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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志作品中存在着由于些作者性别、种族差异等特点呈现出表述方式多样性的特点。女性民族志作者文本中更多采用复调式的叙述方式来建构一种让渡式作者权威，特别在少数族裔女性学者民族志文本中，常采用第一人称复数的主体表述，给予受访人声音的同时，也将女性身份与族裔身份相关联，具有明显的实验性写作特征。
关键词：第一人称复数 复调 民族志作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女性民族志中存在一种叙述方式，即在与各式各样的访谈的对话后再总结出自我的观点。在逐步得出观点的过程中，不同的访谈对象，不同的研究结果都被对以平等的尊重。这种复调的方式不同于经典民族志文本中独白式描述、由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语气来建构民族志作者的权威。而像维科所说，“复调作品最清晰地表达了那种社会形式，它关注他代表与她被代表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中所象征的权力问题，在这些地方，与田野工作的现实相符。”
《写文化》中界定了后现代民族志的核心，应当是合作发展的文本，民族志作者不会聚焦于单声部的表现和叙述：“最好将民族志的语境理解为协力创造故事的语境，产生出一个多声部的文本，一个关于话语的话语。”
这种交替的表述方法表达了对知识生产形式和表述的分析途径，并形成多种文体被作为试验性的一项特点。
一 对话体
多样性的表述方法早在20世纪初已存在于女性人类学家作品中。在格莱蒂斯·理查德的《蜘蛛女》中，记录对话内容的过程也是她进行描述的过程，是她文本主要的表述方式。她将自己置于情境，通过更多对话方法发掘他们之间互动与各自行为观点的内涵。对话体式的研究方法，对在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建构中塑造的人物身份有直观的展现，符合人类学在时间、空间的维度上理解文化的最初理念。
在当代研究中，已有“对话式的身份”的观念。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文化知识及意义由每一个人的视界所建构及解释。这种视界同样识别了我们自身性别意识，经由自我分析，在同世界进行互动整合后，才形成了举有变化性的主体性。理查德在这种叙述性民族志中表现自我和她的田野生活，这种富有生命的、情感丰富的材料展现了她个人生活的空间。她也在对信息处理、文化分析的过程中处理自身的体验。正如芭芭拉·特德洛克所说，民族志中的世界，在一个已经进入故事角色并体现个性的叙述者口中，重新呈现，叙述聚焦的并不是人类学者本身，而是民族志对话及田野调查中的特征及过程，知识从民族志作者的行为中被代出。这种叙述性表述在20世纪中后期才成为学术范型被接受，被作为分析社会的重要方法，成为实验性民族志写作的一种。同时也带来争议，即提供个人经验是否会将问题个人化，从而造成传统的规范性理解被边缘化。90年代以后发生民族志试验性转向，特别是克利福德、马尔库斯、罗萨尔多，皆关注民族志的文本写作技巧如何通过描述人类学家的生活来体现自身权威性。讨论民族志认识论的变化，体现了伦理和解析的问题，并形成了新的理论。理查德的贡献无疑对60-70年代女性主义进入学科范式的思潮有着先锋性意义，她同时代的马凌诺夫斯基《西太平洋航海者》、埃文斯-普理查特《努尔人》这些传统式民族志写作，都是将在特定时间地点收集的对话与观察以统一的声音表述出来，由人类学者对实践、信仰及文化行为进行阐释，而理查德的主体性则具有相对性，并非其他几部经典作品中人类学者的绝对主体权威、将田野工作过程同文本分离。
二 小说体
与局外人身份进入田野相反，左拉·尼尔·赫斯顿的民族志是以土著演说者的视角展开的。赫斯顿生前一直被归为小说家多于人类学家，这同她所采用的故事讲述的第一人称叙述有关。赫斯顿主要民族志作品集中在强调科学范式的30年代，她在写作中混合了多种文类并融入文学性技巧，具有明显的“试验性意义”。在作品中加入民俗歌谣等元素，同时也将自己的主体权威表现在文本中，避免民族志作者以局外人视角分析、表述田野场中社会关系时所可能遇到的困难。主体性视角削弱了她的民族志的权威性，但也阐明自我反思本身不足以改善不同的权力关系，通过反思揭示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骡子与男人》中，她表明采用黑人自己的民俗故事来揭示自己想要让读者的主体性参与到解读文本的想法，希望读者能参与到文本中所提供的民谣故事的解读中，对她所做的主体性分析也能有自己的理解和建构。她将自己保持在叙述之外，只把一系列传说分布在每一节里，如上帝传说、牧师传说，动物传说等。目的在于：“我试图保持这些方言的准确性，让故事讲述者对我陈述之后我再记录，但记录这些口述性的文字是为保证每一个方言词汇的准确而避免我的自我意识干涉其中。”她希望可以采用一种介于故事和研究之间的方式来打破经典民族志写作文类：“我想采用这种不够科学的行为也是出于对普通读者的考虑……对话和所发生事件都是真实的。学术界对这些故事感兴趣的方式是不会引起普通人兴趣的。”因而《骡子与男人》遵循了一种兼具民族志与民俗学作品的叙述方法，通过土著人的事件来回应民族志表述中关于真实性的问题。
