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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6月30日，一阵轰鸣的汽笛声响彻云霄，上海至江湾路段修筑的中国第一条投入运营的铁路——淞沪铁路修竣通车，由此揭开了中国铁路史的帷幕。这个乌烟腾滚的庞然“怪物”使交通运输更为便捷，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因之改观。
铁路改变了社会旧俗
追溯中国历史，国人的代步工具甚多，有马车、牛车、肩舆、独轮车、舟船等。时至晚清，交通工具蔚然改观，火车作为新式交通工具，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普及至中下层社会，大多数乘坐火车的中国人仅将它视为娱乐工具。
清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造小铁道，试行小火车，诱发了国人的好奇心。囿于当时国人的观念，铁路一直被视为西方“淫技”，专供贵族官僚“把玩”。在民间，铁路受到民众的普遍抵制。李鸿章奉旨奏述修筑铁路原委时指出：“铁路之兴，大利约有九端：便于国计者利一，便于军政者利二，便于京师者利三，便于民生者利四，便于转运者利五，便于邮政者利六，便于矿务者利七，便于招商轮船者利八，便于行旅者利九。”公车上书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将铁路视为“富国六法”。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建议筹设铁路局，“应效仿泰西各国，举全国之力修筑铁路。”至此，铁路逐渐为国人所接受，铁路修筑权与管理权也被视为国家利权。
清末，铁路开始改变人们的行为与观念。连接南北的卢汉铁路、津浦铁路先后贯通，人们渐弃运河行舟，改乘火车。由于火车售票时不分性别，男女杂坐同一车厢的情景也就见怪不怪了。女权运动是时代变革的标志，有识妇女诉诸公权力、参与政治，日渐成习。1907年，江浙绅商为力保苏杭甬铁路，抵拒向英国借款，提议成立“保路会及拒款公会”。江浙女界人士倡言“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女界同胞不得不除其旧习，互相联络，讲求有关公益之事”，集会成立了“江浙女界拒款会”。在拒款会所刊章程中，女界同胞要求各绅商富户阔太及经济尚可的女同胞共纾国难，冀其“摒弃金珠首饰，变价买股，禀告父母翁姑，劝导丈夫兄弟，督率子女媳妇集款买股”。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亦成立有女子保路同志会。
读报是人们休闲和了解社会的方式之一。以往的外埠报刊多依靠电报传递讯息，售价颇高，受众面仅囿于上层富绅。随着铁路的开通，报纸的售价骤然下降，普通民众养成读报习惯。清末民初，沪杭甬铁路全线贯通，上海、杭州各式中西报刊纷纷在宁波设立分局，宁波城乡广设阅报所，最多时达130余处。宁波镇海北乡骆驼桥一带风气闭塞，居民智识浅陋，当地名士盛在遒、盛沛宁等联合同志设立阅报社，订购沪杭甬各报，分头悬挂，以供众览。
铁路改变了传统婚俗
民间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相间十里，习尚不同”的说法。囿于古代交通条件所限，各区域间的婚俗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伴随着近代铁路交通的延伸，不同区域间的藩篱被打破，带来了文化的更替与勃兴，尤在清末民初之际，西方婚俗涌入华夏，铁路沿线各大城市“欧风渐广、西俗愈盛”。
中国传统的婚俗仪式繁琐，程序严谨，尤为强调宗族与家世是否匹配，乃是“轻过程、重结果”的婚俗。西方社会的婚俗则看重情感培养，在程式上删繁就简，强调“度蜜月、自由恋爱”等潮流，与中式传统婚俗迥异有别。民国初年，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以“启迪新思想、开启文明生活”为宗旨，大力倡导改造旧俗，其重要的变革就在于改变传统婚俗中的繁文缛节，强调婚姻自由，文明婚姻渐为人们所接受。
