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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古代优秀讽刺小说之一的《儒林外史》,其讽刺艺术特征是多方面的。作者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犀利老辣的笔调、含蓄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关键词幅幅 形态各异 群丑图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提起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最突出的要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了。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谐隐》篇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的确,讽刺文学作品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郑人置履》讽刺那些脱离实际、玩固保守者的愚蠢行动;《叶公好龙》鞭挞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等等。它们通过寓意形象和巧妙艺术构思,揭示了一个个深奥的哲理,无疑是那个时代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明代拟话和清初的《聊斋志异》中都涉及到一些讽刺性较强的作品,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作者以犀利老辣的笔调、含蓄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这个精神在《儒林外史》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小说第十七回写景兰江、支剑峰矫揉造作,常在一起讨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比如黄么和赵雪斋同年同月同日生,黄么是一个进士,却是孤身一人;赵雪斋没中进士,却子孙满堂。其实,景兰江这样吹捧赵雪斋,一则为了标榜自己;另一方面针对蒲墨卿所说的:“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都好,到底差一个进士。”这里作者写的显然是将当时儒林中极其普遍的事情如实地描绘出来,正好揭示了当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说穿了,在名士的心目中,做名士和中进士是为了名和利,可以殊途同归。
匡超人就是一个典型。他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青年,因家贫上过几年学便辍学,流落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幸遇马二先生资助才能一面用心读书,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但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训导”之后,逐渐热衷举业。后得到知县李本瑛的提携,入科场、取秀才,竟以“名士”身份参与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勾当。当了京城教习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停妻再娶,忘恩负义。揭示了科举制度怎样使朴实敦厚的青年人变成了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的。
马二先生头脑迂腐、热衷功名、醉心举业,同时又具有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的品格。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送银两衣物给流落他乡的匡超人,这是他的义举,是可尊、可敬的一面。然而作品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他出题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并嘱咐他:“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为主,小生在世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使讽刺对象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手法既辛辣,又深刻,做到了真实性和喜剧性的统一。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别林斯基论文学》)。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迂腐老儒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因未进学,当中过举人的王惠来学堂避雨时,更是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而周进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第二天,客人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使“昏头昏脑”的周进“扫了一早晨”。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扭曲了的灵魂。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哭,“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范进中举发疯同周进撞号板异曲同工,都是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产物。范进从二十岁参加考试,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个秀才,三十四年失败的辛酸,大半生受尽了人们的奚落,虽然感到前途渺茫,但他对功名的执拗追求却“始终如一”。他万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当他看到高中举人的喜报,竟然喜极而“疯”: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之。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拍,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的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虽然如此,受尽了社会奚落和生活的煎熬的周进和范进,为什么还对科举发此迷恋而不能自拔?小说作了生动的回答:如若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下转第112页)(上接第110页)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
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真实面目。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胡屠户是一个喜剧性人物,是一个市井之徒,《儒林外史》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描写,突出了这个人自我矛盾的特点,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范进中举而发疯,众人商议要范进平日最怕的人“来打他一嘴巴”,吓一吓,“把痰吐了出来”,才能治好“疯”。最适当人选当然要算岳父胡屠户了。可他“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如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 “……胡屠户在众人的怂恿下,喝了两碗酒,壮一壮胆,终于打了范进一嘴巴……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
胡屠户这个平日里对范进吆五喝六、骂骂咧咧的人,此时因女婿中了举,“当了老爷”,一反昔日常态,瞻前顾后,不敢动手了。怕打人“十八层地狱”,昔日的“现世宝穷鬼”变成了今日的“贤婿老爷”。前后对照,典型细节真实的描写,胡屠户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面孔跃然纸上。
总之,《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参考文献
[1] 吴敬梓.儒林外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 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
[3] 戚世隽,董上德.明清文学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幅幅 形态各异 群丑图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提起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最突出的要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了。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谐隐》篇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的确,讽刺文学作品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郑人置履》讽刺那些脱离实际、玩固保守者的愚蠢行动;《叶公好龙》鞭挞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等等。它们通过寓意形象和巧妙艺术构思,揭示了一个个深奥的哲理,无疑是那个时代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明代拟话和清初的《聊斋志异》中都涉及到一些讽刺性较强的作品,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作者以犀利老辣的笔调、含蓄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这个精神在《儒林外史》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小说第十七回写景兰江、支剑峰矫揉造作,常在一起讨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比如黄么和赵雪斋同年同月同日生,黄么是一个进士,却是孤身一人;赵雪斋没中进士,却子孙满堂。其实,景兰江这样吹捧赵雪斋,一则为了标榜自己;另一方面针对蒲墨卿所说的:“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都好,到底差一个进士。”这里作者写的显然是将当时儒林中极其普遍的事情如实地描绘出来,正好揭示了当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说穿了,在名士的心目中,做名士和中进士是为了名和利,可以殊途同归。
匡超人就是一个典型。他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青年,因家贫上过几年学便辍学,流落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幸遇马二先生资助才能一面用心读书,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但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训导”之后,逐渐热衷举业。后得到知县李本瑛的提携,入科场、取秀才,竟以“名士”身份参与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勾当。当了京城教习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停妻再娶,忘恩负义。揭示了科举制度怎样使朴实敦厚的青年人变成了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的。
马二先生头脑迂腐、热衷功名、醉心举业,同时又具有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的品格。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送银两衣物给流落他乡的匡超人,这是他的义举,是可尊、可敬的一面。然而作品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他出题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并嘱咐他:“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为主,小生在世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使讽刺对象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手法既辛辣,又深刻,做到了真实性和喜剧性的统一。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别林斯基论文学》)。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迂腐老儒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因未进学,当中过举人的王惠来学堂避雨时,更是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而周进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第二天,客人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使“昏头昏脑”的周进“扫了一早晨”。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扭曲了的灵魂。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哭,“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范进中举发疯同周进撞号板异曲同工,都是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产物。范进从二十岁参加考试,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个秀才,三十四年失败的辛酸,大半生受尽了人们的奚落,虽然感到前途渺茫,但他对功名的执拗追求却“始终如一”。他万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当他看到高中举人的喜报,竟然喜极而“疯”: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之。京报连登黄甲。”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拍,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的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虽然如此,受尽了社会奚落和生活的煎熬的周进和范进,为什么还对科举发此迷恋而不能自拔?小说作了生动的回答:如若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下转第112页)(上接第110页)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
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真实面目。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胡屠户是一个喜剧性人物,是一个市井之徒,《儒林外史》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描写,突出了这个人自我矛盾的特点,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范进中举而发疯,众人商议要范进平日最怕的人“来打他一嘴巴”,吓一吓,“把痰吐了出来”,才能治好“疯”。最适当人选当然要算岳父胡屠户了。可他“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如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 “……胡屠户在众人的怂恿下,喝了两碗酒,壮一壮胆,终于打了范进一嘴巴……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
胡屠户这个平日里对范进吆五喝六、骂骂咧咧的人,此时因女婿中了举,“当了老爷”,一反昔日常态,瞻前顾后,不敢动手了。怕打人“十八层地狱”,昔日的“现世宝穷鬼”变成了今日的“贤婿老爷”。前后对照,典型细节真实的描写,胡屠户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面孔跃然纸上。
总之,《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参考文献
[1] 吴敬梓.儒林外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 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
[3] 戚世隽,董上德.明清文学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