在南部的田野经历和自身种族背景，赫斯顿指出种族、性别的本质是由社会建构的。在波克县收集民俗故事时，遇到了关于如何处理两性关系的困境。她称自己是走私酒贩，向人们获取信息时她暗示可以忽视她的存在。但她最终被迫接受自己的位置，作为民俗传统的保护者身份来接近谈论故事的男性，消除人们对她身份的怀疑。当地有宗教信仰影响，在记录一个传教故事中，谈上帝如何创造女性及塑造两性关系：
“他取泥土按照自己的形象制作男性/男性很孤单/上帝取出男性的肋骨/如果上帝从男性的头颅中取出骨
头/则意味着他让女性來统治/如果他是从男性的脚上取出骨头/则意味着由男性来统治/他从后背中创造了她/她
即是应该站在我们男性的背后/但他从肋骨中取出了骨头/因此女性要站在我们旁边的位置……”
这段表明，女性创始神话在黑人文化中的解读是，黑人社区中女性的位置起初时是同男性并列的。男性同女性之间关系是作为异性联盟。这段话也反映出赫斯顿在波克县被动接受位置的设定。 在一个巫毒信仰地区参与仪式实践，赫斯顿身体和心灵的感受描写即成为她叙述的主要内容。一般民族志在试图令读者理解社会张力的时候，常充满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冲突，在这里没有同在波尔克县遭遇性别形象质疑的经历。巫毒信仰或许提供给女性一个脱离社会角色的环境，因此赫斯顿的身体并没有被性别和种族等现有形式所过渡限定，而是将描述身体的经历感觉作为一种创新的主体叙述的实验性民族志写作技巧。
三 传记体
德洛丽亚同赫斯顿一样，是非白人女性学者，在收集传说进行研究时融入她们自身的实验性特色进行民族志写作。她接受文学系教授赖斯的建议，采用所收集的拉科塔民间文学材料融合自己的理解情感形成创新性的民族志写作，而非仅限于博厄斯学派的单纯记录文学材料。用自己的女性视角解释所采集资料。因为印第安人身份，她的民族志视角是转向内部以自己的亲属关系为研究对象。在达科塔，亲属关系是凝聚人们的一项关键力量。从亲属关系切入同时将家庭与社会联系，从内部声音折射整体是她民族志实践的核心特点。当时的达科塔较保守，局外人身份的人类学家很难接近当地部落社会结构的核心。同时，她认为很多非印第安人的田野工作者很难真正深入理解土著文化。人类学分析和语言学文学背景，两种能力使《达科塔的生活方式》的叙述引人入胜，又具备人类学价值，将当地文化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的功能叙述给读者。
序言中，有她对故乡的文本描述不同于传统民族志叙述形式的声明：
“描写文化，以局外人位置看待原始社会常持冰冷的态度。这种姿态一直都是使用技巧性策略来看待文化。同客观性斗争，我职责是将材料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尽少可能只是关注准确性的传声筒角色。
我努力想表达对达科塔文化的深度理解，不仅是描述他们生活，还要对此进行更多解释。这是我为作为一个完全漠不关心的、缺乏达科塔谨慎精神的人所希望被原谅的。”
该书中，德洛丽亚用叙述的方式将社会进行了区分，一个是人类学建立的达科塔，一个是需要对自己受访人乞求原谅的达科塔。她在叙述时常将自己的经验带入到民族志式的观察中，混淆了传统范式划分的边界。这种拒绝局外人的客体性写作，正是她同赫斯顿等人所共有的局内人土著言说者所具有主体性知识。
在书写中，很多故事不仅通过对话与多人陈述的复调式表达的或由人类学家进行情境式叙述，还有德洛丽亚将自己经验带入参与观察引发出的信息，揭示在达科塔的社会亲属体系中如何建立外部血缘的关系。在一次田野工作中，她遇到了部落的酋长。酋长的兄弟是自己父亲的同事，而因这个人在当地享有盛誉，她也因此从“陌生人”转变为“局内人”：
“作为一个达科塔亲朋的女儿。这种内部的关联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让两个相遇的达科塔人建立起亲属关系。每个人都自愿提供给我很多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有价值的信息。那里的妇女，则有丰富的已经不被人所知的古代风俗知识。”
这件案例中，德洛丽亚的主要受访人从酋长转为女性，从女性视角来描述达科塔生活文化。这种认可女性作为部落知识解读者的实践，成为改变传统民族志表述中将男性作为主要受访人的父权主义特点。文中很多对于达科塔的婚姻、亲属关系、部落历史以及宗教知识都從女性视角展开，她允许受访人自己的评论观点同民族志数据一起出现。
