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孵化器名称：武汉东创
成立时间：1987年
所属类型：综合孵化型
主要特点：不刻意对入孵企业进行筛选，可利用自身信用额度给入孵项目提供贷款，定期提供会诊服务，帮助入孵项目解决技术、财务、团队、股权等方面的问题。
1959年，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巴达维亚工业中心在美国纽约州诞生。1987年，中国首家孵化器在湖北省创立，这家名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以下简称“武汉东创”）的孵化器已经走过了28年的历程。
快速迭代的商业世界里，资历老并不是一个显著优势，但武汉东创在变化中不断调整姿势，用实力证明了“姜还是老的辣”。在这里，有全国最资深的孵化器人才，有超过1000家初创企业的生死档案，还有系统的孵化器行业教程。
28年来，武汉东创累计孵化出近两千家企业，其中有7家上市公司。凯迪电力、三特索道、凡谷电子、楚天激光、国测科技、银泰科技等已成长为国内著名企业。
“前几天我开玩笑说，‘万众创业’这个概念虽然是李总理先提出来的，但我们是最早实践的。”崔建立是武汉东创执行总经理，他告诉《创业家》记者，早些年政府主导的很多孵化器宁肯空着，也要严格按照标准挑选入孵企业。而武汉东创早在2004年就打开了大门，欢迎各类有创业志向的团队入驻。
这还要从武汉东创的市场化改制说起。从2000年开始，武汉东创对原有框架进行改制，成为国内第一家由事业单位改制为公司化运作的科技企业孵化器。2001年，通过自酬资金等方式，以创业人社区为定位的“光谷创业街”正式动工。
2004年，光谷创业街建成，武汉东创的孵化器面积从过去的2万平方米扩大至28万平方米。在这之前，入孵企业必须符合国家科技部的标准，比如只有生物制药、软件开发、新材料、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才有资格申请。但传统的条条框框需要被打破了，一方面，如果还要延续过去的标准，仅靠高新企业无法填满28万平方米体量的光谷创业街，武汉东创面临的成本压力会陡然增大；另一方面，一些创业项目有着不错的市场前景，甚至还自带资金，若拒之门外，一些好项目很有可能就此夭折。
“我们的标准渐渐地放宽了，只要你有创业意愿，有部分资金和团队，以及一个相对成熟的产品，都可以入驻。”崔建立说，目前光谷创业街近400家入孵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企业都属于这一类。
由于有足够的孵化空间，武汉东创一般不会刻意对入孵企业进行筛选。在崔建立看来，这也是“众创”实践的一种体现。“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在初创时期，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即使是投资人对项目的把控都没有那么精准，所以不去刻意筛选，也是怕漏掉这样的未来之星。”
据崔建立介绍，除了基础服务，武汉东创还有一些独有的创业服务。
第一，武汉东创用自己的物业做了2亿元的银行授信，拿出其中1.2亿元用于在孵企业的贷款抵押物。为了监管资金进出情况，武汉东创专门建立了一个融资服务平台。在孵企业若有贷款需求，先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申请，由孵化器和银行共同考评。贷款到位后，企业对这笔钱的用途可以通过上述在线平台进行监控和管理。
“一般小企业没有抵押物，或者信誉和市场还不是很明晰的情况下，很难申请到银行贷款。我们相当于把自己的信用额度让度给在孵企业，银行通过在线融资平台，先将贷款打给我们，我们再打给企业。”
第二，开发了行业服务平台“信物宝”，帮助企业进行产品技术的推介和营销，相当于企业多出了一个市场拓展的渠道。
第三，定期对企业进行会诊。创立28年来，武汉东创已经积攒了1000多家企业的项目档案库，其中有20%是存活下来的，另外80%是已经死亡的。“我们会定期做分析，总结企业为什么失败，同时也会持续对成功企业进行观察，提炼它们成功的原因，以及曾经遇到过什么困难。”
有了上述档案分析的积累，武汉东创的会诊团队会对在孵企业进行会诊和指导。初创企业一般会面临技术、财务、团队、股权上的问题，会诊部门则会对症下药，并进行辅导。
崔建立认为，武汉东创的会诊服务是优于创业导师的，因为创业导师都是行业的领军人物，领导的企业已经很大了，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未必适合小企业。
“我们看过太多初创企业的生生死死，总结了一系列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诊断的结论和提供的建议，都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创业导师对创业者而言，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舞。”
