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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恶性循环的手
在处理朝鲜半岛复杂疑难问题的过程中，“警惕美国朝鲜化”是个有趣的提法，过去只当调侃，没有引起太多重视，然而今天俨然正在成为现实趋势。
这里的所谓“朝鲜化”，是对朝鲜自朝核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正式生成以来逻辑和行为规律的一个非正式概括，即，摆出拒绝对话谈判的姿态，以试核射导行为相要挟，逼迫其他相关方坐下来谈条件，为自己推进核导技术进步进而确立对美战略威慑力争取时间和空间。这种“以超强硬对强硬”的范式正是多年来半岛核问题在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里反反复复最终发展到今天濒临失控局面的一大根源。
但审视朝核问题，绝不能只把放大镜对着朝鲜看，那样不仅有失公允，更将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应对。今天半岛的种种问题，从南北分裂、核导问题到美国军事部署，再到停和机制转换，以及潜在的各种形式人道灾难，都是二战后遗留下来的未决问题，是美苏在冷战对峙中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果，没有一个是孤立存在的，总是相互纠缠互为因果共同影响半岛局势走向。朝鲜作为大国阴影之下的弱势一方，先是依附苏联主导的体系生存发展，苏联解体后一度思考改革开放却因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而未及施展。这个国家始终没有安全感，固然有它自己价值标准和发展路线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与美国长期奉行对朝敌视、围堵政策分不开。可以说，编织朝核问题恶性循环的另一只手，是美国的冷战零和思维。
把握历史脉络
回顾朝核问题会谈历史，从一开始的美朝双边谈，到后来的三方、四方、六方谈，再到后来六方会谈的实质停摆，中间不是没有进展，1994年的朝美核框架协议、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等因其对分阶段同步走、行动换行动原则及相关一揽子方案的创造性发挥，足以成为外交谈判范例。试想面对如此复杂的半岛形势、如此尖锐的朝美韩矛盾，人类现有外交智慧还能提供比上述几个文件更高明的方案吗？
然而每次进展都半途而废，对共识和约定的悄然或公然毁弃成为触发局势在稍稍向好后便急剧恶化乃至跌入更深困境的扳机。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达成后美方在落实有关规定向朝提供轻水反应堆及相关发电设施方面拖拉延迟、2002年小布什政府将朝列为“邪恶轴心国”、2006至2007年由美国情报和金融机构披露出来的朝利用澳门汇业银行“洗钱”案、2010年发生的韩国“天安”号军舰被击沉和延坪岛遭炮击事件，时至今日仍迷雾重重，其发生绝非偶然、非故意，对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冲击也绝非间接、可忽略。
反思朝核对话谈判进程的一次次中断、反复、倒退，不难看出，美朝缺乏落实协议的动机和诚意是问题症结所在。对朝来说，不管其初衷是怎样的，这个国家最终没能抵御住拥核诱惑，迷信核导力量对国家安全的保障作用，走上了只身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不归路，也就难以摆正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对美而言，不管其多么在意本土安全不受境外威胁、外交政策免遭他国胁迫，它连同它的韩国小伙伴始终无法抗拒以南吞北一统半岛的战略冲动，甚至可以说，这么多年来美韩对朝政策时缓时急，内心却从未放下改变朝政权的目标，其随朝核导计划逐步收紧对朝多边和单边制裁的做法无论如何无法令朝方做出其他解读。
