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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南京，80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导。专注于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文化与治理等领域，著有《学问的冒险》《城市的张望》等。近日出版《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引发热议。
2012年，严飞在牛津大学读博士，做有关政治社会学方向的研究。为写博士论文，他每日埋首苦读，看着书桌上堆高的书本，想着写不完的论文，“常常恍若置身荒岛之上，无边的黑暗向你压过来”。苦闷之余，他想：是不是可以转换赛道，从学术的道路上走出来？
于是便有了一次短暂的逃离。
他以回国调查为由，向学校申请了假期，加入一家颇有名气的咨询公司，过起精英白领的生活。有大半年的时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出入繁华的金融街，坐在格子间，往表格录数据，做漂亮的PPT。日复一日，他发现自己就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变成了一个庞大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被束缚在铁笼里面，就像是一个快乐的机器人”。之后，他又回归校园，继续在“荒岛”上求知。
前段日子，当人人皆议“打工人”时，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8年前，“原来那时的我就是一个‘打工人’的状态”，严飞说，“每天朝九晚九或者晚十，因为加班会有免费的晚饭，打车可以报销，我就不自觉地加班”。如今，昔日“打工人”已成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教授学生如何用社会学理解人、理解世界。在他看来，大众掀起对“打工人”的热议，背后展现的是一个加速的、悬浮的时代。
“大家都是飘在空中，不停地想抓住什么东西但是又抓不住，于是陷入一种焦虑状态。包括最近流行的‘凡尔赛文学’，也是这一状态下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严飞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社会加速变迁下，人们的欲望一方面被极大地释放和提升，一方面又被各种不确定性挤压，慢慢地就形成了希望迅速占有各种价值、尽快成功的时间焦虑。“‘凡尔赛文学’实际上是纾解这种焦虑的一种方式，物质上达不到，用调侃、自嘲的方式实现精神上的慰藉。”
多年的社会学研究，使得严飞总能“穿透日常，去了解复杂”。他从“剁手双11”联想到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以韦伯的权威理论分析“小鲜肉”浪潮，从社会分工角度解释全职妈妈……他关注最普遍、最热门的社会现象，剖析社会问题，最终成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于近日出版。
“像社会学家一样，穿透日常生活，观察和理解社会秩序的构成与意义，理解人性的幽暗与良善。” 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这也是他写书的初衷。
城市边缘人，漂浮的梦想
严飞的微信通讯录里，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江西人，今年刚高考完，进了一所大专。
一年前，严飞做社会调查时，认识了一个安装门窗的师傅，师傅知道他在大学教书后，请求他加自己留守在家乡的儿子为好友，“在学习上指点他一下”。当时，男孩正读高三，模拟考试分数很差。
两人就此成为“线上好友”，未曾见过面，也没视频过，只是在微信上用文字交流。在沟通过程中，严飞发现男孩很谦逊，也很焦虑，想提升成绩，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却找不到方法。“学校里的老师就不停地让他们做题，收效甚微。”严飞说，考虑到这些年高考应试内容的变化，他也无法在复习上给予具体的建议，最多是陪伴和倾听，倾听他学业上的问题，生活中的苦闷，以及对未来的规划。
后来，严飞把两人的对话当作一个案例，在课堂上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引出留守儿童、教育分层等话题。“这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例，也是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他说，社会学的一个特質就是观察社会当中的真实问题。
社会中的各个群体，一直是严飞所关注的。
2002年，严飞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读大二。当时，一位研究生学长热衷公益，在做一个关于上海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帮扶项目，他加入进来，成了志愿者。日子久了，他将这些孩子作为研究对象，做田野调查。两年间，他扎根在流动人口社区，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起学习、做游戏、户外探险，有时也会带他们去博物馆参观，坐游轮游黄浦江，观察上海这座城市。
