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旨在探究二语交互中交谈方式和交谈对象对学习者语言产出中结构启动效应的影响。研究者借鉴同盟者脚本范式的具体步骤，针对此次研究设计了明示性对话和非明示性对话两种对话方式，观察了受试在两种不同对话方式中与不同交谈对象对话中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现象。
关键词：结构启动；对话对象；对话方式；二语交互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03-0091-05
一、引言
1986年Bock首次研究结构启动，为探索句子产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Bock将结构启动定义为人们在语言交流中容易受之前接触的句法结构的影响，往往会在随后的表达中运用之前的句法结构的现象。Branigan（2000）证实对话中结构启动效应很强。Gries（2005）用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现实情景对话中的结构启动，发现自然对话中的启动效应更显著。研究还发现当启动句和目标句中的关键动词相同时，启动效应会显著增大。王启（2012）采用脚本互动范式探究二语交互中的结构启动，发现二语水平不能决定结构启动的存在，水平高低与启动效应大小成正比。苗佳（2015）认为双语句法结构研究能有效地克服二语学习中负迁移、句法误用等难题。由上述研究结果可知，目前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现象研究大多是围绕其制约因素展开的。
二、结构启动实验设计
（一）实验目的
本次研究旨在识别对话方式差异和对话对象的差异对语言产出过程中结构启动发生的影响，揭示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的规律，并探讨其与二语发展的关系。观察结构启动对交互式二语学习的促进作用。针对以上研究目的我们提出了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1.对话类型是不是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2.对话对象是不是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主要影响因素？
3.对话方式和对话对象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的影响对二语教学有什么指导意义？
（二）目标结构
启动句是英语中最基本的问句句型：特殊疑问句。目标结构是与特殊疑问句关键动词和部分句型一致的句子。目标结构的选取基于以下两点：1）有研究表明，关键动词在结构启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能够极大地影响结构启动的产生。Pickering and Branigan（1999）研究证明在启动句与目标句关键动词不同时，启动是存在的，如果启动句与目标句关键动词一致，启动效应更强。2）特征明显的目标句能更好地证实结构启动的存在。与启动句关键动词和句式相同的句子能够证明结构启动在对话中存在的普遍性。Pickering and Ferreira （2008）认为句子产出很大程度上依赖某个抽象句子结构，这个结构可以是部分言语表达或是短语式的成分，能影响结构启动。并且，他们的实验证实结构启动通常在启动句与目标句享有多个共同句法表达时更为明显。此次研究目标的目标结构如例1中所示：
例1：A：What do people in Shanghai usually have for birthday？（启动句）
B：①We usually eat noodles for the birthday.
②We usually have noodles for the birthday.（目标句）
③Usually noodles are prepared and served for the birthday.
对话例1中，A部分的特殊疑问句就是启动句，关键动词是have。从句型和语态来看，答案选项①②都是特殊疑问句的正确答句，且选项②的关键动词“have”与启动句一致。因此，选项②“We usually have noodles for the birthday.”是例1中预设的目标句，答案①也体现启动的存在，但特征不够明显，在此不作为目标句讨论。答案③是正确回答，其语态是被动态且关键动词也与启动句不同。
（三）受试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学生为被试的结构启动研究较少。本研究受试皆选自高校中外合作项目内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由于项目内中外教教授的语言课和专业课比重较大，多门课引进英语原版材料。受试所接受的二语教育有一定特殊性。使用二语进行学习的频率比一般的国内二语学习者高，又比在英语国家留学的二语学习者低。以该群体为被试扩展了实验的研究范围，其实验结果揭示新的受试群体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的特点，丰富了启动研究的结论。
（四）实验材料
