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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建设，从意识觉醒开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类运动会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足球、网球等项目也已经初具规模，体育比赛中的竞争，也被人视作国与国之间的比拼。这股风潮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
在最初留学国外学习体育专业的那批人身后，又有更多人追随他们的脚步前往其他国家学习近现代体育理论和技能，不少人还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尽管近现代中国在国力上难以与欧美列强相比较，但体育方面的事业仍在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艰难却坚定地向前发展，并加入了世界潮流。
从教会学校到运动会
教会学校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在近代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作为将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和技术引入中国的媒介，教会学校让学生们接触到世界体育文化，体会到世界体育的发展趋势，领悟到体育对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并以此促进了清末民初学生们远赴海外学习体育专业的热情。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教会学校为他们打下的基础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 用。
同时，教会学校也在一定范圍内为更多人展现出近现代体育的面貌，推动了各种体育活动在国内的推广。
1879年，基督教会在上海设立了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这是教会在中国创立的较为著名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管理严格，有各种体育活动和社团，提升了学生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
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届运动会在1890年5月举行，这届运动会以田径为主，是中国最早的运动会。1898年，圣约翰大学成立了体育会，负责组织学校内的各项体育活动，如田径、足球、网球、棒球、篮球等，并选派学生参加远东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等大型体育盛 会。
1898年，圣约翰大学获得两江总督刘坤一赠送的200支枪，此后每周组织学生进行操练，是中国最早对学生实行军训的大学;1901年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足球队。大学的足球队经常与上海各球队比赛，收获了不小的名气。
1919年圣约翰大学成立40周年之际，校友和学生捐建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体育馆“顾斐德纪念体育室”落成启用，以此纪念大学体育运动发起者之一英籍教授顾斐德;1920年6月9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邀请圣约翰大学游泳队至该会泳池参加游泳比赛，这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游泳比赛。
由美国圣公会于1871年创办的华中大学，对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意识的培养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06年 4 月21日，华中大学学生军训队就在武汉大街上列队进行长途行军，进行了列队、军操表演，引起了当地人的兴趣。
留学欧美 为国争光的留学生们
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创办于1885年，是美国以体育专业著称的高等院校，1890年，学校建立了与国际基督教青年协会密切相关的合作关系，中国有不少留学生在这所学院进修体育专业。
1891年12月21日，春田学院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James Naismith）发明了篮球这项运动，1892年1月25日在《训练学校研究报告集》上第一次公开介绍“篮球”，不久，篮球被列为体育大纲的重要内容，在各地迅速展开。1895 年，篮球通过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董守义、舒鸿和宋君复都曾跟从奈史密斯博士学习。
董守义在1923年5月到美国春田学院学习体育，曾担任学院网球队队长，橄榄球代表队中锋以及作为成员之一，帮助学院夺得了棒球赛的冠军。回国之后，他先后受聘于10多所高校，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才。1927年，他还总结国内外篮球运动的进展情况，撰写了我国第一本篮球专著《篮球术》， 1928年修订、更名为《篮球》。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先后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等职务。在我国进军奥运会的路程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约翰在1919—1920年与1925年—1926年两次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体育，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等各类运动队的主力，1936年还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他曾发表过论文《中国拳术入门》，首次把“形意拳”介绍到西方世界，还试图将现代拳术与中国传统武术结合起来，创造一种全新的防身技术。马约翰创立过不同形式的徒手操数百套，并写作《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1954年起，他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舒鸿在春田学院学习篮球规则和裁判法，毕业后又进修了克拉克大学的卫生学硕士学位。1936 年，他以中国男子篮球队助理教练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随团参加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还担任了决赛裁判，这是中国第一位国际级裁判。