德洛丽亚在关注受访人布朗尔克先生所提供的“文本”的同时，也将女性观点的“评论”加入。似乎布朗尔克夫人自己肩负起人类学家的责任，对丈夫的故事版本进行解读。德洛丽亚并未将自己的主体权威凌驾于受访人之上，而让多重的主体出现在对达科塔文化的解读中。
在女性民族志作者文本中，常出现第一人称复数主体性，这种复数主体是由时间性（在场景中出现诸如谈话、绯闻、历史故事等“前历史”因素）以及空间性（如特定情境、距离等因素）限定组成。特别是土著身份的女性人类学家，放弃传统民族志作者主体权威。她们将自身文化和历史以内部视角解读，使受访对象有表达声音的机会。“我”的主体中包含了“我们”的概念，代表了土著女性学者少数族群性身份认同意识。族群性认同可以帮助人类学家方便从多渠道收集属于内部的信息，虽然一些女性主义批认为，这样的做法突出土著身份而将女性主体性放在第二位。或许从性别范畴切入不如文化身份和族群身份的对比更加能够表现所研究文化，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常会带入性别意识。同时，也引发对广泛的女性身份与族群性认同之间是否一定建立联系的思考。但无论如何，多重声音的女性主义表述方法，丰富了土著女性学者民族志文本中的第一人称复数的主体性。这或许也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能够相互建构关联的一个原因。
参考文献：
[1] [美]克里福德著，马库斯编，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 Kaplan，C.2000.the erotics of talk：that oldest Human longing.In Hurston.Z.h.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La case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Hurson，Z.N.，1990（1935），Mules and Men，New York：Harper Perennia.
[4] Deloria，E.2007.The Dakota Way of Life，the Mariah Press.
作者简介：张晓佳，女，1982—，山西太原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工作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
关键词：第一人称复数 复调 民族志作品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女性民族志中存在一种叙述方式，即在与各式各样的访谈的对话后再总结出自我的观点。在逐步得出观点的过程中，不同的访谈对象，不同的研究结果都被对以平等的尊重。这种复调的方式不同于经典民族志文本中独白式描述、由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语气来建构民族志作者的权威。而像维科所说，“复调作品最清晰地表达了那种社会形式，它关注他代表与她被代表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中所象征的权力问题，在这些地方，与田野工作的现实相符。”
《写文化》中界定了后现代民族志的核心，应当是合作发展的文本，民族志作者不会聚焦于单声部的表现和叙述：“最好将民族志的语境理解为协力创造故事的语境，产生出一个多声部的文本，一个关于话语的话语。”
这种交替的表述方法表达了对知识生产形式和表述的分析途径，并形成多种文体被作为试验性的一项特点。
一 对话体
多样性的表述方法早在20世纪初已存在于女性人类学家作品中。在格莱蒂斯·理查德的《蜘蛛女》中，记录对话内容的过程也是她进行描述的过程，是她文本主要的表述方式。她将自己置于情境，通过更多对话方法发掘他们之间互动与各自行为观点的内涵。对话体式的研究方法，对在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建构中塑造的人物身份有直观的展现，符合人类学在时间、空间的维度上理解文化的最初理念。
