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夫（1910—1931），浙江象山人，原名徐白，笔名有徐殷夫、白莽等，殷夫是他较为常用的笔名。他1928年加入太阳社，擅写新诗，是左联发起盟员中极少数同时懂得德语、英语和俄语的人。1930年3月2日，在文委的组织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中华艺术大学内召开。大会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到会盟员40余位。这次会议，殷夫是同他的领导李伟森一起参加的，殷夫也是出席这次大会最年轻的左联发起人之一。左联成立之时殷夫还不满20周岁，但他此时已有参与地下斗争的较多经历和磨炼，革命斗争的思想日益成熟，革命意志坚如磐石，如他《在死神未到之前》一诗中所言，“我是革命的忠臣，我有无涯的热情”。

三次入狱的太阳社战士

　　殷夫同革命文学界的联系，始于1928年初。这年1月《太阳月刊》创刊号发行没几天，编辑部就收到了署名殷夫的一束诗稿。主编阿英回忆说：
　　我立刻被這些诗稿激动了，是那样充满着热烈的革命感情。从附信里也证实了他是“同志”。于是，我不自觉的提起笔，写了复信，约他来上海。还很快的、以非常惊喜的心情，告诉了光慈、孟超和其他同志。
　　殷夫当时还不满18周岁，尚在吴淞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学习，他寄给《太阳月刊》的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被捕在狱中写成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得到阿英复信后，殷夫准时到上海同太阳社的几位主编见了面，接着参加了太阳社，成为太阳社最年轻的社员，同时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成为太阳社的《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拓荒者》各期刊的经常撰稿人。
　　1928年夏天，学期尚未结束，因参加地下斗争，殷夫再次被捕入狱。其后由家人托人出面保释出狱，不得不于9月下旬回到老家浙江象山的一所小学教书，度过了一段隐蔽的生活，但也从此中断了在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的学习。
　　1929年2月底，殷夫离开象山赴上海寻找党组织，完全脱离学校生活，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的道路。从3月接上党组织关系之后，殷夫满腔热情，一边积极参加党的地下斗争，一边开始了红色鼓动诗的创作，同时还进行诗歌翻译工作。1929年6月中旬，因为编辑《奔流》，鲁迅收到了殷夫寄给他的一束稿件《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即《裴多菲传略》），开始了同殷夫的交往，并于6月26日托柔石送了殷夫两本书。
　　当时殷夫正住在“宝山路底近天通庵车站的一条马路上，那儿有一排简陋的三层住房”的三楼，离鲁迅住的景云里很近。因为全职参加党领导的丝厂罢工斗争，殷夫十分繁忙，难得有空闲时间看书写作，住在二楼的楼适夷有事找他都是深夜匆匆而谈。1929年7月中下旬，殷夫第三次被捕入狱。这次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国民党反动当局只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工人，是他自己出来的。出狱后殷夫“继续热烈地重新投入地下的战斗”，身无分文。9月21日酷暑未消，殷夫穿着一件大棉袍汗滴淋淋会见鲁迅。鲁迅回忆：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鲁迅对殷夫的关怀十分细致。从第二次见面之后，鲁迅三次都以付稿费的名义给殷夫以帮助。当时北新书局“办事糊涂，常常拖欠”作者的稿费和编者的编辑费，所以稿费常常是鲁迅垫付的。鲁迅在《奔流》上发表殷夫诗作和译作，是间接对殷夫从事地下斗争的一种积极支持。
　　1929年11月，殷夫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出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干事。在宣传部长李伟森的领导下，殷夫参加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和青年反帝大同盟公开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
　　1930年1月初，殷夫把他1924年至1927年秋写成的65首诗稿，结集为《孩儿塔》，写好《题记》，一并呈送鲁迅审定，并请鲁迅作序。殷夫牺牲后，此诗稿得由鲁迅保存下来。因为编辑《萌芽》，鲁迅与殷夫的书信往来一直延续到左联成立之后的1930年的3月14日。1936年3月11日，鲁迅在大病初愈后“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称《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普罗诗派主将

　　1929年是殷夫诗歌创作成就非凡的一年。《别了，哥哥》《意识的旋律》《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等大量普罗诗歌都是这年夏秋之间的力作。尤其是这年11月之后，殷夫诗情高涨，于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一个创作发表普罗诗歌的新高潮。