文明婚姻并非是完全西化的婚姻，而是新旧仪式掺用的婚姻，它抛开了旧式婚俗中的三跪九叩之礼，摒弃了以秤掀盖的喻意仪式，在院内假作礼堂，由傧相引导，新婚夫妇行相见礼，转面向宾客叩谢，再与翁婆相认，只需鞠躬数次，仪式便已终结。辽宁省铁岭县本是偏居一隅、信息闭塞的小县，后因南满铁路在此穿过，以致当地商埠日盛，沿街店面鳞次栉比，人口众多，新式生活方式遂一并传入。民国初年，铁岭的婚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有婚配之家，延聘长者担任证婚人，设礼幕于堂中，并次第按照证婚人、介绍人、男女主持人及男女来宾座次排序。证婚人展读证婚书，为新人交换饰物，新郎及新娘行相见礼，随后盖章，证婚人等依次盖章。礼仪罢后，由乐队作乐，鸣唱婚庆歌曲，仪式遂告毕。当然，这样的新式婚礼一般只在较为开明的缙绅之家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礼俗也渐为寻常人家所接纳，以致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婚礼也渐趋类同。
山西大同的传统婚俗极具三晋特色，婚俗仪式繁琐复杂。1914年，北平（今北京市）至绥远（今呼和浩特市）的平绥铁路修竣通车，其中大同县至口泉镇一段铁路长达34里，贯穿大同境内。大同婚俗遂为之一变：“（删）旧习之繁重，行文明之结婚。”内蒙古包头地区位于阴山余脉，原是以畜牧业为主的集镇。1923年1月，平绥铁路延展至包头，使得包头一跃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和水旱码头，此后极具蒙古韵味的婚俗逐渐被新式婚俗所取代。据地方志载，倘若男女二人商洽同意，即可订立婚约。随着铁路向少数民族地区延伸，不同民族间的杂婚现象陡增。尤其是在西北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新式婚俗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民族婚俗悄然变革。满族是散居在我国东北地区、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依循满族旧俗，迎亲礼多在傍晚举行，新郎的平辈亲朋有夜晚闹洞房的习俗，他们与新郎、新娘一道吃、耍，直至深夜才离去。20世纪30年代，缘于铁路交通运输的发展，满族渐改旧习，婚庆典礼由夜晚改为中午，迎亲的红布轿子改成玻璃亮花轿，娶亲随从由女性换成男性，新郎不再等婚，而是由大班鼓匠引路，由一位伴郎陪同，亲自上门迎娶。
城市中的青年男女尤以“新式文明婚俗”为荣，酷爱旅行结婚或乘坐火车度蜜月。中国最早也最有名气的“婚礼铁路”是献给清同治皇帝夫妇的。1873年，年仅16岁的载淳与蒙古正蓝旗阿鲁特氏婚配，是为孝哲毅皇后。为了庆祝皇家婚礼盛典，一家名为兰逊—瑞碧的公司在英国商会的支持下，决定以庆贺皇上大婚为由，馈赠一条“婚礼铁路”当作礼品，这一提议被守旧皇族婉拒。民国后，“婚礼铁路”作为时髦的象征，成为青年男女热衷的蜜月旅行交通工具。当时，京沪（南京至上海）铁路公司瞄准了这一市场，为凸显“人情味和生意经”，效仿西方推广“蜜月旅行”服务。公司专辟数节车厢，将车厢装饰成花的海洋，为新婚夫妇营造出浪漫的氛围，并配备专门服务生进行服务。此项目一经推广，城市新婚男女便趋之若鹜。当然，其高昂的价格也非普通人所能承担，仅限于富贾贵胄。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活动在华日炽，以往限于交通所阻，传教士的活动区域多为大城市或中心城市。随着铁路交通的日趋便利，传教士的足迹遍及穷乡僻野，诸多皈依基督教的青年男女在结婚时，更愿意择取教堂作为举行婚礼仪式的场所，并延聘牧师或神父主持婚礼。婚礼仪式甚为简约，与西方婚礼无异。
铁路改变了民众的逸趣
铁路线犹如血脉，将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输送至每一簇神经，引起了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变化，民众的衣食住行习惯也发生改变。以服饰为例，以往中国人的服饰文化中更多体现的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审美情趣稍滞。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民众的审美趣旨发生变化，人们偏向于“以貌取人”，以追求时髦和个性服饰为首要目标。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无论为官、为商、为士还是为民，家赀稍有盈余，竞相以衣服为炫耀。下至娼优隶卒，就其外貌观之，俨然旺族之家。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西服的出现，靠近铁路沿线的城市乡镇尤为明显。
