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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成立新的监管机构，以及中国金融监管 “一委一行两会”新格局的领导班底调整到位，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组合逐渐浮出水面。
在“一委一行两会”新格局下，未来监管机构职能和监管政策会有哪些调整和修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总体看来，目前金融监管部门人事换届后并没有出现政策方向上的改变，金融部门最重要的责任仍是三大攻坚战之一 ——持续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双峰”监管模式与现行的“双支柱”
调控框架是一致的
中国新闻周刊：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其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这给央行带来哪些新变化？
黄益平：可以说金融机构整合后，监管模式已经比较接近“双峰”监管模式。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进行行为监管，保持公平交易和市场的秩序；而央行除了货币政策以外，还承担审慎监管也就是宏观监管的责任。
总体讲，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这种“双峰”监管模式相对来说比较稳健，金融稳定性的表现相对好一些。在国际上“双峰”监管模式也有一些先例，我们有很多方面是参考了英国、澳大利亚的模式。坦诚地讲，每一个监管模式有它的特点，也有优势和不足。
“双峰”监管模式与现行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是一致的。“双支柱”的宏观调控框架是同时突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这两项责任主要都在央行。机构调整后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有一些监管规则由央行来统一制定，保证政策标准的一致，再由银保监会、证监会来具体实行。
中国新闻周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也设立在央行，在你看来，未来金稳委和央行之间该如何分工与协作？
黄益平：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委”）的规格相对于央行应该是更高一些，直接承担协调金融、货币、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的责任。虽然工作办公室设在央行，但它的组成人员，可能是国务院和各部门的一些领导，实际上是承担统筹和协调的职责，比如统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包括一些结构性改革。也可能有一部分的工作与央行职责是有重合的，比如说审慎监管和一些政策原则的制定。
过去的金融监管框架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政策缺乏协调，现在强化了央行的这一项职能，但是只有央行本身并不能改善政策的协调性。
央行“双支柱”的职责已经很明晰，行为监管的责任主要在于监管机构，这两者之间的协调工作职能则赋予了金稳委，比如对金融风险的防范，防止共振引发金融危机等等都需要统筹来做。
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提出应对贸易争端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大开放的步伐，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开放，那么央行在市场开放中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黄益平：在传统的金融政策中，央行的确有一定协调统筹的功能。而对于金融体系总体的对外协调，更多的还是国务院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职责。
一些开放的措施，比如要增加一些外资银行的数量，或者是外资证券公司的数量，包括在业务上更多地做到准入前国民待遇等等，这些发放牌照或者监控的职责需要具体的监管部门去落实。
在政策协调上，央行和金稳委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一些指导性的原则上，既要进一步开放，同时还要注意防范风险。
中國新闻周刊：新任央行行长易纲首秀时曾表示，中国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比如宏观上的高杠杆风险，部分领域和地区的金融三乱问题等等，对此你如何理解？
黄益平：过去几年中国的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下降。实际上导致有效性下降的因素可能很多，其中监管体系有很多问题，比如分业监管的做法，使得不同领域之间的政策缺乏协调；比如机构监管的做法导致很多监管空白；缺乏穿透式的监管，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往往不清楚资金去了哪里、风险来自何方；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监管部门同时肩负发展和监管的责任，有的时候两者之间自己打架。
金融监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我的基本看法就是应对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要防范和平衡的风险有很多，比如说银行不良资产、地方政府负债过多、利率还不够市场化，包括杠杆率问题等等。
中共“十九大”要求今后几年打好三大攻坚战，在金融领域就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不仅是对央行，对其他金融监管机构、政府部门也是一样，央行只不过在其中要承担比较重要的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新技术的发展与经济活动相互渗透，在你看来央行该如何应对金融创新中的风险和机遇？
黄益平：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更多的应该是扶持或者鼓励这样的创新的发展，同时把风险给控制住。现在有很多金融创新顺应市场的发展，这些金融创新或者可以更好地做资产配置，或者可以更好地投资、获得更好的回报，但同时它可能存在风险，所以我们也要进行防范。
控制风险具体的做法有很多，比如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比较传统的做法是“监管沙盒”，发一个有条件的执照、牌照，在有限的范围内试验创新的工具或者模式。如果试验成功，可以推向更广阔的空间；如果不成功，还可以再尝试其他的办法。
我认为，对于这些金融创新，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有很多金融创新，它有实际的价值，但是如果做得不好，容易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央行在“两率”政策的调整上，是不是要面临金融去杠杆和融资难之间的矛盾？
黄益平：去杠杆和融资难的问题看起来有一些矛盾，其实这也说明有很多钱没有很充分地被利用，比如在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转的情况比较普遍。
去年政府一直在推动金融去杠杆，客观地来说，已经见到很明显的成效。去年M2的增长速度有很明显的下降，但是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还是比较稳定，这说明什么？社会融资总量是金融部门给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它增长速度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说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实际上M2里面，一块是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的融资，还有一部分是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交易。这两个增长速度现在开始发生分叉，直接说明的一点，就是金融部门自身相互之间的交易数量在减少，所以金融去杠杆去年是取得一些实质性效果的。在这种情况下，看上去好像是增长速度慢了，但实际上是在金融体系内部运转的减少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
