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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同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财富家族。
农业革命时期，产生了以占有土地为财富标志的地主；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依靠工商业实现财富积累的工商业家族随之出现。若以新中国成立为分割点，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阶段的财富家族冠以“旧”的标签。
新中国成立后，具体说来，是在1956年后的20余年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使得财富家族不断被消解甚至销声匿迹。直到1978年后，有那么一拨人商业意识觉醒，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完成原始积累。一批新财富家族迅速崛起，引人注目。他们中间，家族民营企业占到了绝大多数。
虽然新财富家族还在延续着工业革命时期的财富积累模式，但与洋务运动后出现的工商业家族有很大的相似性，其身上体现的时代烙印十分明显。
早期的中国，包括洋务运动时期，一直是独立的帝国，与西方文明没有太多交集；如今，全球化趋势明显，新财富家族的全球化意识随之凸显，开始相信普世的价值观。这一点，在“90后”企业家以及从事与互联网相关产业的企业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区别，不能用财富的多少来量化，而在于“脑袋”本身。
另外，新旧财富家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甲午战争后至1930年这30余年间，以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等为代表的财富掌门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表现得十分突出。如今的中国，中产阶级大量涌现，成为“橄榄形”社会形态的中坚部分。由于受到政府及国有资本的影响，他们虽被边缘化，个人作用不再那么明显，进步性却很强——他们创办的企业，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不再像旧财富家族那样，在聚集财富之后就退回到自己的小宗族社会中，添置大量土地和房产，而是选择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解决就业问题，进而为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提供支持；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已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是目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核心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财富家族面临的传承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更关系到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传承。这不是一个阶层或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的大课题。传什么、怎么传、传向哪儿，都值得探讨。
这种探讨，或许对新财富家族自身的壮大、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演变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毕竟，很多结论不是我们讨论出来的，而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历史会给出答案。但作为学者、作为媒体，我们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应该通过讨论将它定义好了提出来，以史为鉴，告诉大家未来10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发展的可能性。
凡家族企业，都希望打造“百年老店”“千年家族”，但家族企业的传承远不是单纯将企业扔给二代那么简单。除了实体交接，传统的传承亦十分关键。
所谓传统，从字面上拆解开来，是为“传”和“统”的结合体。“传”是传承，从一代传到二代再到三代，需要时间；“统”是道统，即某个群体在传承过程中形成的统一价值观体系，在古代表现为礼义廉耻等儒家道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新财富家族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其传承和道统都还十分脆弱、单薄。说脆弱，是因为刚传到第二代；说单薄，是因为中国儒家道统的血脉发展到现在却不能交接，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官商大环境又不利于西方价值观的生存，二者共同作用，直接导致新财富家族的价值观体系混乱。我认为，这是新财富家族传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
当然，人的观念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乐观地认为，随着接班一代的逐渐成长，中国新财富阶层的基因库会慢慢转变，并在未来10到20年内形成完整的价值观体系。除非中国再次发生大的财富断裂，否则，新财富家族的传承不可能存在决定性失败。
细节方面的困难却无法避免。
我曾接触过这样一家企业，父亲是做印染的，靠多年打拼成为全国印染业的佼佼者，但儿子没兴趣接班，自己开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印染企业的传承变得十分尴尬，但在客观上，接班者的这种产业转型其实是很好的现象。有些传承是直接接手父辈留下来的企业，有些传承因为产业变动带来转型，还有些传承可能遇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升级。它是生生不息的一个过程，但哪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新财富家族自身的价值，尚不可一概而论。
另外就是传承的方式。有些企业更强调家族责任感，更重视对家族后代中管理人才的培养，也更乐于强化家族文化的传承；另一些企业则更多地看到家族企业在管理上的弊端，倾向于引进职业经理人，家族成员只是以企业董事的形式存在。这两种传承方式，哪种才更适合新财富家族的发展，社会上众说纷纭。在我看来，它们之间并没有主流或非主流之分，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自己。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口。第一，中国正经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正在转型；第二，整个产业结构正面临工业化革命向信息化革命的转变；第三，新财富家族自身面临换代。几件大事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上演，大家会觉得很混乱，甚至恐惧，但这就是所谓的大时代，特别让人兴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还涉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重构方向。
第一种可能性是，国家资本和权贵资本重新掌控国家命脉，挤压民间资本。企业家若一味想着如何依附权贵勾兑财富、保护财富，或者选择移民、转移资产以躲避动荡，社会进步的动力便会衰竭，进入到一个新的资本轮回。第二种可能性是民间资本崛起，国有资本逐渐从行业中退出，更多权利回归民间。
中国究竟会走哪一条路，目前还没有任何数据、事实可以作为支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橄榄形”中间的那部分群体，也就是新财富家族。而关键中的关键，是新财富家族的继承者们。他们是否能跳脱对家族代代繁衍、世世昌盛的狭隘关注，更多地帮助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更多地关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对自己、对消费者、对社会多一些责任？他们能否突破恐惧，从容应对中国工商业环境的大面积变化、不稳定状态，真正做到“智者无惧”？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应着力思考的。也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新财富家族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推动力。（编辑/张本科）