崔建立清楚地记得，一家研发机顶盒的在孵企业市场前景非常好，也获得了风险投资，然而内部股东之间却出现了纷争，每个合伙人都认为自己的贡献大，理应获得更多的股权比例。武汉东创就此组织了法律和财务人员组成的会诊团队，与这家企业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
“我们的建议是，这个项目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如果你们的分歧导致公司停止发展，市场被抢走，项目肯定就死掉了，到时候无论手里的股份多大都是零。”这家公司听取了武汉东创的建议，内部进行了调整，很快重回正轨。
在崔建立看业，多年培养出的孵化器人才是武汉东创的宝贵财富，近一半的员工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10年。“这个行业跟学校、医院有点像，资历越老的老师、医生，越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孵化器人才亦是如此。”
以崔建立自己为例，2000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了武汉东创，历经项目投资顾问、园区招商、企业服务等职位。2007年，他甚至被派到武汉东创联合投资的一家企业担任董事长，参与企业的运营，要去招聘员工、制定经营计划，还要做推广，需要面对公司成长的一系列问题。“这对我们就是锻炼和提升，当你回过头来再做企业服务的时候，你就能与企业有更多共鸣，真正了解企业的需求。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无法速成。”
武汉东创直接服务在孵企业的部门是企业部，有近30名员工，他们有不同的服务方向，可根据企业情况随时进行组合。在服务人员和在孵企业的比例上，平均每人服务20～30家企业。这样的比例一是基于武汉东创多年的经验沉淀，二是美国的孵化器行业会有一个辐射半径，规定在孵的企业不能太多，否则孵化效果就被稀释了。
在崔建立的眼里，每个服务人员相当于一位班主任，他负责的企业相当于水平不同的学生。“他需要对这几十家企业进行打分排名，哪些是自己不需要插手太多的，哪些是需要帮扶的，哪些是完全帮不了，甚至有可能会死掉的，他的脑海里要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只有这样，在具体孵化服务的过程中，才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完全就是班主任的套路。”
成立时间：1987年
所属类型：综合孵化型
主要特点：不刻意对入孵企业进行筛选，可利用自身信用额度给入孵项目提供贷款，定期提供会诊服务，帮助入孵项目解决技术、财务、团队、股权等方面的问题。
1959年，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巴达维亚工业中心在美国纽约州诞生。1987年，中国首家孵化器在湖北省创立，这家名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以下简称“武汉东创”）的孵化器已经走过了28年的历程。
快速迭代的商业世界里，资历老并不是一个显著优势，但武汉东创在变化中不断调整姿势，用实力证明了“姜还是老的辣”。在这里，有全国最资深的孵化器人才，有超过1000家初创企业的生死档案，还有系统的孵化器行业教程。
28年来，武汉东创累计孵化出近两千家企业，其中有7家上市公司。凯迪电力、三特索道、凡谷电子、楚天激光、国测科技、银泰科技等已成长为国内著名企业。
最早实践万众创业
“前几天我开玩笑说，‘万众创业’这个概念虽然是李总理先提出来的，但我们是最早实践的。”崔建立是武汉东创执行总经理，他告诉《创业家》记者，早些年政府主导的很多孵化器宁肯空着，也要严格按照标准挑选入孵企业。而武汉东创早在2004年就打开了大门，欢迎各类有创业志向的团队入驻。
这还要从武汉东创的市场化改制说起。从2000年开始，武汉东创对原有框架进行改制，成为国内第一家由事业单位改制为公司化运作的科技企业孵化器。2001年，通过自酬资金等方式，以创业人社区为定位的“光谷创业街”正式动工。
2004年，光谷创业街建成，武汉东创的孵化器面积从过去的2万平方米扩大至28万平方米。在这之前，入孵企业必须符合国家科技部的标准，比如只有生物制药、软件开发、新材料、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企业才有资格申请。但传统的条条框框需要被打破了，一方面，如果还要延续过去的标准，仅靠高新企业无法填满28万平方米体量的光谷创业街，武汉东创面临的成本压力会陡然增大；另一方面，一些创业项目有着不错的市场前景，甚至还自带资金，若拒之门外，一些好项目很有可能就此夭折。
“我们的标准渐渐地放宽了，只要你有创业意愿，有部分资金和团队，以及一个相对成熟的产品，都可以入驻。”崔建立说，目前光谷创业街近400家入孵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企业都属于这一类。