《大公报》刊载专刊描述当时情景：“有剪了头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穿洋装的，有把髻梳在前面像一朵花、像一朵蝴蝶似的，也有梳在头顶上的，梳在两旁的，梳在后头的，有千百个式样。”大街上穿西洋装、东洋装、汉装、满装的人应有尽有，甚为庞杂，目不暇接。据《吉林新志》载：“近来都市之中，新式工厂、商店之工人及学生则着学生服，各官厅之服务员多着西洋服矣。”在奉天省的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县），上流社会人士多穿着西式洋服，所需布料概用呢绒制品，其礼服、军警、学生服饰，各有定制。尤为关注的是，既往女学生或官绅妇女以旧式旗袍为最，如今则多着短衣，袖仅及肘，裙不过膝，另加外套，类男子洋服，为最文明的装束。在中东铁路穿城而过的滨江道双城县（今黑龙江省双城市），城内男女以着洋服为时髦，学界及官宦家妇女更复短衣着裙，以往旧穿式妇女佩戴的金银铜等饰物不再佩戴。仅与此相隔数里的宝清县，却与双城县截然不同，此县妇女依旧穿着蓝布衫或蓝大袄，以佩戴银镯、耳坠、银簪子为尚，两县差距明显。故此，距离铁路线较近的地方，文明服饰日渐增多；距离铁路线远僻之处，文明服饰革新较小。在一些大城市中，西装革履俨然成为交际圈中的必备品。
与此同时，西餐作为一种时尚生活的标志，开始渐入寻常百姓之家。晚清时期，西餐只在东南沿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略有鲜见，服务对象主要是在华外籍人士及华人买办、留学生等。民国以后，随着铁路交通的发展，西餐延伸至内地，逐渐被国人接纳。在北京，一些缙绅 “器必洋式，食必西餐”；“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
在文娱方面，西方传入的电影、“文明戏”、交谊舞会等活动，也随着铁路的延伸而遍布城乡。
【责任编辑】王 凯
铁路改变了社会旧俗
追溯中国历史，国人的代步工具甚多，有马车、牛车、肩舆、独轮车、舟船等。时至晚清，交通工具蔚然改观，火车作为新式交通工具，与其他交通工具相比，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普及至中下层社会，大多数乘坐火车的中国人仅将它视为娱乐工具。
清同治四年（1865年）七月，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造小铁道，试行小火车，诱发了国人的好奇心。囿于当时国人的观念，铁路一直被视为西方“淫技”，专供贵族官僚“把玩”。在民间，铁路受到民众的普遍抵制。李鸿章奉旨奏述修筑铁路原委时指出：“铁路之兴，大利约有九端：便于国计者利一，便于军政者利二，便于京师者利三，便于民生者利四，便于转运者利五，便于邮政者利六，便于矿务者利七，便于招商轮船者利八，便于行旅者利九。”公车上书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将铁路视为“富国六法”。百日维新时，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建议筹设铁路局，“应效仿泰西各国，举全国之力修筑铁路。”至此，铁路逐渐为国人所接受，铁路修筑权与管理权也被视为国家利权。
清末，铁路开始改变人们的行为与观念。连接南北的卢汉铁路、津浦铁路先后贯通，人们渐弃运河行舟，改乘火车。由于火车售票时不分性别，男女杂坐同一车厢的情景也就见怪不怪了。女权运动是时代变革的标志，有识妇女诉诸公权力、参与政治，日渐成习。1907年，江浙绅商为力保苏杭甬铁路，抵拒向英国借款，提议成立“保路会及拒款公会”。江浙女界人士倡言“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女界同胞不得不除其旧习，互相联络，讲求有关公益之事”，集会成立了“江浙女界拒款会”。在拒款会所刊章程中，女界同胞要求各绅商富户阔太及经济尚可的女同胞共纾国难，冀其“摒弃金珠首饰，变价买股，禀告父母翁姑，劝导丈夫兄弟，督率子女媳妇集款买股”。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亦成立有女子保路同志会。