Pickering 和 Garrod （2004）认为对话是最自然的基础的语言运用形式。对话分析揭示了启动是协作和相互理解过程中的中心机制。因此，对话揭示了启动的重要功能角色。此次研究将在实验中探讨对话中的结构启动现象。Pickering 和 Garrod （2004）指出从必要的实验控制程度方面来看，很多研究者认为捕捉到自然对话中对研究有价值的语句难度较大。为克服上述困难，有效限定实验材料，我们尝试为受试提供了对话脚本，尽量使研究既贴近现实又降低自然对话的不可控性，简化对话中双方意义协同过程，减少不确定因素干扰（无话可说、表达不准确、误解），更精准地捕捉对话中结构启动状态。根据试验需要，避免测试時重复使用实验材料，我们设计了四套对话脚本。每套对话脚本包含三十个简短的话题性问答对话。话题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聚会、就医、运动、购物、用餐等。对话中的生僻单词都标注了释义。正式试验之前，实验员简要向受试说明实验操作。
（五）实验范式
Branigan（2000）设计的同盟者脚本范式是个对话游戏，参与者与互不认识的一个同盟者（即假装为另一受试的研究助手）在实验员指导下结对轮流用英语描述图片并匹配。同盟者只需读出目标图片上预先设计好的脚本。本次研究借用了同盟者脚本技术设计了明示性对话和非明示性对话两种模式测试被试。明示性对话方法指为受试提供话题性问答对话脚本，其问题部分是启动句，预设答案选项中包含句型结构完整的目标句和非目标句。要求对话的双方在一个测试中轮流承担受试和同盟者。担任同盟者一方只需读出脚本部分问句，而受试一方只需从脚本的预设答案选项中选出一项念出即可。非明示性对话方法指为受试和同盟者提供话题性问答脚本，要求进行對话的双方在一个测试中轮流承担受试和同盟者角色，脚本中只为受试一方提供了答案要点，担任同盟者一方必须读出脚本部分问句而受试需根据答案提示，自己组织语言给出句型结构完整的回答。明示性对话脚本形式请参看例1。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受试的对话脚本形式如下所示。 例2：A：What are you going to have to eat？（启动句）
B：（Scrambled eggs and toast）（答案提示）
I am going to have scrambled eggs and toast to eat.（目标句）
（六）实验过程
实验一
本实验随机抽取48位被试，将其分为两组，每组24个受试，我们称组1和组2。采用双样本组间设计与t检验，考察了1个组间变量对话类型，对话类型包含两个水平明示性对话和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以同学间一对一的对话为前提，一组接受明示性对话测试，另一组接受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两个对话测试各分两步进行，一次完成。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受试两两结对，一方为受试，一方充当同盟者，共同完成对话脚本一的30个对话。然后，互换角色共同完成对话脚本二的30个对话测试。这样也确保了受试产生的实验结果不会受到练习效应的影响。每个受试要完成30个对话，每选出一个目标句得一分，满分记为30分。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测试步骤与明示性对话测试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受试每产出一个目标句得一分，满分记为30分。所收集到的数据均采用spss22.0进行了处理，显著性水平设在0.05。
表中t检验结果表明：通过双尾检验，在0.05水平上，两样本存在显著差异。T（46）=-5.915，p≤0.05。受试在明示性对话模式下的目标句产出（M=13.17，SD=2.444）与在非明示性对话模式下目标句产出（M=17，96，SD=3.127）有显著差异。由此可知，明示性对话组和非明示性对话组二语产出中受试结构启动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果说明，对话模式是受试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存在状态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计算得出两者的效果量为0.43，说明在同学间非显性对话模式下受试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效应显著强于同学间明示性对话模式下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
实验二
在实验二中，我们要对比明示性对话模式下同学间一对一对话模式和师生间一对多对话中结构启动差别。交谈对象不同，对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随机抽取24位被试，称其为组2。考察该组受试在师生间一对多对话中产出目标句的得分。此测试使用对话脚本三有30个问答对话，每段问答有三个预设答案选项，其中一个是目标句。由教师充当同盟者，念出每段问答的问题，24名受试各自从对话脚本从预设答案选项中选定一项并念出，受试每选出一个目标句得一分，满分为30分。收集组2数据，将其与实验一中所收集的组1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实验一中组1完成的明示性对话模式下同学间一对一对话测试满足了实验二的测试需求，实验二无需重复这个测试，组1的实验数据可以直接采用。所收集到的数据均采用spss22.0进行了处理，显著性水平设在0.05。
表中t检验结果表明：通过双尾检验，在0.05水平上，两样本不存在显著差异。T（46）=-1.017，p>0.05。也就是说，两组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对话对象不是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讨论
