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回老家，听到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父亲换手机了。
　　对你我来说，换手机这样的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对于我父亲，这却像是一场革命。
　　父亲的老人机用了10多年了，那是当年在一家旧手机门店花200元钱买的。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手机的作用仅限于打打电话、发发短信。后来日月换新天，手机变成了掌上电脑，进而又成了电子钱包。这时候还拎着一部老人机，多少有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意思。
　　我们都劝父亲赶紧把手机换掉，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一下一下按着按键说：“你听听，一点毛病都没有，接电话的时候声音比开着麦克风都大，非要糟蹋掉干啥？”
　　我耐心地給父亲普及知识，说现在的手机不光可以打电话，还能看新闻、听音乐。最重要的是，出门不用带钱包，就可以走遍天下。
　　父亲轻蔑地哼了一声，说：“你们年轻人就喜欢花花道道！放着电视不看，非要在这么小的屏幕上折腾眼睛。手机上付钱？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心里能踏实？”
　　父亲虚龄70岁了，“七十从心所欲”，他做了决定，不是两三匹马就能拽回来的。我只好一声叹息，作罢。
　　那天，见到父亲新买的智能手机，我着实震惊了半天，偷偷问母亲：“怎么就想通啦？”母亲撇了撇嘴：“还不是他那帮在外地的学生！他七十大寿那天，打电话给他祝寿，说着说着，就要视频通话。他那个破手机，哪能视频通话呀？结果，放下电话他就吵嚷着要去买手机了，拦都拦不住。”
　　原来是“虚荣心”作祟。
　　父亲这回倒很虚心，像个小学生一样，一点一点问我们智能手机的用法。他首先下载了微信。我们为他想了好几个昵称，父亲都不满意，皱着眉说：“花里胡哨的。我看叫‘老郑’就行。”怕教多了记不住，我重点教了他微信的用法：怎么打视频电话、发语音；怎么发红包、购物支付。
　　父亲很兴奋，他再也不摇晃着他那顽固的脑袋，顶着我们往南墙上撞了。
　　但是没想到，教会父亲用微信后，我的耳根就再也没有清净过。父亲的电话接二连三，从不管何时何地，我有事无事，一味狂轰滥炸。而且，他打来的都是视频电话。一接通，我这边的情况一目了然，连点儿小隐私都掖不住。有时候刚冲完澡出来，有时候正在跟狐朋狗友推杯换盏，还有的时候正和文友在优雅的茶室喝着茶，到处氤氲着小资的情调，父亲的视频电话就过来了，像一个没打招呼就贸然到访的江湖大汉，风风火火，横冲直撞。你不接，他就一直打，锲而不舍，好像知道你就在电话边儿似的。
　　我不止一次地劝父亲：“能不能别开视频？很多场合，不方便的。”父亲说：“我都是拣下班时间打，有啥不方便的？难道你这样子还怕让人看？”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不光跟我，父亲跟所有人通电话，只要是他呼叫，用的都是视频通话邀请。起初大家碍于面子，都还接听；后来，电话那一端就再也见不到人影了。这让父亲很是懊恼，见了我就唠叨：“发明个视频通话，不就是让人看的嘛。不让看，我花这么多钱，买个智能手机干啥？”
　　我说：“你要真想看人家或者被人家看，打完电话，可以再互相发个自拍照，效果是一样的。再说，智能手机的用处多啦，你可以用来付款；亲戚朋友结婚啦，升迁啦，你还可以发个红包。拇指一动，省了两条腿多少工夫。”
　　父亲像是听进去了，居然没有再钻牛角尖儿，默默拨弄着手机，不再说话。
　　过了段时间，我儿子生日。晚上回到家，刚摆上蛋糕，点上蜡烛，还没等许愿呢，手机就“叮咚叮咚”地响个不停。我打开一看吓了一跳：长长的一溜红包。数了数，整整10个。
　　父亲的视频通话邀请又过来了。我嗔怪道：“爸，您累不累呀？”父亲说：“没办法，一个红包只能包200元。”我呵呵笑起来：“一个转账不就解决了？非要发这么多红包。”父亲在那边“哦”了一声，然后说：“你让孩子开红包，一个一个开，孩子高兴。再说了，分开发，孩子也能体会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
　　你瞧，总是他有理。
　　（摘自《北京青年报》2021年2月2日，梅子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