由于有足够的孵化空间，武汉东创一般不会刻意对入孵企业进行筛选。在崔建立看来，这也是“众创”实践的一种体现。“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在初创时期，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即使是投资人对项目的把控都没有那么精准，所以不去刻意筛选，也是怕漏掉这样的未来之星。”
独特的增值服务
据崔建立介绍，除了基础服务，武汉东创还有一些独有的创业服务。
第一，武汉东创用自己的物业做了2亿元的银行授信，拿出其中1.2亿元用于在孵企业的贷款抵押物。为了监管资金进出情况，武汉东创专门建立了一个融资服务平台。在孵企业若有贷款需求，先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申请，由孵化器和银行共同考评。贷款到位后，企业对这笔钱的用途可以通过上述在线平台进行监控和管理。
“一般小企业没有抵押物，或者信誉和市场还不是很明晰的情况下，很难申请到银行贷款。我们相当于把自己的信用额度让度给在孵企业，银行通过在线融资平台，先将贷款打给我们，我们再打给企业。”
第二，开发了行业服务平台“信物宝”，帮助企业进行产品技术的推介和营销，相当于企业多出了一个市场拓展的渠道。
第三，定期对企业进行会诊。创立28年来，武汉东创已经积攒了1000多家企业的项目档案库，其中有20%是存活下来的，另外80%是已经死亡的。“我们会定期做分析，总结企业为什么失败，同时也会持续对成功企业进行观察，提炼它们成功的原因，以及曾经遇到过什么困难。”
有了上述档案分析的积累，武汉东创的会诊团队会对在孵企业进行会诊和指导。初创企业一般会面临技术、财务、团队、股权上的问题，会诊部门则会对症下药，并进行辅导。
崔建立认为，武汉东创的会诊服务是优于创业导师的，因为创业导师都是行业的领军人物，领导的企业已经很大了，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未必适合小企业。
“我们看过太多初创企业的生生死死，总结了一系列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诊断的结论和提供的建议，都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创业导师对创业者而言，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舞。”
崔建立清楚地记得，一家研发机顶盒的在孵企业市场前景非常好，也获得了风险投资，然而内部股东之间却出现了纷争，每个合伙人都认为自己的贡献大，理应获得更多的股权比例。武汉东创就此组织了法律和财务人员组成的会诊团队，与这家企业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
“我们的建议是，这个项目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如果你们的分歧导致公司停止发展，市场被抢走，项目肯定就死掉了，到时候无论手里的股份多大都是零。”这家公司听取了武汉东创的建议，内部进行了调整，很快重回正轨。
孵化器人才如何养成
在崔建立看业，多年培养出的孵化器人才是武汉东创的宝贵财富，近一半的员工在这里工作已经超过10年。“这个行业跟学校、医院有点像，资历越老的老师、医生，越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孵化器人才亦是如此。”
以崔建立自己为例，2000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了武汉东创，历经项目投资顾问、园区招商、企业服务等职位。2007年，他甚至被派到武汉东创联合投资的一家企业担任董事长，参与企业的运营，要去招聘员工、制定经营计划，还要做推广，需要面对公司成长的一系列问题。“这对我们就是锻炼和提升，当你回过头来再做企业服务的时候，你就能与企业有更多共鸣，真正了解企业的需求。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的积淀，无法速成。”
武汉东创直接服务在孵企业的部门是企业部，有近30名员工，他们有不同的服务方向，可根据企业情况随时进行组合。在服务人员和在孵企业的比例上，平均每人服务20～30家企业。这样的比例一是基于武汉东创多年的经验沉淀，二是美国的孵化器行业会有一个辐射半径，规定在孵的企业不能太多，否则孵化效果就被稀释了。
在崔建立的眼里，每个服务人员相当于一位班主任，他负责的企业相当于水平不同的学生。“他需要对这几十家企业进行打分排名，哪些是自己不需要插手太多的，哪些是需要帮扶的，哪些是完全帮不了，甚至有可能会死掉的，他的脑海里要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只有这样，在具体孵化服务的过程中，才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完全就是班主任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