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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却忙里偷闲，补看了《唐顿庄园》。这部戏最吸引我的，是我最垂涎的两件英国国宝——年轻帅哥和老戏骨玛吉·史密斯，还有就是庄园本身了。
九十年代初，我负笈求学，第一站就是英国郊外一座庄园。我们就在这座庄园的主建筑里上课，学生宿舍则是旁边的几座小房子。巧的是，这座庄园的名字就叫楊顿（Yarnton），发音极近“唐顿”（Downton）。当然，“唐顿庄园”是虚构的名字，电视剧里的庄园是海克里尔城堡（Highclere Castle），比杨顿的规模要大一些。
和“唐顿庄园”一样，杨顿庄园也经历过历史的沧桑。杨顿庄园是一座詹姆斯一世风格的建筑，1611年（相当于明朝末期），托马斯·斯宾塞勋爵修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杨顿庄园。1642年，国王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率领的国会发生内战，斯宾塞家族站在国王一边。杨顿庄园和电视里的唐顿庄园一样，被用作医院。1660年，克伦威尔去世以后，查理二世登基。斯宾塞家族得到拨款，修复庄园在内战时被毁坏的部分。
自那以后，这个庄园几易主人。1960年前后，它成了一家私立中学的宿舍;1975年，大卫·帕特森（David Patterson）创立了牛津的希伯来和犹太中心，中心在牛津市中心有办公室，教学和学生宿舍则都在杨顿。帕特森的父母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二战时，和《唐顿公园》中的爱国男主人公们一样，他志愿报名参战，申报的是皇家空军。但是，因为他数学很好，被列为“保留职业”成员，没有上前方打仗，而是留在后方研制武器。
就在这段时间，帕特森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他先是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后来又于1951年移居以色列，在靠近叙利亚附近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农庄“基布兹”生活过一段时间。1956年，他成为牛津的研究人员，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成立了希伯来和犹太研究中心。
中心成立之初，来访的主要是来自以色列、欧洲和美国的研究犹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学者和作家。到了1992年，中心的结构和内容也“与时俱进”了。我当时在清华大学当助教，系主任给了我一份牛津犹太中心的招生简章，我胡乱填表寄出，不久就收到了录取通知，还包括免学费、免费住宿和一份生活费，我自然喜出望外。
中心这一年招了十几个学生，最多的是美国学生，大部分出身犹太家庭、刚刚大学毕业，以后准备上法学院或者医学院，中间抽出一年时间来这里学习一点犹太历史和文化。英国学生也有几个，有来自伯明翰小学教师乔，学音乐的莎拉，英泰混血的约翰，学历史的茱莉亚;也有富人，来自诺丁汉的斯蒂夫是基督徒，自己家里就有工厂，但对犹太文化感兴趣，自己开了一座犹太博物馆，一边管理工厂，一边和我们一起上课。还有一位是来自乌拉圭的犹太富婆，六十多岁依然风姿绰约，丈夫成天在外奔波，自己在家和保姆面面相觑，寂寞难耐，于是也来和我们一起学习混日子。
不过，这一年最大的特色，还是招来了我们。“我们”就是来自中国和前苏联和几个东欧国家的学生。这些同学来自白俄罗斯、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几个国家，有个立陶宛同学不久前还是苏联红军，去过阿富汗。他持苏联护照来英国，等回国时，就成了立陶宛公民。
我们见证了历史，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刚到，英国电视台就拍了一条新闻，报道犹太中心创始人大卫·帕特森教我和另外一位中国同学学希伯来语。我念的那一段里有“Sandwichim”，其实是个英文词，就是三明治加个希伯来语词尾im成为复数，我老是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大卫·帕特森两次纠正，大概就是这一段播出去了。