毕业时，他发表了主题为“城市打工子弟的教育困境”的论文。这次计划之外的田野调查，让他知晓了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和问题，赋予他“从情感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的视角。
严飞另一次近距离社会观察是在香港。2005年，拿到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后，他到香港城市大学做研究助理。工作之余，他观察香港，撰写关于香港的文化、时政评论。为了融入当地生活，他搬到深水埗一家狭小的唐楼里，每天听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到推手推车卖茶饮的阿婆那里喝茶。每隔几个月，他都将看过的报纸杂志收集起来，用手推车送到废品回收站，换碗牛肉面钱。
“我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用‘门槛上的视角’观察香港。”严飞说。他关注香港公屋的消失、“没有灵魂”的都市建筑、风水的生意经等，并和新一代香港文化人对话。后来，他将对香港的观察写成《我要的香港》《城市的张望》等书，香港文化学者陈冠中称“举重若轻地帮助读者懂得香港”。
4年前，严飞到清华大学任教。那一年，他和同校建筑学院的一位老师聊天，偶然聊到一个话题：大型菜市场拆迁后会带来什么？两人一拍即合，选定已经拆迁的北京太阳宫菜市场为调研对象，进行两年的跟踪调查。他们带着学生走访菜贩以及当地居民，和他们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
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太阳宫菜市场3年前拆迁后，仅有9%的商户离开北京，大部分仍做菜贩，在原菜市场周边3公里范围内新增的各类社区菜摊、菜站自雇经营，少部分人选择在北京转行，另谋生路。
“脱离原有的大型菜市场后，这些菜贩的平均收入下降了20%，生活成本在上升，但他们还是顽强地留守在北京。为什么？因为在北京挣得多，孩子可以接触到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另外，北京机会更多，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在大城市的努力可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实现阶层的流动、上升。”严飞说。
在对周边居民的调查问卷中，严飞还发现了菜市场的首要社会功能不是买菜，而是邻里交流、锻炼身体等。“邻居街坊通过菜市场形成了一个情感和精神的共同体，在那里拉家常、交流生活经验等。菜市场的拆迁，等于破坏了这一空间。”除此之外，菜市场的拆迁，还影响到菜贩孩子的教育问题，比如公立学校的择校问题，留守儿童的增加等，令人忧心。最终，他将调查发现写成论文《漂浮的梦想》（A Floating Dream），今年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国际顶级刊物《环境与城市化》（Environment
2012年，严飞在牛津大学读博士，做有关政治社会学方向的研究。为写博士论文，他每日埋首苦读，看着书桌上堆高的书本，想着写不完的论文，“常常恍若置身荒岛之上，无边的黑暗向你压过来”。苦闷之余，他想：是不是可以转换赛道，从学术的道路上走出来？
于是便有了一次短暂的逃离。
他以回国调查为由，向学校申请了假期，加入一家颇有名气的咨询公司，过起精英白领的生活。有大半年的时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出入繁华的金融街，坐在格子间，往表格录数据，做漂亮的PPT。日复一日，他发现自己就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变成了一个庞大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被束缚在铁笼里面，就像是一个快乐的机器人”。之后，他又回归校园，继续在“荒岛”上求知。
前段日子，当人人皆议“打工人”时，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8年前，“原来那时的我就是一个‘打工人’的状态”，严飞说，“每天朝九晚九或者晚十，因为加班会有免费的晚饭，打车可以报销，我就不自觉地加班”。如今，昔日“打工人”已成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教授学生如何用社会学理解人、理解世界。在他看来，大众掀起对“打工人”的热议，背后展现的是一个加速的、悬浮的时代。
“大家都是飘在空中，不停地想抓住什么东西但是又抓不住，于是陷入一种焦虑状态。包括最近流行的‘凡尔赛文学’，也是这一状态下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严飞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社会加速变迁下，人们的欲望一方面被极大地释放和提升，一方面又被各种不确定性挤压，慢慢地就形成了希望迅速占有各种价值、尽快成功的时间焦虑。“‘凡尔赛文学’实际上是纾解这种焦虑的一种方式，物质上达不到，用调侃、自嘲的方式实现精神上的慰藉。”
多年的社会学研究，使得严飞总能“穿透日常，去了解复杂”。他从“剁手双11”联想到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以韦伯的权威理论分析“小鲜肉”浪潮，从社会分工角度解释全职妈妈……他关注最普遍、最热门的社会现象，剖析社会问题，最终成书《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于近日出版。