在当代研究中，已有“对话式的身份”的观念。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文化知识及意义由每一个人的视界所建构及解释。这种视界同样识别了我们自身性别意识，经由自我分析，在同世界进行互动整合后，才形成了举有变化性的主体性。理查德在这种叙述性民族志中表现自我和她的田野生活，这种富有生命的、情感丰富的材料展现了她个人生活的空间。她也在对信息处理、文化分析的过程中处理自身的体验。正如芭芭拉·特德洛克所说，民族志中的世界，在一个已经进入故事角色并体现个性的叙述者口中，重新呈现，叙述聚焦的并不是人类学者本身，而是民族志对话及田野调查中的特征及过程，知识从民族志作者的行为中被代出。这种叙述性表述在20世纪中后期才成为学术范型被接受，被作为分析社会的重要方法，成为实验性民族志写作的一种。同时也带来争议，即提供个人经验是否会将问题个人化，从而造成传统的规范性理解被边缘化。90年代以后发生民族志试验性转向，特别是克利福德、马尔库斯、罗萨尔多，皆关注民族志的文本写作技巧如何通过描述人类学家的生活来体现自身权威性。讨论民族志认识论的变化，体现了伦理和解析的问题，并形成了新的理论。理查德的贡献无疑对60-70年代女性主义进入学科范式的思潮有着先锋性意义，她同时代的马凌诺夫斯基《西太平洋航海者》、埃文斯-普理查特《努尔人》这些传统式民族志写作，都是将在特定时间地点收集的对话与观察以统一的声音表述出来，由人类学者对实践、信仰及文化行为进行阐释，而理查德的主体性则具有相对性，并非其他几部经典作品中人类学者的绝对主体权威、将田野工作过程同文本分离。
二 小说体
与局外人身份进入田野相反，左拉·尼尔·赫斯顿的民族志是以土著演说者的视角展开的。赫斯顿生前一直被归为小说家多于人类学家，这同她所采用的故事讲述的第一人称叙述有关。赫斯顿主要民族志作品集中在强调科学范式的30年代，她在写作中混合了多种文类并融入文学性技巧，具有明显的“试验性意义”。在作品中加入民俗歌谣等元素，同时也将自己的主体权威表现在文本中，避免民族志作者以局外人视角分析、表述田野场中社会关系时所可能遇到的困难。主体性视角削弱了她的民族志的权威性，但也阐明自我反思本身不足以改善不同的权力关系，通过反思揭示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骡子与男人》中，她表明采用黑人自己的民俗故事来揭示自己想要让读者的主体性参与到解读文本的想法，希望读者能参与到文本中所提供的民谣故事的解读中，对她所做的主体性分析也能有自己的理解和建构。她将自己保持在叙述之外，只把一系列传说分布在每一节里，如上帝传说、牧师传说，动物传说等。目的在于：“我试图保持这些方言的准确性，让故事讲述者对我陈述之后我再记录，但记录这些口述性的文字是为保证每一个方言词汇的准确而避免我的自我意识干涉其中。”她希望可以采用一种介于故事和研究之间的方式来打破经典民族志写作文类：“我想采用这种不够科学的行为也是出于对普通读者的考虑……对话和所发生事件都是真实的。学术界对这些故事感兴趣的方式是不会引起普通人兴趣的。”因而《骡子与男人》遵循了一种兼具民族志与民俗学作品的叙述方法，通过土著人的事件来回应民族志表述中关于真实性的问题。
在南部的田野经历和自身种族背景，赫斯顿指出种族、性别的本质是由社会建构的。在波克县收集民俗故事时，遇到了关于如何处理两性关系的困境。她称自己是走私酒贩，向人们获取信息时她暗示可以忽视她的存在。但她最终被迫接受自己的位置，作为民俗传统的保护者身份来接近谈论故事的男性，消除人们对她身份的怀疑。当地有宗教信仰影响，在记录一个传教故事中，谈上帝如何创造女性及塑造两性关系：
“他取泥土按照自己的形象制作男性/男性很孤单/上帝取出男性的肋骨/如果上帝从男性的头颅中取出骨
头/则意味着他让女性來统治/如果他是从男性的脚上取出骨头/则意味着由男性来统治/他从后背中创造了她/她
即是应该站在我们男性的背后/但他从肋骨中取出了骨头/因此女性要站在我们旁边的位置……”
这段表明，女性创始神话在黑人文化中的解读是，黑人社区中女性的位置起初时是同男性并列的。男性同女性之间关系是作为异性联盟。这段话也反映出赫斯顿在波克县被动接受位置的设定。 在一个巫毒信仰地区参与仪式实践，赫斯顿身体和心灵的感受描写即成为她叙述的主要内容。一般民族志在试图令读者理解社会张力的时候，常充满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冲突，在这里没有同在波尔克县遭遇性别形象质疑的经历。巫毒信仰或许提供给女性一个脱离社会角色的环境，因此赫斯顿的身体并没有被性别和种族等现有形式所过渡限定，而是将描述身体的经历感觉作为一种创新的主体叙述的实验性民族志写作技巧。
三 传记体
德洛丽亚同赫斯顿一样，是非白人女性学者，在收集传说进行研究时融入她们自身的实验性特色进行民族志写作。她接受文学系教授赖斯的建议，采用所收集的拉科塔民间文学材料融合自己的理解情感形成创新性的民族志写作，而非仅限于博厄斯学派的单纯记录文学材料。用自己的女性视角解释所采集资料。因为印第安人身份，她的民族志视角是转向内部以自己的亲属关系为研究对象。在达科塔，亲属关系是凝聚人们的一项关键力量。从亲属关系切入同时将家庭与社会联系，从内部声音折射整体是她民族志实践的核心特点。当时的达科塔较保守，局外人身份的人类学家很难接近当地部落社会结构的核心。同时，她认为很多非印第安人的田野工作者很难真正深入理解土著文化。人类学分析和语言学文学背景，两种能力使《达科塔的生活方式》的叙述引人入胜，又具备人类学价值，将当地文化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的功能叙述给读者。