我们通过计算目标句产出的百分比得出结果：同学间明示性对话测试中，目标句总数是720个，而受试选出的目标句占总数的41%；同学间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目标句产出占总数的57%。在非明示性对话中，受试选出的目标句数量明显高于另一种对话方式。实验二的目标句产出百分比显示：当对话对象为教师时，受试选用目标句占总数的43%；当对话对象为同学时，受试选择目标句占总数的41%。明示性对话条件下，受试与同学对话时选出的目标句百分比略低于与教师对话時选出的目标句百分比。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实验一、实验二都证实受试在此次不同的对话测试条件下受试二语产出中都存在结构启动现象。这个结果进一步证实了2009年王敏的研究结论：结构启动在二语产出中是稳定的心理过程。
实验一发现不同对话方式中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存在状态有显著差异，受试在非明示性对话中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效应强度显著高于明示性对话中的结构启动效应。我们认为导致实验一结果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受试在两种对话方式中投入到启动句结构的注意力多少不同。Naoko（2007）指出不同形式的对话设计引导学习者的注意力投注到语言的不同方面。学习者的注意力有时会投注到语言的流畅性和词汇量上，有时候会投注到语法的准确性方面。“学习者的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处理内容和形式，而内容总是优先被处理，那么放到形式上的注意力资源就非常有限了。”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受试被要求浏览脚本中三个预设答案，理解各个选项的语义的过程分散了受试的部分注意力。受试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同盟者提问时所使用启动句的句型结构上。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对话脚本中只为受试提供了答案要点。受试不需推敲预设答案选项，注意力集中在启动句的句法结构上。回答问题时，受启动句的影响，产出目标句的比率更高。其二，受试在两种对话方式中与启动句协同的程度不同。Pickering 和 Garrod （2004）认为，结构启动是谈话双方的句法表征在会话过程中相互协同的结果。在Pickering 和 Garrod （2004）所提出的会话性连续统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对话连续统反应了交谈双方在各种对话形式中（如视频聊天、日常礼貌交际、多人讨论、讲座、演讲和辩论等）的密切程度不同。与为受试提供了完整预设答案选项，不需要依赖提问者话语结构的明示性对话相比，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受试需自己产出答案，在急于完成对话时，受试与同盟者话语协同的意愿更强，启动的效應也随之加强。也就是说，受试在非明示性对话条件下更容易受到启动句的影响，产出目标句。受上述结论的启发，教师在二语教学中设计同学间一对一交互练习时应设置没有明确预设答案选项的问答对话练习，更有助于学习者习得并完善句型结构。 实验二发现受试与不同对话对象交谈，其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所考察的师生和生生对话方式对受试习得并完善英语句型结构都有促进作用且效果差异不大。相比之下，师生间一对多对话中的结构启动效应略明显些。我们认为导致以上差异的原因有两点：其一，Fay et al.（2000）研究发现在一个五人小组对话中，说话者的语言倾向于与前面刚说过话的那人协作，但在多人组对话中，说话者是与小组中有主导地位的说话者协作。从规模上来看，教师与24个受试一对多问答测试，属于多人对话。测试中教师承担提问任务，主动发起提问，是小组中有主导地位的说话者，受试话语倾向于与教师话语协作；从对话形式来说，教师一人提问，24名受试各自选出自己认可的答案进行回答。受试之间相互不交谈，其形式近似一对一问答对话，属于五人以下小组对话。教师充当同盟者，总是提问一方，每段对话的发起者，受试总是回答者。因此受试倾向于与之前刚提问过的教师协作。其二：Cheng（2002）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证实那些相信教师专业权威的学生倾向于在学习过程中高度依赖他们的老师。教师往往是受学生尊重的并且主导谈话的一方。因此，受试更倾向于与教师语言协同，产出更多的目标句。我们得到的启发是教师在二语课堂上应适时地多采用以上两种对话形式，特别是教师提问学生集体回答这种师生互动形式，促进学习者在教师规范的课堂用语引导下完成自身的二语句型构建。
四、结语