“像社会学家一样，穿透日常生活，观察和理解社会秩序的构成与意义，理解人性的幽暗与良善。” 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这也是他写书的初衷。
城市边缘人，漂浮的梦想
严飞的微信通讯录里，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江西人，今年刚高考完，进了一所大专。
一年前，严飞做社会调查时，认识了一个安装门窗的师傅，师傅知道他在大学教书后，请求他加自己留守在家乡的儿子为好友，“在学习上指点他一下”。当时，男孩正读高三，模拟考试分数很差。
两人就此成为“线上好友”，未曾见过面，也没视频过，只是在微信上用文字交流。在沟通过程中，严飞发现男孩很谦逊，也很焦虑，想提升成绩，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却找不到方法。“学校里的老师就不停地让他们做题，收效甚微。”严飞说，考虑到这些年高考应试内容的变化，他也无法在复习上给予具体的建议，最多是陪伴和倾听，倾听他学业上的问题，生活中的苦闷，以及对未来的规划。
后来，严飞把两人的对话当作一个案例，在课堂上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引出留守儿童、教育分层等话题。“这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例，也是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内容。”他说，社会学的一个特質就是观察社会当中的真实问题。
社会中的各个群体，一直是严飞所关注的。
2002年，严飞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读大二。当时，一位研究生学长热衷公益，在做一个关于上海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帮扶项目，他加入进来，成了志愿者。日子久了，他将这些孩子作为研究对象，做田野调查。两年间，他扎根在流动人口社区，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一起学习、做游戏、户外探险，有时也会带他们去博物馆参观，坐游轮游黄浦江，观察上海这座城市。
毕业时，他发表了主题为“城市打工子弟的教育困境”的论文。这次计划之外的田野调查，让他知晓了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和问题，赋予他“从情感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的视角。
严飞另一次近距离社会观察是在香港。2005年，拿到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后，他到香港城市大学做研究助理。工作之余，他观察香港，撰写关于香港的文化、时政评论。为了融入当地生活，他搬到深水埗一家狭小的唐楼里，每天听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到推手推车卖茶饮的阿婆那里喝茶。每隔几个月，他都将看过的报纸杂志收集起来，用手推车送到废品回收站，换碗牛肉面钱。
“我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用‘门槛上的视角’观察香港。”严飞说。他关注香港公屋的消失、“没有灵魂”的都市建筑、风水的生意经等，并和新一代香港文化人对话。后来，他将对香港的观察写成《我要的香港》《城市的张望》等书，香港文化学者陈冠中称“举重若轻地帮助读者懂得香港”。
4年前，严飞到清华大学任教。那一年，他和同校建筑学院的一位老师聊天，偶然聊到一个话题：大型菜市场拆迁后会带来什么？两人一拍即合，选定已经拆迁的北京太阳宫菜市场为调研对象，进行两年的跟踪调查。他们带着学生走访菜贩以及当地居民，和他们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
通过调查，他们发现：太阳宫菜市场3年前拆迁后，仅有9%的商户离开北京，大部分仍做菜贩，在原菜市场周边3公里范围内新增的各类社区菜摊、菜站自雇经营，少部分人选择在北京转行，另谋生路。
“脱离原有的大型菜市场后，这些菜贩的平均收入下降了20%，生活成本在上升，但他们还是顽强地留守在北京。为什么？因为在北京挣得多，孩子可以接触到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另外，北京机会更多，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在大城市的努力可以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实现阶层的流动、上升。”严飞说。
在对周边居民的调查问卷中，严飞还发现了菜市场的首要社会功能不是买菜，而是邻里交流、锻炼身体等。“邻居街坊通过菜市场形成了一个情感和精神的共同体，在那里拉家常、交流生活经验等。菜市场的拆迁，等于破坏了这一空间。”除此之外，菜市场的拆迁，还影响到菜贩孩子的教育问题，比如公立学校的择校问题，留守儿童的增加等，令人忧心。最终，他将调查发现写成论文《漂浮的梦想》（A Floating Dream），今年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国际顶级刊物《环境与城市化》（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