犹太研究中心的经费有三个来源：政府、学校和私人机构，为了从私人机构募捐，中心经常举办晚宴，学生轮流参加这样的晚宴，我因为是中心第一次从中国招来的学生，有点大熊猫身份，参加晚宴的机会就略多一些，见过很多跻身英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犹太名人。彼时年少混沌，对英国社会的森严等级一无所知，对这些人的背景和身份也浑然不觉，无知无畏，和周围的英国同学相比，倒显得更加落落大方。
我们除了上课，每个人还有一个学术导师、一个辅导老师，他们上完课或者和我们定期讨论过学业以后就不见了，课余和周末，我们和中心的工作人员相处的机会倒要多一些。这些工作人员接手了从前庄园的“下人”的工作——清洁工、厨师、园丁、车夫。
园丁唐是个大帅哥，负责庄园的草地花卉。春天时，花园里遍地都是水仙和郁金香，庄园主建筑的墙上爬满了玫瑰藤，从春末一直到整个夏天，整面墙都是白色、黄色和红色的玫瑰，令人叹为观止。
司机叫罗恩，牙都没了，也不带假牙，喜欢瘪着没牙的嘴和我们说笑，问我们会不会用希伯来语骂人。他的太太和小姨子，姐妹俩长得一模一样，小小的个子，穿着印花衬衣，围着印花围裙，尖细的嗓门，叽叽喳喳如花喜鹊，让人想起童话中的精灵。她们平时打扫庄园和我们的宿舍，有客人的时候，就做饭、洗刷，我们学生也轮流留下来帮她们洗碗刷盘子。
和从前庄园的仆人不同，他们支领薪水，不再附属于庄园;他们也不再住在庄园里面，而是住在附近小村他们自己的房子里。而从前仆人们住的房子，如今成了我们的宿舍。我住的是一座老屋，就像唐顿庄园里那些仆人住的小房子（cottage）。如果按照英国社会的等级制度对号入座，我们的地位不怎么明确，大约能够算作慈善机构收留的非亲非故的贫穷孤儿，在这里接受免费教育吧。
访问学者们住的有两所房子，根据名字，就能推断出它们从前的用途：一个叫苹果房（Apple Loft），一个叫柑橘房（Orangery），这里天气太冷，柑橘房是玻璃顶的，大约以前是温室。我在那里的那段时间，这里先住的是一位以色列教授，后来是一位来自埃及的穆斯林教授。
2014年，希伯来和犹太中心决定搬往市中心，杨顿庄园又有了一个新主人——牛津皇家学院（Oxford Royal Academy）的国际教学中心。名字三个单词，就有三个买点，吸引的是十七岁以上的国际预科生，帮助他们进入英国或其他英语国家大学。杨顿庄园，就这样从一个贵族的私人庄园，经历了阶级、种族、性别、国别等重重沿革，变成了一个面向国际学生、专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教育机构。
九十年代初，我负笈求学，第一站就是英国郊外一座庄园。我们就在这座庄园的主建筑里上课，学生宿舍则是旁边的几座小房子。巧的是，这座庄园的名字就叫楊顿（Yarnton），发音极近“唐顿”（Downton）。当然，“唐顿庄园”是虚构的名字，电视剧里的庄园是海克里尔城堡（Highclere Castle），比杨顿的规模要大一些。
和“唐顿庄园”一样，杨顿庄园也经历过历史的沧桑。杨顿庄园是一座詹姆斯一世风格的建筑，1611年（相当于明朝末期），托马斯·斯宾塞勋爵修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杨顿庄园。1642年，国王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率领的国会发生内战，斯宾塞家族站在国王一边。杨顿庄园和电视里的唐顿庄园一样，被用作医院。1660年，克伦威尔去世以后，查理二世登基。斯宾塞家族得到拨款，修复庄园在内战时被毁坏的部分。
自那以后，这个庄园几易主人。1960年前后，它成了一家私立中学的宿舍;1975年，大卫·帕特森（David Patterson）创立了牛津的希伯来和犹太中心，中心在牛津市中心有办公室，教学和学生宿舍则都在杨顿。帕特森的父母都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二战时，和《唐顿公园》中的爱国男主人公们一样，他志愿报名参战，申报的是皇家空军。但是，因为他数学很好，被列为“保留职业”成员，没有上前方打仗，而是留在后方研制武器。
就在这段时间，帕特森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他先是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后来又于1951年移居以色列，在靠近叙利亚附近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农庄“基布兹”生活过一段时间。1956年，他成为牛津的研究人员，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成立了希伯来和犹太研究中心。