本研究设定了特征明显的句子为目标结构，借鉴了同盟者脚本技术，设计了新的实验方式，考察了在不同的限定条件下受试二语交互产出中结构启动存在状态。实验一的结果表明：以同学间一对一对话为前提，在明示性对话和非明示性对话中，受试二语产出中都存在结构启动现象，受试在这两种对话方式中选择或产出的目标句数量有显著差异。在非明示性对话方式中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更强，证实了对话方式是影响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存在状态的主要因素。实验二的结果表明：以明示性对话为前提，同学间一对一对话与师生间一对多对话中受试二语产出的目标句数量没有显著差异，初步证实对话对象不是影响受试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存在状态的主要因素。总的来说，学习者对两种二语交互方式持接受的态度，尤其偏爱师生一对多对话方式。随后，作者分析了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的成因并采用相关理论予以论证说明。上述结论对二语教学的指导意义体现在教学者把握不同对话条件下受试对语言的调整和运用规律，搭建二语交互教学平台，设计有效的英语交互练习，促成结构启动的发生，强化学习者所掌握的正确语言形式，完善已习得的句型结构。当然，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所研究的交互过程与自然的二语交互有一定差異。其次，由于实验条件限制，我们只考察对比了同学间明示性对话，同学间非明示性对话，师生间明示性对话三种情况下的结构启动效应，未将各种课堂对话方式都纳入实验中。例如本次研究未涉及师生间一对一的对话模式中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从长期的课堂教学观察来看，作者可以初步假设这两种对话模式中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效应有差异，此假设有待于后续实验的证实。因此，本研究的结论是阶段性的、有局限性的。以后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究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还受哪些因素的制约，对二语习得有什么影响，继续发掘结构启动与二语学习发生机理的关系。
参考文献：
[1]Bock，K.Syntactic persistence in language production [J].Cognitive Psychology，1986，（18）：355-387.
[2]Branigan，H.P.，Pickering，M.J.
关键词：结构启动；对话对象；对话方式；二语交互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03-0091-05
一、引言
1986年Bock首次研究结构启动，为探索句子产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Bock将结构启动定义为人们在语言交流中容易受之前接触的句法结构的影响，往往会在随后的表达中运用之前的句法结构的现象。Branigan（2000）证实对话中结构启动效应很强。Gries（2005）用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现实情景对话中的结构启动，发现自然对话中的启动效应更显著。研究还发现当启动句和目标句中的关键动词相同时，启动效应会显著增大。王启（2012）采用脚本互动范式探究二语交互中的结构启动，发现二语水平不能决定结构启动的存在，水平高低与启动效应大小成正比。苗佳（2015）认为双语句法结构研究能有效地克服二语学习中负迁移、句法误用等难题。由上述研究结果可知，目前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现象研究大多是围绕其制约因素展开的。
二、结构启动实验设计
（一）实验目的
本次研究旨在识别对话方式差异和对话对象的差异对语言产出过程中结构启动发生的影响，揭示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的规律，并探讨其与二语发展的关系。观察结构启动对交互式二语学习的促进作用。针对以上研究目的我们提出了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1.对话类型是不是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
2.对话对象是不是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主要影响因素？
3.对话方式和对话对象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的影响对二语教学有什么指导意义？
（二）目标结构
启动句是英语中最基本的问句句型：特殊疑问句。目标结构是与特殊疑问句关键动词和部分句型一致的句子。目标结构的选取基于以下两点：1）有研究表明，关键动词在结构启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能够极大地影响结构启动的产生。Pickering and Branigan（1999）研究证明在启动句与目标句关键动词不同时，启动是存在的，如果启动句与目标句关键动词一致，启动效应更强。2）特征明显的目标句能更好地证实结构启动的存在。与启动句关键动词和句式相同的句子能够证明结构启动在对话中存在的普遍性。Pickering and Ferreira （2008）认为句子产出很大程度上依赖某个抽象句子结构，这个结构可以是部分言语表达或是短语式的成分，能影响结构启动。并且，他们的实验证实结构启动通常在启动句与目标句享有多个共同句法表达时更为明显。此次研究目标的目标结构如例1中所示：
例1：A：What do people in Shanghai usually have for birthday？（启动句）
B：①We usually eat noodles for the birthday.