读报是人们休闲和了解社会的方式之一。以往的外埠报刊多依靠电报传递讯息，售价颇高，受众面仅囿于上层富绅。随着铁路的开通，报纸的售价骤然下降，普通民众养成读报习惯。清末民初，沪杭甬铁路全线贯通，上海、杭州各式中西报刊纷纷在宁波设立分局，宁波城乡广设阅报所，最多时达130余处。宁波镇海北乡骆驼桥一带风气闭塞，居民智识浅陋，当地名士盛在遒、盛沛宁等联合同志设立阅报社，订购沪杭甬各报，分头悬挂，以供众览。
铁路改变了传统婚俗
民间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相间十里，习尚不同”的说法。囿于古代交通条件所限，各区域间的婚俗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伴随着近代铁路交通的延伸，不同区域间的藩篱被打破，带来了文化的更替与勃兴，尤在清末民初之际，西方婚俗涌入华夏，铁路沿线各大城市“欧风渐广、西俗愈盛”。
中国传统的婚俗仪式繁琐，程序严谨，尤为强调宗族与家世是否匹配，乃是“轻过程、重结果”的婚俗。西方社会的婚俗则看重情感培养，在程式上删繁就简，强调“度蜜月、自由恋爱”等潮流，与中式传统婚俗迥异有别。民国初年，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以“启迪新思想、开启文明生活”为宗旨，大力倡导改造旧俗，其重要的变革就在于改变传统婚俗中的繁文缛节，强调婚姻自由，文明婚姻渐为人们所接受。
文明婚姻并非是完全西化的婚姻，而是新旧仪式掺用的婚姻，它抛开了旧式婚俗中的三跪九叩之礼，摒弃了以秤掀盖的喻意仪式，在院内假作礼堂，由傧相引导，新婚夫妇行相见礼，转面向宾客叩谢，再与翁婆相认，只需鞠躬数次，仪式便已终结。辽宁省铁岭县本是偏居一隅、信息闭塞的小县，后因南满铁路在此穿过，以致当地商埠日盛，沿街店面鳞次栉比，人口众多，新式生活方式遂一并传入。民国初年，铁岭的婚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有婚配之家，延聘长者担任证婚人，设礼幕于堂中，并次第按照证婚人、介绍人、男女主持人及男女来宾座次排序。证婚人展读证婚书，为新人交换饰物，新郎及新娘行相见礼，随后盖章，证婚人等依次盖章。礼仪罢后，由乐队作乐，鸣唱婚庆歌曲，仪式遂告毕。当然，这样的新式婚礼一般只在较为开明的缙绅之家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礼俗也渐为寻常人家所接纳，以致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婚礼也渐趋类同。
山西大同的传统婚俗极具三晋特色，婚俗仪式繁琐复杂。1914年，北平（今北京市）至绥远（今呼和浩特市）的平绥铁路修竣通车，其中大同县至口泉镇一段铁路长达34里，贯穿大同境内。大同婚俗遂为之一变：“（删）旧习之繁重，行文明之结婚。”内蒙古包头地区位于阴山余脉，原是以畜牧业为主的集镇。1923年1月，平绥铁路延展至包头，使得包头一跃成为西北地区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和水旱码头，此后极具蒙古韵味的婚俗逐渐被新式婚俗所取代。据地方志载，倘若男女二人商洽同意，即可订立婚约。随着铁路向少数民族地区延伸，不同民族间的杂婚现象陡增。尤其是在西北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在新式婚俗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民族婚俗悄然变革。满族是散居在我国东北地区、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依循满族旧俗，迎亲礼多在傍晚举行，新郎的平辈亲朋有夜晚闹洞房的习俗，他们与新郎、新娘一道吃、耍，直至深夜才离去。20世纪30年代，缘于铁路交通运输的发展，满族渐改旧习，婚庆典礼由夜晚改为中午，迎亲的红布轿子改成玻璃亮花轿，娶亲随从由女性换成男性，新郎不再等婚，而是由大班鼓匠引路，由一位伴郎陪同，亲自上门迎娶。