奥巴马执政八年，特别是第二任期，对朝实施“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对朝推进核导计划的举措不予正面回应，但一定会随其进展步步收紧对朝制裁。个人认为，把STRATEGIC PATIENCE译为“战略忍耐”对国内认知美国的策略产生了误导。这种策略根本不能被解读为奥巴马政府容忍了朝核导能力的增长，更不能被解释为对朝事实拥核地位的默认，相反，它是一种“有耐心的战略利用”，要利用朝核导活动的不断升级逐步扼杀朝政权的生存空间，以压促变。支撑这种策略的是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朝核导能力短时间内不会拥有把核武器直接投送到美国本土的能力；第二，随着朝经济困境的不断加深、国际空间的不断收窄，朝现行体制将在获得对美直接核威慑力之前就分崩离析。可以说，所谓“战略忍耐”是一种把解决朝核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推动朝鲜“内爆”的策略，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仍是改变朝体制的执念。
“战略忍耐”的“终结”
特朗普上台后，朝对其新对手将奉行什么样的半岛政策心中没底，遂故伎重施，一方面扬言试射洲际导弹甚至进行第六次核试，同时抓住敏感时点接连试射中短程导弹，另一方面意图派出外务省高官崔善熙直扑华盛顿与美“前官员”按“1.5轨模式”进行接触，试图以硬软两手催促特朗普政府出牌。然而两方面的举措均遭冷脸，曾在竞选期间表示愿与金正恩“边吃汉堡边对话”的特朗普2月23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明言“会面时机可能已经错过”，崔善熙更是直接被美方拒签。
一个较可信的背景是，在奥巴马与特朗普交接同期，美国军方基本完成了对朝鲜核导能力的“再评估”，确认朝正穿越美国自认的“红线”，即将具备把导弹直接投送到美国西海岸的能力。正是2016年2月朝试射远程导弹及此后数月间连续试射中程导弹、同年9月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促使美国下决心“重估”，特朗普政府把应对朝鲜核导问题作为其亚太战略的优先议题。
2017年3月17日，特朗普的国务卿蒂勒森访韩，在与韩国外长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已经终结，美国将在外交、安全、经济等各方面采取一切措施促朝弃核。他说，不需要再与朝进行任何谈判，谈判取决于朝是否放弃核武器。他还说，美国将自行判断朝挑衅行为的性质，如果他们将其武器计划的威胁水平提高到不可接受的程度，美国可能被迫采取先发制人行动。遥相呼应，特朗普同日在蒂勒森抵达北京前夕发推文表示，“朝鲜行为恶劣，多年来一直在玩弄美国，中国也没帮什么忙”。
所谓“战略忍耐的终结”，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朝鲜化”——摆出拒绝对话谈判的姿态，以“超强硬”（全面金融制裁、斩首行动）相威胁，逼迫对手放软身段做出让步。这种策略调整把以武力改变朝政权的选项“摆上桌面”，隐含着一个可能的目标变化：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作用的发挥，从与中国合作促朝弃核转变为向中国加大施压促中弃朝。这是我们绝不应接受的，因为朝鲜问题之于中国，不仅是个地区安全问题，更直接牵扯到国内的政治、外交的价值、东北亚的战略均衡，无论以何方式弃朝，都将引发无法控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格局崩塌。
但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在朝以可信姿态暂停核导试验的前提下，美朝重返会谈，美认真考虑给予朝安全承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外交原则是，美国不应在世界各地过度承担责任，不应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有不切实际的目标。而蒂勒森在出访亚洲的飞机上接受《独立新闻评论》專访时的谈话同样值得注意。他在访谈中展现了特朗普政府对朝强势的另一面，强调美国无意威胁朝，无意和朝起冲突，目标是半岛无核化，朝只有弃核才能发展经济。蒂勒森还说，朝鲜问题不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因素，美国不认为中国已经穷尽了促朝重新考虑核政策的手段。这些说明，特朗普政府对朝核问题的历史经纬不是完全没有了解，也知道确立现实目标的重要性，我们做工作的机会还是有的。