宋君复则是在1916留学美国，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任体育教授。1929年，他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体育原理专著《体育原理》。1932年，他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带领刘长春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后来又参加了第十一、十四届奥运。新中国成立后，宋君复继续在体育领域发光发热，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1933年7月落成的青岛体育场，就是参考宋君复提供的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图后设计而成。
袁浚1930年前往德国柏林体育学院学习军事体育，后转入德国国家警察体育学校游泳班专攻游泳，在德国学习期间，他在国家级别的游泳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德国国家游泳教员联合会和游泳救生会的会员。
程登科在1929年考入德国柏林国立体育大学，在三年留学时光中，他把中国式的健身体操《八段锦》介绍给该校副校长、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卡尔·迪姆，并被卡尔·迪姆收入《世界各国体操》一书中。回国后，他多次担任高校体育教授，1980年，他还被聘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委员。 被人称为“中国奥运之父”的留美学生王正廷，也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11年留学归国后，他参与发起了远东体育协会，协会决定每两年在东亚各国举行远东运动会。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由于当时民国政府无暇顾及，王正廷竭尽全力四处筹资，通过各种途径借上海虹口娱乐场作为运动会举办场所。除第二届外，他还担任了第五、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
王正廷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35年创办的《体育季刊》的发刊词中写道：“当视体育为强健身心之常经，当视体育为振兴民族之正轨。”他认为举办运动会是激发国民兴趣，促进体育思想传播的正途，“兴邦与救国绝非一人所能负其责，而世界之物质文明，导致人类身体有逐渐衰落之趋势，长此以往，民族之前途何堪设想，为提倡体育，举行运动会为最佳良方。”
1922年，经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古柏坦推荐，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王正廷被推举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委会还正式承认王正廷领导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 ”为其会员，将中国纳入国际奥运会的体系之中。
巾帼不让须眉——女子体育的发展
清末民初，随着解放女子的思想逐步传播，女性迈出国门留学的人数逐年增长，体育领域中也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女留学生。据统计，1903—1963年出國180位体育留学生中，有47 位女性，约占到体育留学生总人数的26.11%，虽然人数不多，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而言，这个比例已经不算太低。其中，马心仪、张汇兰、卢惠卿等人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张汇兰是我国第一位体育专业博士。
这些女性体育留学生不仅不断提升自身，还将热情投入到了女性体育活动推广中去。1906年赴美留学的陈英梅，在1913年获得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体育学士学位后，曾同时兼任7所女子学校的体育课，为推动女子体育的发展，维持学校课程教学，她还捐献出自己多年积蓄作为学生的奖学金。高梓1923年高梓毕业回国后，将西方现代体育理念融入教学之中，最先在国内创设运动生理学、心理学等专业课程。张汇兰则带领学生进行韵律操和垫上运动等项目，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她禁止女生穿着高跟鞋和旗袍上体育课，要求改穿平底鞋、白衬衫和黑灯笼裤，让当时的女性体育活动面目为之改变一新。
张汇兰和高梓在出国留学后，不断呼吁女性需要解放，让全国妇女同胞接受体育思想，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在张汇兰1929年刊登在《体育杂志》上的《女子体育普及之我见》一文中，就指出体育为教育的一环，是补智育、德育和社会教育之不足的一种教育;高梓1937年的文章《中国女子体育问题》中也提到应当“予每个人以相当之机会，在德智体群方面。有圆满之发展，使成强健之国 民”。
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反对传统礼教的束缚，特别是缠足等病态审美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的摧残，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女性全面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冲破礼教传统有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一些留学归国的男性也认识到女性参与体育对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如上一篇中提到的徐一冰提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强国民，更不能不谋女子之体育”思想;1932年郝更生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时，同吴蕴瑞、袁敦礼等人共同起草《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促进了当时女子体育的发展。同年，张汇兰受邀为体育方案整理委员，在会上，她提出女子体育应该依据女子身心所能及的范围而规定，不能以男性眼光为准，并安排女性作为体育训练员。