中心成立之初，来访的主要是来自以色列、欧洲和美国的研究犹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学者和作家。到了1992年，中心的结构和内容也“与时俱进”了。我当时在清华大学当助教，系主任给了我一份牛津犹太中心的招生简章，我胡乱填表寄出，不久就收到了录取通知，还包括免学费、免费住宿和一份生活费，我自然喜出望外。
中心这一年招了十几个学生，最多的是美国学生，大部分出身犹太家庭、刚刚大学毕业，以后准备上法学院或者医学院，中间抽出一年时间来这里学习一点犹太历史和文化。英国学生也有几个，有来自伯明翰小学教师乔，学音乐的莎拉，英泰混血的约翰，学历史的茱莉亚;也有富人，来自诺丁汉的斯蒂夫是基督徒，自己家里就有工厂，但对犹太文化感兴趣，自己开了一座犹太博物馆，一边管理工厂，一边和我们一起上课。还有一位是来自乌拉圭的犹太富婆，六十多岁依然风姿绰约，丈夫成天在外奔波，自己在家和保姆面面相觑，寂寞难耐，于是也来和我们一起学习混日子。
不过，这一年最大的特色，还是招来了我们。“我们”就是来自中国和前苏联和几个东欧国家的学生。这些同学来自白俄罗斯、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几个国家，有个立陶宛同学不久前还是苏联红军，去过阿富汗。他持苏联护照来英国，等回国时，就成了立陶宛公民。
我们见证了历史，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刚到，英国电视台就拍了一条新闻，报道犹太中心创始人大卫·帕特森教我和另外一位中国同学学希伯来语。我念的那一段里有“Sandwichim”，其实是个英文词，就是三明治加个希伯来语词尾im成为复数，我老是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大卫·帕特森两次纠正，大概就是这一段播出去了。
犹太研究中心的经费有三个来源：政府、学校和私人机构，为了从私人机构募捐，中心经常举办晚宴，学生轮流参加这样的晚宴，我因为是中心第一次从中国招来的学生，有点大熊猫身份，参加晚宴的机会就略多一些，见过很多跻身英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犹太名人。彼时年少混沌，对英国社会的森严等级一无所知，对这些人的背景和身份也浑然不觉，无知无畏，和周围的英国同学相比，倒显得更加落落大方。
我们除了上课，每个人还有一个学术导师、一个辅导老师，他们上完课或者和我们定期讨论过学业以后就不见了，课余和周末，我们和中心的工作人员相处的机会倒要多一些。这些工作人员接手了从前庄园的“下人”的工作——清洁工、厨师、园丁、车夫。
园丁唐是个大帅哥，负责庄园的草地花卉。春天时，花园里遍地都是水仙和郁金香，庄园主建筑的墙上爬满了玫瑰藤，从春末一直到整个夏天，整面墙都是白色、黄色和红色的玫瑰，令人叹为观止。
司机叫罗恩，牙都没了，也不带假牙，喜欢瘪着没牙的嘴和我们说笑，问我们会不会用希伯来语骂人。他的太太和小姨子，姐妹俩长得一模一样，小小的个子，穿着印花衬衣，围着印花围裙，尖细的嗓门，叽叽喳喳如花喜鹊，让人想起童话中的精灵。她们平时打扫庄园和我们的宿舍，有客人的时候，就做饭、洗刷，我们学生也轮流留下来帮她们洗碗刷盘子。
和从前庄园的仆人不同，他们支领薪水，不再附属于庄园;他们也不再住在庄园里面，而是住在附近小村他们自己的房子里。而从前仆人们住的房子，如今成了我们的宿舍。我住的是一座老屋，就像唐顿庄园里那些仆人住的小房子（cottage）。如果按照英国社会的等级制度对号入座，我们的地位不怎么明确，大约能够算作慈善机构收留的非亲非故的贫穷孤儿，在这里接受免费教育吧。
访问学者们住的有两所房子，根据名字，就能推断出它们从前的用途：一个叫苹果房（Apple Loft），一个叫柑橘房（Orangery），这里天气太冷，柑橘房是玻璃顶的，大约以前是温室。我在那里的那段时间，这里先住的是一位以色列教授，后来是一位来自埃及的穆斯林教授。
2014年，希伯来和犹太中心决定搬往市中心，杨顿庄园又有了一个新主人——牛津皇家学院（Oxford Royal Academy）的国际教学中心。名字三个单词，就有三个买点，吸引的是十七岁以上的国际预科生，帮助他们进入英国或其他英语国家大学。杨顿庄园，就这样从一个贵族的私人庄园，经历了阶级、种族、性别、国别等重重沿革，变成了一个面向国际学生、专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教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