在贯穿上世纪90年代至奥巴马执政第一个任期，朝核问题都是中美两国的重要协调合作点。然而随着朝核问题形势的变化，维系两国合作的纽带正在发生断裂，只有中美两国重新界定彼此合作，才能把朝核问题扳回到大家都能认同的轨道上。而这项工作的关键，是重新界定双方处理朝核问题的共同目标，以此为前提重新商讨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至于这个共同目标是什么，除了重返“促朝弃核”的“契约”，还有什么更可行的选择吗？
在处理朝鲜半岛复杂疑难问题的过程中，“警惕美国朝鲜化”是个有趣的提法，过去只当调侃，没有引起太多重视，然而今天俨然正在成为现实趋势。
这里的所谓“朝鲜化”，是对朝鲜自朝核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正式生成以来逻辑和行为规律的一个非正式概括，即，摆出拒绝对话谈判的姿态，以试核射导行为相要挟，逼迫其他相关方坐下来谈条件，为自己推进核导技术进步进而确立对美战略威慑力争取时间和空间。这种“以超强硬对强硬”的范式正是多年来半岛核问题在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里反反复复最终发展到今天濒临失控局面的一大根源。
但审视朝核问题，绝不能只把放大镜对着朝鲜看，那样不仅有失公允，更将导致错误的判断和应对。今天半岛的种种问题，从南北分裂、核导问题到美国军事部署，再到停和机制转换，以及潜在的各种形式人道灾难，都是二战后遗留下来的未决问题，是美苏在冷战对峙中划分势力范围的恶果，没有一个是孤立存在的，总是相互纠缠互为因果共同影响半岛局势走向。朝鲜作为大国阴影之下的弱势一方，先是依附苏联主导的体系生存发展，苏联解体后一度思考改革开放却因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而未及施展。这个国家始终没有安全感，固然有它自己价值标准和发展路线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与美国长期奉行对朝敌视、围堵政策分不开。可以说，编织朝核问题恶性循环的另一只手，是美国的冷战零和思维。
把握历史脉络
回顾朝核问题会谈历史，从一开始的美朝双边谈，到后来的三方、四方、六方谈，再到后来六方会谈的实质停摆，中间不是没有进展，1994年的朝美核框架协议、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等因其对分阶段同步走、行动换行动原则及相关一揽子方案的创造性发挥，足以成为外交谈判范例。试想面对如此复杂的半岛形势、如此尖锐的朝美韩矛盾，人类现有外交智慧还能提供比上述几个文件更高明的方案吗？
然而每次进展都半途而废，对共识和约定的悄然或公然毁弃成为触发局势在稍稍向好后便急剧恶化乃至跌入更深困境的扳机。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达成后美方在落实有关规定向朝提供轻水反应堆及相关发电设施方面拖拉延迟、2002年小布什政府将朝列为“邪恶轴心国”、2006至2007年由美国情报和金融机构披露出来的朝利用澳门汇业银行“洗钱”案、2010年发生的韩国“天安”号军舰被击沉和延坪岛遭炮击事件，时至今日仍迷雾重重，其发生绝非偶然、非故意，对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冲击也绝非间接、可忽略。
反思朝核对话谈判进程的一次次中断、反复、倒退，不难看出，美朝缺乏落实协议的动机和诚意是问题症结所在。对朝来说，不管其初衷是怎样的，这个国家最终没能抵御住拥核诱惑，迷信核导力量对国家安全的保障作用，走上了只身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不归路，也就难以摆正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对美而言，不管其多么在意本土安全不受境外威胁、外交政策免遭他国胁迫，它连同它的韩国小伙伴始终无法抗拒以南吞北一统半岛的战略冲动，甚至可以说，这么多年来美韩对朝政策时缓时急，内心却从未放下改变朝政权的目标，其随朝核导计划逐步收紧对朝多边和单边制裁的做法无论如何无法令朝方做出其他解读。
奥巴马执政八年，特别是第二任期，对朝实施“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对朝推进核导计划的举措不予正面回应，但一定会随其进展步步收紧对朝制裁。个人认为，把STRATEGIC PATIENCE译为“战略忍耐”对国内认知美国的策略产生了误导。这种策略根本不能被解读为奥巴马政府容忍了朝核导能力的增长，更不能被解释为对朝事实拥核地位的默认，相反，它是一种“有耐心的战略利用”，要利用朝核导活动的不断升级逐步扼杀朝政权的生存空间，以压促变。支撑这种策略的是两个基本判断：第一，朝核导能力短时间内不会拥有把核武器直接投送到美国本土的能力；第二，随着朝经济困境的不断加深、国际空间的不断收窄，朝现行体制将在获得对美直接核威慑力之前就分崩离析。可以说，所谓“战略忍耐”是一种把解决朝核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推动朝鲜“内爆”的策略，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仍是改变朝体制的执念。