②We usually have noodles for the birthday.（目标句）
③Usually noodles are prepared and served for the birthday.
对话例1中，A部分的特殊疑问句就是启动句，关键动词是have。从句型和语态来看，答案选项①②都是特殊疑问句的正确答句，且选项②的关键动词“have”与启动句一致。因此，选项②“We usually have noodles for the birthday.”是例1中预设的目标句，答案①也体现启动的存在，但特征不够明显，在此不作为目标句讨论。答案③是正确回答，其语态是被动态且关键动词也与启动句不同。
（三）受试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内学生为被试的结构启动研究较少。本研究受试皆选自高校中外合作项目内非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由于项目内中外教教授的语言课和专业课比重较大，多门课引进英语原版材料。受试所接受的二语教育有一定特殊性。使用二语进行学习的频率比一般的国内二语学习者高，又比在英语国家留学的二语学习者低。以该群体为被试扩展了实验的研究范围，其实验结果揭示新的受试群体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的特点，丰富了启动研究的结论。
（四）实验材料
Pickering 和 Garrod （2004）认为对话是最自然的基础的语言运用形式。对话分析揭示了启动是协作和相互理解过程中的中心机制。因此，对话揭示了启动的重要功能角色。此次研究将在实验中探讨对话中的结构启动现象。Pickering 和 Garrod （2004）指出从必要的实验控制程度方面来看，很多研究者认为捕捉到自然对话中对研究有价值的语句难度较大。为克服上述困难，有效限定实验材料，我们尝试为受试提供了对话脚本，尽量使研究既贴近现实又降低自然对话的不可控性，简化对话中双方意义协同过程，减少不确定因素干扰（无话可说、表达不准确、误解），更精准地捕捉对话中结构启动状态。根据试验需要，避免测试時重复使用实验材料，我们设计了四套对话脚本。每套对话脚本包含三十个简短的话题性问答对话。话题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聚会、就医、运动、购物、用餐等。对话中的生僻单词都标注了释义。正式试验之前，实验员简要向受试说明实验操作。
（五）实验范式
Branigan（2000）设计的同盟者脚本范式是个对话游戏，参与者与互不认识的一个同盟者（即假装为另一受试的研究助手）在实验员指导下结对轮流用英语描述图片并匹配。同盟者只需读出目标图片上预先设计好的脚本。本次研究借用了同盟者脚本技术设计了明示性对话和非明示性对话两种模式测试被试。明示性对话方法指为受试提供话题性问答对话脚本，其问题部分是启动句，预设答案选项中包含句型结构完整的目标句和非目标句。要求对话的双方在一个测试中轮流承担受试和同盟者。担任同盟者一方只需读出脚本部分问句，而受试一方只需从脚本的预设答案选项中选出一项念出即可。非明示性对话方法指为受试和同盟者提供话题性问答脚本，要求进行對话的双方在一个测试中轮流承担受试和同盟者角色，脚本中只为受试一方提供了答案要点，担任同盟者一方必须读出脚本部分问句而受试需根据答案提示，自己组织语言给出句型结构完整的回答。明示性对话脚本形式请参看例1。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受试的对话脚本形式如下所示。 例2：A：What are you going to have to eat？（启动句）
B：（Scrambled eggs and toast）（答案提示）
I am going to have scrambled eggs and toast to eat.（目标句）
（六）实验过程
实验一
本实验随机抽取48位被试，将其分为两组，每组24个受试，我们称组1和组2。采用双样本组间设计与t检验，考察了1个组间变量对话类型，对话类型包含两个水平明示性对话和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以同学间一对一的对话为前提，一组接受明示性对话测试，另一组接受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两个对话测试各分两步进行，一次完成。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受试两两结对，一方为受试，一方充当同盟者，共同完成对话脚本一的30个对话。然后，互换角色共同完成对话脚本二的30个对话测试。这样也确保了受试产生的实验结果不会受到练习效应的影响。每个受试要完成30个对话，每选出一个目标句得一分，满分记为30分。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测试步骤与明示性对话测试基本相同，区别在于受试每产出一个目标句得一分，满分记为30分。所收集到的数据均采用spss22.0进行了处理，显著性水平设在0.05。
