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批评最初的缘分，始于十多年前与“火凤凰批评文丛”的相遇。尽管此后一路求学，从县城出发，途经省城，再到首都，随着眼界的打开，更为厚重的文学史研究吸引了我更多的目光，但批评带给人最初的激情依然让我念念不忘。当然，作为一位生性驽钝的文学研究者，我也曾一度受制于专业制度的偏见，求学之中长期迷恋文学史研究和文艺理论研习，而对于轻率的文学批评多少有些不屑一顾，这样的情况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改观。我终究明白了学术的严谨和呆板，以及批评的灵动与轻率，这想必就是作为学者和批评家所处的两难境地。我也一直试图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由此认真实践着研究与批评“两条腿走路”的工作法则。这却使我的工作陷入一种刻骨的分裂境地：一方面将专注的目光执着地投向遥远的“十七年文学”，另一方面又将浓厚的兴趣顽强地指向当下鲜活的小说、电影与文化。好在这样的方式终究让我乐在其中，学者与批评家孰高孰低的问题，便不再重要了！
　　坦率来说，我只是一位批评新人，直到博士期间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工作。最初是电影与文化研究，进而是作家和作品分析，到如今将文学史研究也逐渐“批评化”。这种“以论带史”的形式，本意其实并非将冷静客观的“研究”叙述成观点偏颇的“批评”，而是要在枯燥繁冗的“历史”之外，展现“现实”鲜活的问题视域，在“历史”的“重读”之中，寻找一种“有思想的学术”，进而成全一种“有学术的思想”。不断寻找二者相互支援的合理路径，这便是批评的“历史感”与现实关怀的意义所在。
　　于我而言，批评就像是艰辛的跋涉，穿越语词的密林，只求不沦落为虚无的冒险。因而，无论是指向历史的学术研究，还是切近当下的文学（文化）批评，无论是厚重严实的文学史现象、小说文本，还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化风潮、影像制品，对我来说都没什么不同，一切都是“细读”“剖析”的对象。然而，“严谨求实”的学者好找，“荒腔走板”的批评家难寻，问题在于，如何在平实而诚恳的论述中，深入文本的内在肌理，同时力避“学院派”惯有的迂腐与呆滞，这是我努力追求的批评风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归根结底，批评或许只是一种态度，它集中呈现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多数的批评者将李健吾“寻美的批评”奉为圭臬，这也难怪，“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固然让人心旷神怡，可这样的时代，纯粹的审美却多少显得有些廉价。批评不是抚慰，它更需要的是一种拆解的能力，一种阐释的方式，一种富有力量的表达，但这一切都要以审慎而令人信服的方式展开。批评是批评家认识这个世界，并经由身处的世界来反观自我的方式。通过文本来阐释世界，进而在实践的层面探寻一种新的历史可能。由此而言，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其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以及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达至的作品阐释力，都显得至关重要。批评远非是要判断或鉴赏某个作品，而是要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进而打开这个隐秘而荒谬的世界的一角。它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的纹路和肌理，虚构的世界里那些宽广博大的人物内心，抑或如深渊般无比幽暗的人性本身，更要面对整个丰富而驳杂的外部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阅读历史和社会。
　　我忍不住幻想一种批评，它紧紧扣住此在的世界，并将精微的分析与诚挚的热情，融入对于历史可能性的冀望之中。
　　徐刚，1981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理论批评研究。曾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其中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出版有著作《想像城市的方法》，评论集《后革命时代的焦虑》。曾荣获北京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学术十杰”，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颁布的“2014青年批评家年度表现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