“战略忍耐”的“终结”
特朗普上台后，朝对其新对手将奉行什么样的半岛政策心中没底，遂故伎重施，一方面扬言试射洲际导弹甚至进行第六次核试，同时抓住敏感时点接连试射中短程导弹，另一方面意图派出外务省高官崔善熙直扑华盛顿与美“前官员”按“1.5轨模式”进行接触，试图以硬软两手催促特朗普政府出牌。然而两方面的举措均遭冷脸，曾在竞选期间表示愿与金正恩“边吃汉堡边对话”的特朗普2月23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明言“会面时机可能已经错过”，崔善熙更是直接被美方拒签。
一个较可信的背景是，在奥巴马与特朗普交接同期，美国军方基本完成了对朝鲜核导能力的“再评估”，确认朝正穿越美国自认的“红线”，即将具备把导弹直接投送到美国西海岸的能力。正是2016年2月朝试射远程导弹及此后数月间连续试射中程导弹、同年9月进行第五次核试验促使美国下决心“重估”，特朗普政府把应对朝鲜核导问题作为其亚太战略的优先议题。
2017年3月17日，特朗普的国务卿蒂勒森访韩，在与韩国外长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已经终结，美国将在外交、安全、经济等各方面采取一切措施促朝弃核。他说，不需要再与朝进行任何谈判，谈判取决于朝是否放弃核武器。他还说，美国将自行判断朝挑衅行为的性质，如果他们将其武器计划的威胁水平提高到不可接受的程度，美国可能被迫采取先发制人行动。遥相呼应，特朗普同日在蒂勒森抵达北京前夕发推文表示，“朝鲜行为恶劣，多年来一直在玩弄美国，中国也没帮什么忙”。
所谓“战略忍耐的终结”，一种可能就是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朝鲜化”——摆出拒绝对话谈判的姿态，以“超强硬”（全面金融制裁、斩首行动）相威胁，逼迫对手放软身段做出让步。这种策略调整把以武力改变朝政权的选项“摆上桌面”，隐含着一个可能的目标变化：对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作用的发挥，从与中国合作促朝弃核转变为向中国加大施压促中弃朝。这是我们绝不应接受的，因为朝鲜问题之于中国，不仅是个地区安全问题，更直接牵扯到国内的政治、外交的价值、东北亚的战略均衡，无论以何方式弃朝，都将引发无法控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格局崩塌。
但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在朝以可信姿态暂停核导试验的前提下，美朝重返会谈，美认真考虑给予朝安全承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外交原则是，美国不应在世界各地过度承担责任，不应在处理国际问题时有不切实际的目标。而蒂勒森在出访亚洲的飞机上接受《独立新闻评论》專访时的谈话同样值得注意。他在访谈中展现了特朗普政府对朝强势的另一面，强调美国无意威胁朝，无意和朝起冲突，目标是半岛无核化，朝只有弃核才能发展经济。蒂勒森还说，朝鲜问题不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因素，美国不认为中国已经穷尽了促朝重新考虑核政策的手段。这些说明，特朗普政府对朝核问题的历史经纬不是完全没有了解，也知道确立现实目标的重要性，我们做工作的机会还是有的。
在贯穿上世纪90年代至奥巴马执政第一个任期，朝核问题都是中美两国的重要协调合作点。然而随着朝核问题形势的变化，维系两国合作的纽带正在发生断裂，只有中美两国重新界定彼此合作，才能把朝核问题扳回到大家都能认同的轨道上。而这项工作的关键，是重新界定双方处理朝核问题的共同目标，以此为前提重新商讨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至于这个共同目标是什么，除了重返“促朝弃核”的“契约”，还有什么更可行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