袁浚从德国留学归来后，在李四光夫人许淑彬的支持下，在武汉大学开创了女子游泳项目，引发一时轰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封建保守观念;程登科则在中央大学女生群体中开设了垫上运动和器械体操，吸引了许多女学生参与运动项目，许多学校也纷纷开展体操课程。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殊为不易，在这一批人的不懈努力下，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项目逐渐完善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类运动会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足球、网球等项目也已经初具规模，体育比赛中的竞争，也被人视作国与国之间的比拼。这股风潮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
在最初留学国外学习体育专业的那批人身后，又有更多人追随他们的脚步前往其他国家学习近现代体育理论和技能，不少人还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尽管近现代中国在国力上难以与欧美列强相比较，但体育方面的事业仍在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艰难却坚定地向前发展，并加入了世界潮流。
从教会学校到运动会
教会学校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在近代中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方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作为将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和技术引入中国的媒介，教会学校让学生们接触到世界体育文化，体会到世界体育的发展趋势，领悟到体育对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并以此促进了清末民初学生们远赴海外学习体育专业的热情。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教会学校为他们打下的基础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 用。
同时，教会学校也在一定范圍内为更多人展现出近现代体育的面貌，推动了各种体育活动在国内的推广。
1879年，基督教会在上海设立了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这是教会在中国创立的较为著名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管理严格，有各种体育活动和社团，提升了学生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
圣约翰大学的第一届运动会在1890年5月举行，这届运动会以田径为主，是中国最早的运动会。1898年，圣约翰大学成立了体育会，负责组织学校内的各项体育活动，如田径、足球、网球、棒球、篮球等，并选派学生参加远东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等大型体育盛 会。
1898年，圣约翰大学获得两江总督刘坤一赠送的200支枪，此后每周组织学生进行操练，是中国最早对学生实行军训的大学;1901年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正式的足球队。大学的足球队经常与上海各球队比赛，收获了不小的名气。
1919年圣约翰大学成立40周年之际，校友和学生捐建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体育馆“顾斐德纪念体育室”落成启用，以此纪念大学体育运动发起者之一英籍教授顾斐德;1920年6月9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邀请圣约翰大学游泳队至该会泳池参加游泳比赛，这是上海历史上的第一次游泳比赛。
由美国圣公会于1871年创办的华中大学，对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意识的培养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1906年 4 月21日，华中大学学生军训队就在武汉大街上列队进行长途行军，进行了列队、军操表演，引起了当地人的兴趣。
留学欧美 为国争光的留学生们
春田学院（Springfield College）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创办于1885年，是美国以体育专业著称的高等院校，1890年，学校建立了与国际基督教青年协会密切相关的合作关系，中国有不少留学生在这所学院进修体育专业。
1891年12月21日，春田学院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James Naismith）发明了篮球这项运动，1892年1月25日在《训练学校研究报告集》上第一次公开介绍“篮球”，不久，篮球被列为体育大纲的重要内容，在各地迅速展开。1895 年，篮球通过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董守义、舒鸿和宋君复都曾跟从奈史密斯博士学习。
董守义在1923年5月到美国春田学院学习体育，曾担任学院网球队队长，橄榄球代表队中锋以及作为成员之一，帮助学院夺得了棒球赛的冠军。回国之后，他先后受聘于10多所高校，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才。1927年，他还总结国内外篮球运动的进展情况，撰写了我国第一本篮球专著《篮球术》， 1928年修订、更名为《篮球》。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先后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等职务。在我国进军奥运会的路程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约翰在1919—1920年与1925年—1926年两次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体育，是学校足球、网球、棒球等各类运动队的主力，1936年还担任中国代表团田径队总教练，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他曾发表过论文《中国拳术入门》，首次把“形意拳”介绍到西方世界，还试图将现代拳术与中国传统武术结合起来，创造一种全新的防身技术。马约翰创立过不同形式的徒手操数百套，并写作《体育运动的迁移价值》《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等论著。1954年起，他任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
舒鸿在春田学院学习篮球规则和裁判法，毕业后又进修了克拉克大学的卫生学硕士学位。1936 年，他以中国男子篮球队助理教练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随团参加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还担任了决赛裁判，这是中国第一位国际级裁判。