表中t检验结果表明：通过双尾检验，在0.05水平上，两样本存在显著差异。T（46）=-5.915，p≤0.05。受试在明示性对话模式下的目标句产出（M=13.17，SD=2.444）与在非明示性对话模式下目标句产出（M=17，96，SD=3.127）有显著差异。由此可知，明示性对话组和非明示性对话组二语产出中受试结构启动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这个结果说明，对话模式是受试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存在状态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计算得出两者的效果量为0.43，说明在同学间非显性对话模式下受试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效应显著强于同学间明示性对话模式下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
实验二
在实验二中，我们要对比明示性对话模式下同学间一对一对话模式和师生间一对多对话中结构启动差别。交谈对象不同，对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随机抽取24位被试，称其为组2。考察该组受试在师生间一对多对话中产出目标句的得分。此测试使用对话脚本三有30个问答对话，每段问答有三个预设答案选项，其中一个是目标句。由教师充当同盟者，念出每段问答的问题，24名受试各自从对话脚本从预设答案选项中选定一项并念出，受试每选出一个目标句得一分，满分为30分。收集组2数据，将其与实验一中所收集的组1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实验一中组1完成的明示性对话模式下同学间一对一对话测试满足了实验二的测试需求，实验二无需重复这个测试，组1的实验数据可以直接采用。所收集到的数据均采用spss22.0进行了处理，显著性水平设在0.05。
表中t检验结果表明：通过双尾检验，在0.05水平上，两样本不存在显著差异。T（46）=-1.017，p>0.05。也就是说，两组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对话对象不是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讨论
我们通过计算目标句产出的百分比得出结果：同学间明示性对话测试中，目标句总数是720个，而受试选出的目标句占总数的41%；同学间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目标句产出占总数的57%。在非明示性对话中，受试选出的目标句数量明显高于另一种对话方式。实验二的目标句产出百分比显示：当对话对象为教师时，受试选用目标句占总数的43%；当对话对象为同学时，受试选择目标句占总数的41%。明示性对话条件下，受试与同学对话时选出的目标句百分比略低于与教师对话時选出的目标句百分比。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实验一、实验二都证实受试在此次不同的对话测试条件下受试二语产出中都存在结构启动现象。这个结果进一步证实了2009年王敏的研究结论：结构启动在二语产出中是稳定的心理过程。
实验一发现不同对话方式中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存在状态有显著差异，受试在非明示性对话中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效应强度显著高于明示性对话中的结构启动效应。我们认为导致实验一结果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受试在两种对话方式中投入到启动句结构的注意力多少不同。Naoko（2007）指出不同形式的对话设计引导学习者的注意力投注到语言的不同方面。学习者的注意力有时会投注到语言的流畅性和词汇量上，有时候会投注到语法的准确性方面。“学习者的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处理内容和形式，而内容总是优先被处理，那么放到形式上的注意力资源就非常有限了。”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受试被要求浏览脚本中三个预设答案，理解各个选项的语义的过程分散了受试的部分注意力。受试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同盟者提问时所使用启动句的句型结构上。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对话脚本中只为受试提供了答案要点。受试不需推敲预设答案选项，注意力集中在启动句的句法结构上。