　　对于殷夫这位“非常的喜爱”的“小弟弟”的诗歌才华，太阳社是十分赞赏的。1930年1月，太阳社停办《新流月报》改出《拓荒者》。《拓荒者》创刊号首篇刊载的就是殷夫的《我们的诗》，此组诗包括《前灯》《Romantic的时代》《Pionier》《静默的烟囱》《让死的死去吧！》《议决》六首，这些诗除《前灯》创作稍早，其余都创作于11月诗人赴任共青团宣传部干事之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为民众解放奋斗的坚定意志。诗人在《Pionier》（《拓荒者》）里高歌：“我们把旗擎高，号儿吹震天穹，只是，走前去呵，我们不能不动！/这尚是拂晓时分，我们必须占领这块大地，最后的敌人都已逃尽，曙光还在地平线！”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鼓，是催人奋进的号角。鲁迅、马宁等人都是读到殷夫在《拓荒者》上的这些诗作，才进一步增加了对他的了解的，鲁迅说：“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 　　从《拓荒者》创刊号开始，殷夫先后在《拓荒者》第二期上发表《诗三篇》（包括《我们》《时代的代谢》《May Day的柏林》），在《拓荒者》第三期上发表《写给一个新时代的姑娘》，在《拓荒者》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小说《March8’S》和诗歌《血字》（外六首）。《血字》包括《血字》《意識的旋律》《一个红的笑》《上海礼赞》《春天的街头》《别了，哥哥》《都市的黄昏》七首诗，也编排在合刊的首端刊发。这期合刊是《拓荒者》的终刊，出完之后即被查封。《拓荒者》是左联前期最重要的机关刊物之一，它的创刊号和终刊号均以殷夫的诗歌做发刊先锋。这种特殊安排绝非偶然，显然是左翼文学界对殷夫诗歌地位的一种认可，也是对他诗歌所呈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大无畏英勇气概的一种坚定表彰。

　　在给《拓荒者》供稿的同时，殷夫也在《萌芽》和《巴尔底山》上发表文学随笔和诗歌。《萌芽》创刊于1930年1月，它的第一期和第三期上分别发表了殷夫几篇随笔;第四期上发表他的诗歌《囚窗（回忆）》《前进吧，中国！》，小说《小母亲》;第五期上发表他的长诗《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巴尔底山》创办于左联成立之后的4月11日，第五期后被禁。早在《巴尔底山》创刊之时，殷夫就被推定为这个期刊的基本撰稿人之一。殷夫在《巴尔底山》第一号上发表了诗歌《奴才的悲泪——献给胡适之先生》，第五号上发表诗歌《巴尔底山的检阅》。这些文学创作立场鲜明，战斗气息相当浓郁。
　　《拓荒者》《萌芽》《巴尔底山》是左联初期最具影响力的机关刊物，殷夫在上面发表的诗作，连同他在《列宁青年》《摩登青年》上发表的部分优秀作品，突出地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殷夫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个阶段，殷夫事实上扛起了前辈郭沫若、蒋光慈之后普罗诗歌创作的大旗，成为左联成立前后中国普罗诗派的领军人物，在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殷夫牺牲后，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所写的文章和为《孩儿塔》所作的《序言》，明确地评述了殷夫诗歌创作的时代意义。
　　普罗诗社是左联成立之后的4月16日诞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太阳社的蒋光慈、殷夫和任钧。他们明确提出要在诗歌创作中把“实际斗争和我们阶级的意识反映到艺术上去，摧毁资产阶级的艺术！”使诗歌创作“成为普罗阶级的武器，向着资本主义社会冲锋”。殷夫17岁就开始普罗诗歌创作，1929年3月之后，殷夫结合自己在社会底层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积极为无产阶级革命鼓与呼，写下了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赞歌，诗情澎湃，激情洋溢。左联成立之时，从事诗歌创作的左联诗人不少，蒋光慈、冯乃超、任钧、阿英等太阳社、创造社诗人的成就也不小，但以激进的战斗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把写诗当作革命工作，直接抒写示威游行、罢工、革命武装暴动、白色恐怖、狱中斗争等革命的斗争经验，激情满怀地点燃革命低潮时期埋藏在苦难人民心中的火种，鼓动无产者为自身解放起而斗争且成绩不凡者，殷夫是最具代表性的。

