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全球许多大学在任命校长时，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外的人才。
　　
　　2009年秋天，当新一批高中毕业生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时，他们将迎来一个新面孔：55岁的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牛津的新任副校长——在美国相当于校长，他原任美国耶鲁大学的教务长。上任后，他的职责是管理这所世界闻名院校的日常事务。
　　作为一名杰出的化学家，汉密尔顿不是现今唯一的跨国校长。如路易斯·理查森(Louise Richardson)，在他成为苏格兰最古老的学府——圣安德鲁斯大学的校长之前，曾经是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学院的行政院长。其他如法国、埃及、新加坡等地的学校也开始从国外聘请顶级水平的校长。大学教育于今已成为一个规模巨大、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因此，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大学教育也踏上了国际化的轨道。但在这之前，很少有大学会聘请外籍校长。“你必须看到先前有大学这样做过才放心。”光辉国际(全球最大猎头公司)教育实践部主管肯恩·克林(Ken Kring)说道。但现在人才流动还尚未形成国际化，高水平人才的流动方向单一：主要是美国向其他国家“出口”校长。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大学不太愿意从国外寻求校长。比如，当时科罗拉多大学校董会准备任命一位新校长来看管其三个校区和5.2万名学生，要求之一就是他必须与州政府熟识，因为该校的大批经费就来自于州政府。“我们根本不会考虑聘请外籍人士。”校董会主席帕特丽夏·海斯(Patricia Hayes)说道。
　　最终，校董会任命了69岁的布鲁斯·本森(Bruce Benson)，政府希望他凭借在科罗拉多从商的经历以及政界活动家的身份，能够很好地承担起现代大学校长的主要职责——筹集资金。
　　在这方面，美国人或者那些浸泡在美国文化里的外国学者，有着天然的优势。汉密尔顿或许出生在英国，但在美国工作了将近30年之久；理查德是爱尔兰人，但在哈佛待了有10年左右。当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需要任命一位新院长时，他们特别要求光辉国际推荐一些外籍候选人，尤其是那些来自欧洲和东亚的。“问题是，可供选择的还是太少。”克林说道。最终无奈，学校还是任命了一位美国人。
　　“筹集资金很显然是美国人的强项。”伊塞克森·米勒(Isaacson Miller，一家专门与高校和非营利机构合作的高管人员猎头公司)的约翰·伊塞克森(John Isaacson)说道。很大程度上，这种能力上的优势是在实践中必然形成的，这个实践就是慈善。美国大学是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的。就拿哈佛来说，去年，慈善拨款占到了学校预算的40％。(其中，有33％左右用于捐助事业。)
　　在剑桥，这个比例只有10％，墨尔本大学只有6％。许多欧洲的大学，更多仍是依赖于政府的拨款。问题是，如今，拨款的数额越来越跟不上学生数量的增长。比如在英国，政府拨款从1990年每学生1.4万美金，下降到了2006年的’9000美金。这样一来，筹集资金日益成为了大学管理人员的一个必备能力，并且负责聘任事务的委员们更加偏爱寻求美国人。
　　过去几年里，全世界各著名院校在聘用新校长时，都对这个能力加强了重视。2003年，当另一位原耶鲁大学的副教务长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被任命为剑桥新一任副校长时，剑桥特别公开强调了理查德在耶鲁任职时，“对该校的财政巩固做出了贡献”。理查德的任命只是一个序曲——在2005年，剑桥启动了一个耗资20亿元的10年发展计划，而今年，哈佛紧跟着也拿出了自己耗资25亿的项目。两校在美国都设有发展事务办公室，希望从那些富有且慷慨的校友那里，获得更多的资金。
　　当然，会筹集资金并不是跨国校长的唯一砝码。教育事业的全球化意味着更多大学“需要寻找那些具备某种国际经验的校长”，借助他们的力量，更好地建设国际项目，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英国大学委员会主席里克·特雷纳教授(Rick Trainor)说道。
　　跨过校长的优势在于更容易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学校里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为什么学生都在读三年制的学位，为什么学校所有的海外资金统统流向同一个国家。”伦敦城市大学的澳大利亚籍副校长马尔科姆·吉利斯(Malcolm Gillies)说道，“你一定要敢于问那些听上去有些幼稚的问题——只是不必问得众人皆知。”现在这类问题，更多的还是被美国人提出，毕竟，美国在这个全球性经济领域仍是最大输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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