升起，仿佛大地送给天空的礼物》，分别以整版或专辑的形式在报刊发表。数十位同学同时出发，文字的亮光，使他们的青春显得异样光彩。
诗歌教育能让一个写作者形成自己的风格吗？不能。诗歌教育能直接培养出大诗人，甚至伟大的诗人吗？不能。写作是一个自我摸索和自我成长的过程。能让一个诗人成为大诗人、伟大的诗人，只有他内心与面对的世界的搏斗。这个世界会以美好作用于他，也会以暴力和丑恶作用于他。他就在这美好和丑恶的砥砺中，不断开拓出自己感知世界的能力、把握世界的能力，并运用语言，营构出一个独立的世界。他在那个世界里，散发着语言的光亮。所以诗歌教育能做的，只是启蒙。
启蒙，就是类似盲人摸象的过程。作为写作老师，我摸到的大象也许只是一片树叶。但启蒙能让大学生写诗者从语言里找到自己，明白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一位名叫卢华斌的学生写了一首关于马铃薯的诗歌后，感慨道，我终于明白老师所说的，你写什么，其实都是写自己。写马铃薯就是写他自己。他终于成了一个带着光的人，从此迈入了诗歌的世界。
附：
那个马铃薯知道它很丑
卢华斌
江北市场73号摊，
靠右边架上的马铃薯，
它知道它很丑。
当它被从泥土里挖出来，
看到了别的马铃薯，
它才知道它很丑。
当它被从三块钱的区域，
挑到两块五的区域的时候，
它知道它很丑。
当满怀期待地被一个家庭妇女，
单手捡起，再放下，
它知道它很丑。
当它在架子上摆放了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一个月，
它知道它很丑。
于是，
这些很丑的马铃薯，
趁着还没有腐烂，
独自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