在“一委一行两会”新格局下，未来监管机构职能和监管政策会有哪些调整和修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总体看来，目前金融监管部门人事换届后并没有出现政策方向上的改变，金融部门最重要的责任仍是三大攻坚战之一 ——持续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
“双峰”监管模式与现行的“双支柱”
调控框架是一致的
中国新闻周刊：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其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这给央行带来哪些新变化？
黄益平：可以说金融机构整合后，监管模式已经比较接近“双峰”监管模式。银保监会和证监会进行行为监管，保持公平交易和市场的秩序；而央行除了货币政策以外，还承担审慎监管也就是宏观监管的责任。
总体讲，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这种“双峰”监管模式相对来说比较稳健，金融稳定性的表现相对好一些。在国际上“双峰”监管模式也有一些先例，我们有很多方面是参考了英国、澳大利亚的模式。坦诚地讲，每一个监管模式有它的特点，也有优势和不足。
“双峰”监管模式与现行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是一致的。“双支柱”的宏观调控框架是同时突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这两项责任主要都在央行。机构调整后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有一些监管规则由央行来统一制定，保证政策标准的一致，再由银保监会、证监会来具体实行。
中国新闻周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也设立在央行，在你看来，未来金稳委和央行之间该如何分工与协作？
黄益平：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委”）的规格相对于央行应该是更高一些，直接承担协调金融、货币、财政和其他经济政策的责任。虽然工作办公室设在央行，但它的组成人员，可能是国务院和各部门的一些领导，实际上是承担统筹和协调的职责，比如统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包括一些结构性改革。也可能有一部分的工作与央行职责是有重合的，比如说审慎监管和一些政策原则的制定。
过去的金融监管框架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政策缺乏协调，现在强化了央行的这一项职能，但是只有央行本身并不能改善政策的协调性。
央行“双支柱”的职责已经很明晰，行为监管的责任主要在于监管机构，这两者之间的协调工作职能则赋予了金稳委，比如对金融风险的防范，防止共振引发金融危机等等都需要统筹来做。
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提出应对贸易争端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大开放的步伐，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开放，那么央行在市场开放中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黄益平：在传统的金融政策中，央行的确有一定协调统筹的功能。而对于金融体系总体的对外协调，更多的还是国务院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职责。
一些开放的措施，比如要增加一些外资银行的数量，或者是外资证券公司的数量，包括在业务上更多地做到准入前国民待遇等等，这些发放牌照或者监控的职责需要具体的监管部门去落实。
在政策协调上，央行和金稳委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一些指导性的原则上，既要进一步开放，同时还要注意防范风险。
中國新闻周刊：新任央行行长易纲首秀时曾表示，中国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比如宏观上的高杠杆风险，部分领域和地区的金融三乱问题等等，对此你如何理解？
黄益平：过去几年中国的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在下降。实际上导致有效性下降的因素可能很多，其中监管体系有很多问题，比如分业监管的做法，使得不同领域之间的政策缺乏协调；比如机构监管的做法导致很多监管空白；缺乏穿透式的监管，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往往不清楚资金去了哪里、风险来自何方；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监管部门同时肩负发展和监管的责任，有的时候两者之间自己打架。
金融监管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我的基本看法就是应对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需要系统性的策略。要防范和平衡的风险有很多，比如说银行不良资产、地方政府负债过多、利率还不够市场化，包括杠杆率问题等等。
中共“十九大”要求今后几年打好三大攻坚战，在金融领域就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不仅是对央行，对其他金融监管机构、政府部门也是一样，央行只不过在其中要承担比较重要的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新技术的发展与经济活动相互渗透，在你看来央行该如何应对金融创新中的风险和机遇？
黄益平：从监管的角度来说，更多的应该是扶持或者鼓励这样的创新的发展，同时把风险给控制住。现在有很多金融创新顺应市场的发展，这些金融创新或者可以更好地做资产配置，或者可以更好地投资、获得更好的回报，但同时它可能存在风险，所以我们也要进行防范。
控制风险具体的做法有很多，比如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比较传统的做法是“监管沙盒”，发一个有条件的执照、牌照，在有限的范围内试验创新的工具或者模式。如果试验成功，可以推向更广阔的空间；如果不成功，还可以再尝试其他的办法。
我认为，对于这些金融创新，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有很多金融创新，它有实际的价值，但是如果做得不好，容易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平衡。
中国新闻周刊：央行在“两率”政策的调整上，是不是要面临金融去杠杆和融资难之间的矛盾？
黄益平：去杠杆和融资难的问题看起来有一些矛盾，其实这也说明有很多钱没有很充分地被利用，比如在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内部，资金自转的情况比较普遍。
去年政府一直在推动金融去杠杆，客观地来说，已经见到很明显的成效。去年M2的增长速度有很明显的下降，但是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还是比较稳定，这说明什么？社会融资总量是金融部门给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它增长速度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说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实际上M2里面，一块是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的融资，还有一部分是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交易。这两个增长速度现在开始发生分叉，直接说明的一点，就是金融部门自身相互之间的交易数量在减少，所以金融去杠杆去年是取得一些实质性效果的。在这种情况下，看上去好像是增长速度慢了，但实际上是在金融体系内部运转的减少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