回答问题时，受启动句的影响，产出目标句的比率更高。其二，受试在两种对话方式中与启动句协同的程度不同。Pickering 和 Garrod （2004）认为，结构启动是谈话双方的句法表征在会话过程中相互协同的结果。在Pickering 和 Garrod （2004）所提出的会话性连续统上所处的位置不同。对话连续统反应了交谈双方在各种对话形式中（如视频聊天、日常礼貌交际、多人讨论、讲座、演讲和辩论等）的密切程度不同。与为受试提供了完整预设答案选项，不需要依赖提问者话语结构的明示性对话相比，非明示性对话测试中受试需自己产出答案，在急于完成对话时，受试与同盟者话语协同的意愿更强，启动的效應也随之加强。也就是说，受试在非明示性对话条件下更容易受到启动句的影响，产出目标句。受上述结论的启发，教师在二语教学中设计同学间一对一交互练习时应设置没有明确预设答案选项的问答对话练习，更有助于学习者习得并完善句型结构。 实验二发现受试与不同对话对象交谈，其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不存在显著差异。所考察的师生和生生对话方式对受试习得并完善英语句型结构都有促进作用且效果差异不大。相比之下，师生间一对多对话中的结构启动效应略明显些。我们认为导致以上差异的原因有两点：其一，Fay et al.（2000）研究发现在一个五人小组对话中，说话者的语言倾向于与前面刚说过话的那人协作，但在多人组对话中，说话者是与小组中有主导地位的说话者协作。从规模上来看，教师与24个受试一对多问答测试，属于多人对话。测试中教师承担提问任务，主动发起提问，是小组中有主导地位的说话者，受试话语倾向于与教师话语协作；从对话形式来说，教师一人提问，24名受试各自选出自己认可的答案进行回答。受试之间相互不交谈，其形式近似一对一问答对话，属于五人以下小组对话。教师充当同盟者，总是提问一方，每段对话的发起者，受试总是回答者。因此受试倾向于与之前刚提问过的教师协作。其二：Cheng（2002）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证实那些相信教师专业权威的学生倾向于在学习过程中高度依赖他们的老师。教师往往是受学生尊重的并且主导谈话的一方。因此，受试更倾向于与教师语言协同，产出更多的目标句。我们得到的启发是教师在二语课堂上应适时地多采用以上两种对话形式，特别是教师提问学生集体回答这种师生互动形式，促进学习者在教师规范的课堂用语引导下完成自身的二语句型构建。
四、结语
本研究设定了特征明显的句子为目标结构，借鉴了同盟者脚本技术，设计了新的实验方式，考察了在不同的限定条件下受试二语交互产出中结构启动存在状态。实验一的结果表明：以同学间一对一对话为前提，在明示性对话和非明示性对话中，受试二语产出中都存在结构启动现象，受试在这两种对话方式中选择或产出的目标句数量有显著差异。在非明示性对话方式中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效应更强，证实了对话方式是影响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存在状态的主要因素。实验二的结果表明：以明示性对话为前提，同学间一对一对话与师生间一对多对话中受试二语产出的目标句数量没有显著差异，初步证实对话对象不是影响受试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存在状态的主要因素。总的来说，学习者对两种二语交互方式持接受的态度，尤其偏爱师生一对多对话方式。随后，作者分析了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的成因并采用相关理论予以论证说明。上述结论对二语教学的指导意义体现在教学者把握不同对话条件下受试对语言的调整和运用规律，搭建二语交互教学平台，设计有效的英语交互练习，促成结构启动的发生，强化学习者所掌握的正确语言形式，完善已习得的句型结构。当然，本研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所研究的交互过程与自然的二语交互有一定差異。其次，由于实验条件限制，我们只考察对比了同学间明示性对话，同学间非明示性对话，师生间明示性对话三种情况下的结构启动效应，未将各种课堂对话方式都纳入实验中。例如本次研究未涉及师生间一对一的对话模式中受试二语产出中的结构启动。从长期的课堂教学观察来看，作者可以初步假设这两种对话模式中学习者二语产出中结构启动效应有差异，此假设有待于后续实验的证实。因此，本研究的结论是阶段性的、有局限性的。以后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究二语交互中结构启动还受哪些因素的制约，对二语习得有什么影响，继续发掘结构启动与二语学习发生机理的关系。
参考文献：
[1]Bock，K.Syntactic persistence in language production [J].Cognitive Psychology，1986，（18）：355-387.
[2]Branigan，H.P.，Pickering，M.J.