宋君复则是在1916留学美国，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任体育教授。1929年，他编写了中国最早的体育原理专著《体育原理》。1932年，他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教练，带领刘长春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后来又参加了第十一、十四届奥运。新中国成立后，宋君复继续在体育领域发光发热，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北京体育学院副院长。1933年7月落成的青岛体育场，就是参考宋君复提供的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图后设计而成。
袁浚1930年前往德国柏林体育学院学习军事体育，后转入德国国家警察体育学校游泳班专攻游泳，在德国学习期间，他在国家级别的游泳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为了德国国家游泳教员联合会和游泳救生会的会员。
程登科在1929年考入德国柏林国立体育大学，在三年留学时光中，他把中国式的健身体操《八段锦》介绍给该校副校长、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卡尔·迪姆，并被卡尔·迪姆收入《世界各国体操》一书中。回国后，他多次担任高校体育教授，1980年，他还被聘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委员。 被人称为“中国奥运之父”的留美学生王正廷，也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11年留学归国后，他参与发起了远东体育协会，协会决定每两年在东亚各国举行远东运动会。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由于当时民国政府无暇顾及，王正廷竭尽全力四处筹资，通过各种途径借上海虹口娱乐场作为运动会举办场所。除第二届外，他还担任了第五、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
王正廷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35年创办的《体育季刊》的发刊词中写道：“当视体育为强健身心之常经，当视体育为振兴民族之正轨。”他认为举办运动会是激发国民兴趣，促进体育思想传播的正途，“兴邦与救国绝非一人所能负其责，而世界之物质文明，导致人类身体有逐渐衰落之趋势，长此以往，民族之前途何堪设想，为提倡体育，举行运动会为最佳良方。”
1922年，经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古柏坦推荐，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王正廷被推举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国际奥委会还正式承认王正廷领导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 ”为其会员，将中国纳入国际奥运会的体系之中。
巾帼不让须眉——女子体育的发展
清末民初，随着解放女子的思想逐步传播，女性迈出国门留学的人数逐年增长，体育领域中也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女留学生。据统计，1903—1963年出國180位体育留学生中，有47 位女性，约占到体育留学生总人数的26.11%，虽然人数不多，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而言，这个比例已经不算太低。其中，马心仪、张汇兰、卢惠卿等人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张汇兰是我国第一位体育专业博士。
这些女性体育留学生不仅不断提升自身，还将热情投入到了女性体育活动推广中去。1906年赴美留学的陈英梅，在1913年获得美国韦尔斯利学院的体育学士学位后，曾同时兼任7所女子学校的体育课，为推动女子体育的发展，维持学校课程教学，她还捐献出自己多年积蓄作为学生的奖学金。高梓1923年高梓毕业回国后，将西方现代体育理念融入教学之中，最先在国内创设运动生理学、心理学等专业课程。张汇兰则带领学生进行韵律操和垫上运动等项目，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她禁止女生穿着高跟鞋和旗袍上体育课，要求改穿平底鞋、白衬衫和黑灯笼裤，让当时的女性体育活动面目为之改变一新。
张汇兰和高梓在出国留学后，不断呼吁女性需要解放，让全国妇女同胞接受体育思想，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在张汇兰1929年刊登在《体育杂志》上的《女子体育普及之我见》一文中，就指出体育为教育的一环，是补智育、德育和社会教育之不足的一种教育;高梓1937年的文章《中国女子体育问题》中也提到应当“予每个人以相当之机会，在德智体群方面。有圆满之发展，使成强健之国 民”。
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反对传统礼教的束缚，特别是缠足等病态审美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的摧残，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女性全面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冲破礼教传统有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一些留学归国的男性也认识到女性参与体育对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如上一篇中提到的徐一冰提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强国民，更不能不谋女子之体育”思想;1932年郝更生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督学时，同吴蕴瑞、袁敦礼等人共同起草《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促进了当时女子体育的发展。同年，张汇兰受邀为体育方案整理委员，在会上，她提出女子体育应该依据女子身心所能及的范围而规定，不能以男性眼光为准，并安排女性作为体育训练员。
袁浚从德国留学归来后，在李四光夫人许淑彬的支持下，在武汉大学开创了女子游泳项目，引发一时轰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封建保守观念;程登科则在中央大学女生群体中开设了垫上运动和器械体操，吸引了许多女学生参与运动项目，许多学校也纷纷开展体操课程。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殊为不易，在这一批人的不懈努力下，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项目逐渐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