农业革命时期，产生了以占有土地为财富标志的地主；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依靠工商业实现财富积累的工商业家族随之出现。若以新中国成立为分割点，我们可以将这两个阶段的财富家族冠以“旧”的标签。
新中国成立后，具体说来，是在1956年后的20余年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旗使得财富家族不断被消解甚至销声匿迹。直到1978年后，有那么一拨人商业意识觉醒，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契机，完成原始积累。一批新财富家族迅速崛起，引人注目。他们中间，家族民营企业占到了绝大多数。
虽然新财富家族还在延续着工业革命时期的财富积累模式，但与洋务运动后出现的工商业家族有很大的相似性，其身上体现的时代烙印十分明显。
早期的中国，包括洋务运动时期，一直是独立的帝国，与西方文明没有太多交集；如今，全球化趋势明显，新财富家族的全球化意识随之凸显，开始相信普世的价值观。这一点，在“90后”企业家以及从事与互联网相关产业的企业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区别，不能用财富的多少来量化，而在于“脑袋”本身。
另外，新旧财富家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甲午战争后至1930年这30余年间，以张謇、卢作孚、范旭东等为代表的财富掌门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表现得十分突出。如今的中国，中产阶级大量涌现，成为“橄榄形”社会形态的中坚部分。由于受到政府及国有资本的影响，他们虽被边缘化，个人作用不再那么明显，进步性却很强——他们创办的企业，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不再像旧财富家族那样，在聚集财富之后就退回到自己的小宗族社会中，添置大量土地和房产，而是选择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如创造更多社会财富、解决就业问题，进而为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提供支持；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已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是目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核心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财富家族面临的传承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更关系到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传承。这不是一个阶层或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前途的大课题。传什么、怎么传、传向哪儿，都值得探讨。
这种探讨，或许对新财富家族自身的壮大、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演变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毕竟，很多结论不是我们讨论出来的，而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历史会给出答案。但作为学者、作为媒体，我们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应该通过讨论将它定义好了提出来，以史为鉴，告诉大家未来10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其发展的可能性。
凡家族企业，都希望打造“百年老店”“千年家族”，但家族企业的传承远不是单纯将企业扔给二代那么简单。除了实体交接，传统的传承亦十分关键。
所谓传统，从字面上拆解开来，是为“传”和“统”的结合体。“传”是传承，从一代传到二代再到三代，需要时间；“统”是道统，即某个群体在传承过程中形成的统一价值观体系，在古代表现为礼义廉耻等儒家道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新财富家族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其传承和道统都还十分脆弱、单薄。说脆弱，是因为刚传到第二代；说单薄，是因为中国儒家道统的血脉发展到现在却不能交接，而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官商大环境又不利于西方价值观的生存，二者共同作用，直接导致新财富家族的价值观体系混乱。我认为，这是新财富家族传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
当然，人的观念形成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乐观地认为，随着接班一代的逐渐成长，中国新财富阶层的基因库会慢慢转变，并在未来10到20年内形成完整的价值观体系。除非中国再次发生大的财富断裂，否则，新财富家族的传承不可能存在决定性失败。
细节方面的困难却无法避免。
我曾接触过这样一家企业，父亲是做印染的，靠多年打拼成为全国印染业的佼佼者，但儿子没兴趣接班，自己开了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从父亲的角度来看，印染企业的传承变得十分尴尬，但在客观上，接班者的这种产业转型其实是很好的现象。有些传承是直接接手父辈留下来的企业，有些传承因为产业变动带来转型，还有些传承可能遇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升级。它是生生不息的一个过程，但哪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新财富家族自身的价值，尚不可一概而论。
另外就是传承的方式。有些企业更强调家族责任感，更重视对家族后代中管理人才的培养，也更乐于强化家族文化的传承；另一些企业则更多地看到家族企业在管理上的弊端，倾向于引进职业经理人，家族成员只是以企业董事的形式存在。这两种传承方式，哪种才更适合新财富家族的发展，社会上众说纷纭。在我看来，它们之间并没有主流或非主流之分，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自己。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口。第一，中国正经历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正在转型；第二，整个产业结构正面临工业化革命向信息化革命的转变；第三，新财富家族自身面临换代。几件大事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上演，大家会觉得很混乱，甚至恐惧，但这就是所谓的大时代，特别让人兴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还涉及整个中国社会的重构方向。
第一种可能性是，国家资本和权贵资本重新掌控国家命脉，挤压民间资本。企业家若一味想着如何依附权贵勾兑财富、保护财富，或者选择移民、转移资产以躲避动荡，社会进步的动力便会衰竭，进入到一个新的资本轮回。第二种可能性是民间资本崛起，国有资本逐渐从行业中退出，更多权利回归民间。
中国究竟会走哪一条路，目前还没有任何数据、事实可以作为支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橄榄形”中间的那部分群体，也就是新财富家族。而关键中的关键，是新财富家族的继承者们。他们是否能跳脱对家族代代繁衍、世世昌盛的狭隘关注，更多地帮助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更多地关注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对自己、对消费者、对社会多一些责任？他们能否突破恐惧，从容应对中国工商业环境的大面积变化、不稳定状态，真正做到“智者无惧”？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应着力思考的。也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新财富家族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推动力。（编辑/张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