城市中的青年男女尤以“新式文明婚俗”为荣，酷爱旅行结婚或乘坐火车度蜜月。中国最早也最有名气的“婚礼铁路”是献给清同治皇帝夫妇的。1873年，年仅16岁的载淳与蒙古正蓝旗阿鲁特氏婚配，是为孝哲毅皇后。为了庆祝皇家婚礼盛典，一家名为兰逊—瑞碧的公司在英国商会的支持下，决定以庆贺皇上大婚为由，馈赠一条“婚礼铁路”当作礼品，这一提议被守旧皇族婉拒。民国后，“婚礼铁路”作为时髦的象征，成为青年男女热衷的蜜月旅行交通工具。当时，京沪（南京至上海）铁路公司瞄准了这一市场，为凸显“人情味和生意经”，效仿西方推广“蜜月旅行”服务。公司专辟数节车厢，将车厢装饰成花的海洋，为新婚夫妇营造出浪漫的氛围，并配备专门服务生进行服务。此项目一经推广，城市新婚男女便趋之若鹜。当然，其高昂的价格也非普通人所能承担，仅限于富贾贵胄。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活动在华日炽，以往限于交通所阻，传教士的活动区域多为大城市或中心城市。随着铁路交通的日趋便利，传教士的足迹遍及穷乡僻野，诸多皈依基督教的青年男女在结婚时，更愿意择取教堂作为举行婚礼仪式的场所，并延聘牧师或神父主持婚礼。婚礼仪式甚为简约，与西方婚礼无异。
铁路改变了民众的逸趣
铁路线犹如血脉，将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输送至每一簇神经，引起了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变化，民众的衣食住行习惯也发生改变。以服饰为例，以往中国人的服饰文化中更多体现的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审美情趣稍滞。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民众的审美趣旨发生变化，人们偏向于“以貌取人”，以追求时髦和个性服饰为首要目标。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无论为官、为商、为士还是为民，家赀稍有盈余，竞相以衣服为炫耀。下至娼优隶卒，就其外貌观之，俨然旺族之家。最为直观的体现就是西服的出现，靠近铁路沿线的城市乡镇尤为明显。
《大公报》刊载专刊描述当时情景：“有剪了头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穿洋装的，有把髻梳在前面像一朵花、像一朵蝴蝶似的，也有梳在头顶上的，梳在两旁的，梳在后头的，有千百个式样。”大街上穿西洋装、东洋装、汉装、满装的人应有尽有，甚为庞杂，目不暇接。据《吉林新志》载：“近来都市之中，新式工厂、商店之工人及学生则着学生服，各官厅之服务员多着西洋服矣。”在奉天省的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县），上流社会人士多穿着西式洋服，所需布料概用呢绒制品，其礼服、军警、学生服饰，各有定制。尤为关注的是，既往女学生或官绅妇女以旧式旗袍为最，如今则多着短衣，袖仅及肘，裙不过膝，另加外套，类男子洋服，为最文明的装束。在中东铁路穿城而过的滨江道双城县（今黑龙江省双城市），城内男女以着洋服为时髦，学界及官宦家妇女更复短衣着裙，以往旧穿式妇女佩戴的金银铜等饰物不再佩戴。仅与此相隔数里的宝清县，却与双城县截然不同，此县妇女依旧穿着蓝布衫或蓝大袄，以佩戴银镯、耳坠、银簪子为尚，两县差距明显。故此，距离铁路线较近的地方，文明服饰日渐增多；距离铁路线远僻之处，文明服饰革新较小。在一些大城市中，西装革履俨然成为交际圈中的必备品。
与此同时，西餐作为一种时尚生活的标志，开始渐入寻常百姓之家。晚清时期，西餐只在东南沿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略有鲜见，服务对象主要是在华外籍人士及华人买办、留学生等。民国以后，随着铁路交通的发展，西餐延伸至内地，逐渐被国人接纳。在北京，一些缙绅 “器必洋式，食必西餐”；“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
在文娱方面，西方传入的电影、“文明戏”、交谊舞会等活动，也随着铁路的延伸而遍布城乡。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