忠诚的左联盟员

　　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指出“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左联强调，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积极关心普通劳苦大众的疾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斗争。作为左联发起人之一，殷夫自始至终执行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

　　一是在文学创作上，积极写诗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鼓与呼。参加左联之后殷夫工作更加繁忙，他说“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尽管如此，他最早成为《拓荒者》最主要的撰稿人。《萌芽》是冯雪峰主编的，同鲁迅关系紧密。《巴尔底山》虽然是创造社后期成员李一氓主编，但其经费首先出自鲁迅。殷夫积极为这些左联机关刊供稿，大量发表自己的文学创作，很好地完成了自己作为左联盟员的任务。
　　作为左联在普罗诗歌创作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除支持左联自己的期刊之外，殷夫还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列宁青年》和《摩登青年》上发表诗作。1930年4月10日《摩登青年》（第2期）出版，殷夫发表了《与新时代的青年》《伟大的纪念日》两诗。左联成立之后的三个月，殷夫在《列宁青年》上先后发表了《青年的进军曲》（译作）《五一歌》《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等多篇诗歌，这些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是他作为左联盟员的一种自觉责任承担。
　　二是在思想行动上，参加左联之后殷夫为革命奋斗的热情更高，意志更坚定。1930年2月，殷夫在《列宁青年》上发表了几篇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少共国际的文件，使阿英“感到他真是一个天才，几乎想把他抱了起来”。参加左联之后，殷夫革命的意志更坚定。3月11日，也就是左联成立大会之后的第九天，殷夫写下了一篇长文《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深入剖析了自己和哥哥矛盾产生的本质，指出兄弟两人属于不同的阶级、两者无法协调，表明了自己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为人民大众解放奋斗的决心。此后，他结合上海和国内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针对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现实，在《红旗》《列宁青年》上发表了多篇政论文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性文章，为推进青年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直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的1930年10月初，殷夫还在《列宁青年》上发表《英美冲突与世界大战》一文，积极推动苏维埃运动向前发展。
　　三是作为左联盟员，殷夫积极参与了左联的历次重大活动。1930年4月29日，为了更好地指导盟员工作，左联召开了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左联决定由《拓荒者》《萌芽月刊》《巴尔底山》《艺术月刊》等13家刊物的有关人员做编委，为纪念五一联合编辑出版一期《五一特刊》，作为附在各刊物中的赠送特刊。殷夫在这期特刊上以莎菲的笔名发表了《暴风雨的前夜——公共汽车电车大罢工》一文。
　　1930年5月29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五卅纪念日，左联在南京西路的金门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大会通过了全体盟员一致参加纪念五卅示威运动的决定，并准备在五卅纪念日自动启封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中华艺术大学。鲁迅、茅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个五卅纪念日，殷夫特地写了长诗一首《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诗中写道：“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我们长在斗争的律动里，/我们是时代的儿子，我们是群众的兄弟，/我们的摇篮上，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液，我们的面前是世界共产主义。”诗作激情洋溢，是左联成立之时一首不可多得的政治抒情诗。
　　左联成立当年，曾召开了四次全体盟员大会。因为是秘密环境下召开的，我们现在没有文献材料显示殷夫出席了全部会议，但考虑到他同鲁迅、阿英、柔石、冯铿等人的紧密关系和他对革命的热情，没有特殊情况，他应该也会出席这些会议的。1930年9月17日，左联发起为鲁迅祝寿，地点在吕班路50号荷兰菜馆，殷夫也参与了这次为鲁迅祝寿的活动，“殷夫、胡也频举杯向他祝寿”。1930年12月底或次年年初，左联再次召开了一次盟员会议，鲁迅出席了这次会议，带了一本德文书准备给殷夫，但没碰到他。到1931年1月15日，也就是殷夫被捕前两天，鲁迅只好把书委托魏金枝，“以Strong之《China’s Reise》赠白莽”，显示了鲁迅对殷夫的特别关怀之情。
　　1931年2月7日，殷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同其他四位左联盟员一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残害在龙华司令部旁边制造局的大烟囱下，年龄尚不满21周岁。（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