序言中，有她对故乡的文本描述不同于传统民族志叙述形式的声明：
“描写文化，以局外人位置看待原始社会常持冰冷的态度。这种姿态一直都是使用技巧性策略来看待文化。同客观性斗争，我职责是将材料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尽少可能只是关注准确性的传声筒角色。
我努力想表达对达科塔文化的深度理解，不仅是描述他们生活，还要对此进行更多解释。这是我为作为一个完全漠不关心的、缺乏达科塔谨慎精神的人所希望被原谅的。”
该书中，德洛丽亚用叙述的方式将社会进行了区分，一个是人类学建立的达科塔，一个是需要对自己受访人乞求原谅的达科塔。她在叙述时常将自己的经验带入到民族志式的观察中，混淆了传统范式划分的边界。这种拒绝局外人的客体性写作，正是她同赫斯顿等人所共有的局内人土著言说者所具有主体性知识。
在书写中，很多故事不仅通过对话与多人陈述的复调式表达的或由人类学家进行情境式叙述，还有德洛丽亚将自己经验带入参与观察引发出的信息，揭示在达科塔的社会亲属体系中如何建立外部血缘的关系。在一次田野工作中，她遇到了部落的酋长。酋长的兄弟是自己父亲的同事，而因这个人在当地享有盛誉，她也因此从“陌生人”转变为“局内人”：
“作为一个达科塔亲朋的女儿。这种内部的关联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让两个相遇的达科塔人建立起亲属关系。每个人都自愿提供给我很多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有价值的信息。那里的妇女，则有丰富的已经不被人所知的古代风俗知识。”
这件案例中，德洛丽亚的主要受访人从酋长转为女性，从女性视角来描述达科塔生活文化。这种认可女性作为部落知识解读者的实践，成为改变传统民族志表述中将男性作为主要受访人的父权主义特点。文中很多对于达科塔的婚姻、亲属关系、部落历史以及宗教知识都從女性视角展开，她允许受访人自己的评论观点同民族志数据一起出现。
德洛丽亚在关注受访人布朗尔克先生所提供的“文本”的同时，也将女性观点的“评论”加入。似乎布朗尔克夫人自己肩负起人类学家的责任，对丈夫的故事版本进行解读。德洛丽亚并未将自己的主体权威凌驾于受访人之上，而让多重的主体出现在对达科塔文化的解读中。
在女性民族志作者文本中，常出现第一人称复数主体性，这种复数主体是由时间性（在场景中出现诸如谈话、绯闻、历史故事等“前历史”因素）以及空间性（如特定情境、距离等因素）限定组成。特别是土著身份的女性人类学家，放弃传统民族志作者主体权威。她们将自身文化和历史以内部视角解读，使受访对象有表达声音的机会。“我”的主体中包含了“我们”的概念，代表了土著女性学者少数族群性身份认同意识。族群性认同可以帮助人类学家方便从多渠道收集属于内部的信息，虽然一些女性主义批认为，这样的做法突出土著身份而将女性主体性放在第二位。或许从性别范畴切入不如文化身份和族群身份的对比更加能够表现所研究文化，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常会带入性别意识。同时，也引发对广泛的女性身份与族群性认同之间是否一定建立联系的思考。但无论如何，多重声音的女性主义表述方法，丰富了土著女性学者民族志文本中的第一人称复数的主体性。这或许也是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能够相互建构关联的一个原因。
参考文献：
[1] [美]克里福德著，马库斯编，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 Kaplan，C.2000.the erotics of talk：that oldest Human longing.In Hurston.Z.h.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La case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Hurson，Z.N.，1990（1935），Mules and Men，New York：Harper Perennia.
[4] Deloria，E.2007.The Dakota Way of Life，the Mariah Press.
作者简介：张晓佳，女，1982—，山西太原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工作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